两人希望公平地瓜分一处财产，但不易达成一致，于是决定抽签。抽签的规则就是程序；不易一致的人，依靠程序解决了问题。靠程序分财产，不过是一种小聪明；靠程序来管理某个系统或社会，那就不能不需要大智慧。
为处理某一复杂事项设计一套决策程序，当然不像设计一套抽签程序那样简单。
不妨将依靠程序的决策方法称为程序化方法。
如果不考虑决策的具体内容，在一般形式下，可将程序化方法大致表述为：
设P是某个有待处理的事项。为处理P，需要形成一套决策S；为得出决策S，又需要设计一套规则R，使得决策者依据R能够顺利地得出决策S。
规则R就是所需的决策程序。
决策S通常也是一套规则，即处理事项P的规则。
而R则是决定规则S的规则，或者说制定规则的规则，因而也称为元规则。于是可以说：
程序化方法就是依靠元规则来制定规则的方法。
程序化方法有如下优点：
简明性
元规则R仅关涉议事程序，不涉及议决的具体内容，因而相对于S而言，R在形式上是高度简单明晰的，更容易被理解、把握与操作。
易受性
不涉及具体内容的元规则R，在利益上是中性的，因而更容易被各方一致地接受。对于R未必完全没有争议，但即使有也远少于对直接关乎利益的S的争议。
通用性
与规则S比较，元规则R具有大得多的一般性，因而在应用上更具普遍性，可以当作某种通用规则使用，这就大大节省了制定规则的成本。在大多数情况下，在作决策时仅需引用现成的通用程序，而不必临时制定新程序。
高效率
遵循元规则的决策过程，步骤明晰，少有争议，这就大大提高了决策效率。
合法性
对依靠元规则的决策过程的正当性与公平性通常有高度共识，致使对决策结果S难有争议，即使对之不满意者亦无由置喙。这就保证了决策的合法性。
程序的统治，意味着系统地、普遍地应用程序化方法。程序的统治无非就是元规则的统治，当然也是规则的统治。
与程序的统治相对立的，是个人意志的统治，即人治。
人治未必完全摒弃程序，但绝不会让程序占据支配地位，而且根本就没有稳定持久的程序可用。
或许有一千条理由说明，可用个人意志来代替规则；也不否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个人意志能如鲜花盛开，光彩照人。
但从长远来看，个人意志是靠不住的，而经过历史锤炼的规则，尤其是元规则，则更加稳定可靠。因此，程序的统治必定胜于人治。
程序化方法的发明与成熟，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今天已不易追溯其历史起点。
人们今天所熟知的那种程序化运作，原出于西方，不为我们的先贤所知。但由此就断言，我们的历史传统中全无程序化元素，则并非事实。
实际上，无论先秦时代列国会盟的论坛，还是历代王朝的宫廷，都不会缺少某种多少定型的议事规则。例如，唐代宫廷中，由“三省”（尚书省、中书省、门下省）主导的“拟旨”过程，就是高度程序化的。当然，古代宫廷中的那套议事规则，与现代决策程序比起来，其距离还十分遥远。
在西方历史上，程序化方法的演进主要与政治及社会的民主化联系在一起。
在近代民主制的发源地英国，议会政治首先培育了最初的议事规则。
出现于800年前的英国《大宪章》，主要涉及君主与其臣属的权责划分这种实体性内容，但也包含某些有关程序的规定。
1688年之后一直稳定运行的英国议会，其议事程序不仅成熟稳定，持之以恒，而且近于刻板；更配之以源于中世纪的那套古老礼仪，乃至在议会厅堂上成日上演着某种地道的“仿古戏剧”；然后通过现代媒体，这一幕幕被传送到世界各地。
这种有点怪诞的英国古风，且不说它是否堪为程序化方法的样板，作为程序化方法成功的例证则无疑问。
在历史短浅的美国，英国传统发挥了十分正面的作用。
从建国伊始，就有一套源自英国的成熟议事程序可用，不能不说是美国的一种幸运。
美国立国之前，北美13州各自为政，在缺乏中央权威的情况下，居然能坐到一块，就一部宪法达成共识，简直是一个奇迹，这一奇迹就出现在1787年的大陆制宪会议上。
不要轻描淡写地将这仅仅归功于美国国父们的睿智贤明。倘若没有制宪会议上那套健全的议事规则，或许今天的北美依然四分五裂呢。
有人说人民创造历史；也有人说英雄创造历史。其实，完全有理由补充说：决策程序也创造历史！当然，在“程序创造历史”之前，历史已经创造了程序。
以异乎寻常的热情关注并制定程序，似乎纯粹是西方人的一种怪癖。
将议事程序当作一门独立学问，系统研究并著书立说，更是只有西方人才有的雅兴，正如只有西方人才有书写逻辑学的雅兴一样。
如所周知，逻辑就是思维规则。立意为思维制定规则的那部分人类，也会想到要为决策制定规则，这不顺理成章吗？
在意识到要为决策制定规则的许多人之中，历史特别记住了一个标志性的人物，他就是美国人罗伯特。
当罗伯特还是一个25岁的中尉的时候，他就发现“人是最难被说服的动物”，从此放弃靠说服求同的希望，立志推出一套通用议事规则，靠规则来实现社会的协调。
1876年，罗伯特出版了他的《议事规则袖珍手册》，这就是至今通行全世界的《罗伯特议事规则》，到1990年出到了第9版，140年来在全球发行了千百万册。
在人类文明史上，《罗伯特议事规则》也许只是一本小书，它尤其进不了思想家的殿堂——“议事规则”根本不涉及思想，它只讲形式，不论内容；或者说，只有骨头没有肉！但至少有半个世界对之着迷，就足见现代人有多崇尚程序了。
抛开程序化方法的社会功能与历史作用，仅仅着眼于它的方法论价值，也是很有趣的。
从方法论的角度看，程序化方法无非是将人类思维划分为两大步骤：首先确定元规则，然后运用元规则来制定次生规则。次生规则涉及各个领域，庞杂无序；而元规则就较少、较简单、更具普遍性且被广泛认可。首先制定元规则的方法，为人类的思维模式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它处处引向简捷、高效与和谐，是理所当然的。
可惜，这场思维模式的革命，在很长时间内仅使半个世界受益。
令人遗憾的是，罗伯特在中国几乎毫无影响。
也不能说，近代中国领袖都刻意排斥议事规则。至少孙中山就竭力推荐过《罗伯特议事规则》一书。但我不知道，今天的年轻人是否听说过这本书。
稍有阅历的人都会断言，要今天的年轻人去阅读《罗伯特议事规则》，纯属痴人说梦！
在今天的社会中，谁用得着这个劳什子？你在什么会议上见过人们真将议事规则当一回事？
谁都承认，我们生活在一个会多居世界之冠的国度中；但谁也明白，几乎所有的会议实际上只有两件事：听取报告；领会精神。
主要用来表决的议事规则用得着吗？即使偶尔遇到需要议决的事项，主持会议者也绝不缺少临场指定规则的权威与能力，谁又能特别较真呢？
在会议摆脱规则束缚这一点上，中国式智慧已表现得够典型了。但这绝不是发挥中国式智慧的唯一场合。凡需用到某种程序的领域，例如鉴定、司法、审计等等，人们总可以凭借中国式智慧来摆脱规则的掣肘，以达到最大的随心所欲。
例如，现代法治所倡导的那种侦讯——检察——审判的司法程序，岂能适应“从快、从重”的办案需要？代之以公检法“联合办公，三堂会审”岂不痛快！
这样一来，在这个流行走程序的世界上，我们就成了例外。但确有甘居例外的某些理由。
首先，现代世界流行的种种程序：会议程序、核算程序、立法程序、司法程序等等，都属于出自西方的“那一套”；而不用那一套，在我们这里已经成为一种普遍信守的戒律，近年来尤其被提升为某种国家哲学，谁敢违反？
如果某场会议结尾时，领导宣布：“如果大家对决议没意见就鼓掌通过”，一个不识相的人站起来，居然坚持要不记名投票，别人能不把他当作异端、当作政治上有疑问的人吗？
再者，过分强调程序，总不免有本末倒置之嫌。
无论什么事项，第一位的事情难道不是把事办成吗？
办成事才是目的，走什么程序不过是手段；事情的内涵才是内容，程序的选择不过是形式。
在论述目的与手段、内容与形式等等的所有教科书中，人们早已熟悉了近乎经典的结论：只有目的、内容才是真正重要的，纠缠于手段、形式的选择与固守，不仅无益，实在已有机会主义的嫌疑。
况且，某些似颇时髦的程序观念也难以接受。
例如，依照现代司法程序，在案件被判决前，在法庭上控辩双方具有完全平等的地位，尤其不能称被告为罪犯，更不能对之加以有辱人格的标志，如穿囚服、剃光头之类。被专政思维训导了几十年的人，能接受并习惯这一套观念吗？
无论程序化方法在半个世界中已成为一种习惯，一切都受程序的统治；在我们这里，究竟是优先考虑程序，还是就事论事，将程序撇在一边，还远远没有定论。即使看来很开明的人，似乎也觉得还是不拘一格、相机行事好。
这样一来，我们就难免继续甘居例外了。
在程序化方法的诸多优势之中，最值得强调的，应当是合法性。
程序化方法无疑有简单高效的好处，它使人们不致纠缠于无谓的争执，或陷入茫无头绪的混乱。
但是，一个精明强干的管理者，即使绕开任何程序，仅仅依靠其精心筹划与权威手段，也可能实现高效的管理，甚至达到比程序化方法更高的效率。
程序化方法固然有避免争执的好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走出众口难调的死结的唯一途径。
但是，永远也不难举出例子来说明，一个权威的管理者，不需要任何程序，仅凭其快刀斩乱麻的果断与不容置疑的威权，就足以摆平任何争执，且让所有可能的非议者闭嘴！
即便如此，即便在无数的事例中，非程序方法同样达到了简便、高效，甚至获得更高的认同与欢呼，但是合法性呢？
如果根本没有每个人都能了解与认同的规则可循，凡事唯主事者的个人意志是从，这公平吗？
不用走任何程序，一呼隆就废掉了一个国家主席，痛快则痛快矣，但合法性呢？
诚然，在某些时期或某些情况下，人们乐意将自己的命运，付托给某个能力超群的首脑，根本无意去质疑任何非程序决策的合法性。但是，谁能保证，对于首脑的这种授权永远有效呢？一朝合法就会永远合法吗？
合法性只能来自于规则，来自于程序的统治。
合法性就是公平正义！
而合法性源于对于公众意志的服从，规则或程序则是公众意志的最合理体现。因此正义与程序紧密相连，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如此关注程序正义。
一提到程序正义，主流学者们就会在一旁窃笑：什么资产阶级的陈腐货色，我们要的是实质正义，它不知比程序正义要高出多少倍！
对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字面上的争执毫无意义，真正诚实的人只要睁眼看看世界，看看坚持程序正义的那半个世界治理得如何，而号称实质正义的地方又有多少真正的正义！
我们已有几代人的记忆无缘于合法性一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合法性不重要，也不意味着我们的历史传统就不包含合法性要求。
恰恰相反，在我们的传统中，始终是合法性来源的道统与纲纪的地位有如天理，而道统与纲纪中就包含了世代相守的程序。例如，权力继承程序之于合法性，其重要性简直无与伦比！既然终究无法避开合法性，我们能够长久地置身于程序的统治之外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