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国民党已衰败到什么程度，在台湾选战中艰难挣扎的国民党人想必体会至深。民国先贤如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即使地下有知，大概也想象不到，国民党的党运之惨烈竟一至于此！今天，国民党唯一聊以自慰的是：终究有一些历史学家，好歹从其百年历史中发掘出若干事实，多少充实了其成功记录。只是，对此国民党也没法开怀喜庆：那也只是无心插柳而已！
要说民国政要们如何致力于发展经济，或许无人相信。不是说民国人没有建国理想，而是根本没有这种时机。抗战时期就不必说了；就是十年内战中，蒋介石在干什么？大部分时间都坐镇南昌“剿共”去了，哪有心思顾得上经济？仅仅是为筹集军费，就已经焦头烂额；还不说那一大堆公务员等着发饷；文教卫生等绝不能少的投入；各路土皇帝催要的拨款……。
幸而有一批人，无需任何人催逼，就在努力经营，拼命奋斗，他们就是那些“乱世不忘发财”的实业家、小业主、市井趋利之徒。无论北洋还是南京，都不太可能给予这些人多少支持。但中国商人就是有超人神技——他们大概要算这个世界上最有进取心的创业者，再加上当时颇为有利的国际环境，居然干出了一番事业！
中国商人以其世上少有的精明，选择自己的创业之路。他们首先瞄准广大人口所需之日用品，尤其是纺织品；纺织业发展之快，立即让外国竞争者感受到压力。到1920年代末，纺织业的总产量甚至超过英日两国。1936年，一半以上的纺织品来自机器生产；纺织品的出口，达到总出口的1/10 。从1912年到1933年，各种工业品的年均增长率达到：钢铁9%，煤8%，棉纱锭子12%，轮船吨位12%，铁路里程10%。在所谓黄金十年（1927—1937），年均经济增长率在11%以上；大学生人数增长了94%。这些数据，在当时世界任何国家，都算辉煌业绩了。
与具体数据比较起来，另一些事实的说服力可能不那么清晰，但或许更能解释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中国人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快速，生产出西方产品的仿制品，这些廉价得多的“洋货”销往全国各地，使得即使最偏僻的乡村，也出现赶时髦的人所追求的西服、皮鞋、唱机等等商品。那些表现出异常天赋而又无所顾忌的仿冒者，无疑正是今天温州、晋江、义乌那些仿制大王的先行者！
那个时期最主要的变化，是无数普通人的生活，急剧地卷入世界潮流；而这正好与国内外贸易的快速发展相呼应。对外贸易额，从一战时期的100万两，增加到1931年的324万两。1923年，中国是签订简化海关手续的国际公约的十个国家之一。现代银行业迅速占领全国的金融领域，民国时期的私人银行达到293家。
据一些西方学者调查，农村状况亦出现重大变化。自耕农超过半数，佃农不足6%，大多数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有所提高。在1930年代，人均身高有所提高，这反映了营养状况的普遍改善。
上述或许很不同于今天的教科书，但还是会被一些学者记住。
在政治领域，民国似乎没有留下多少正面印象。民国的政界大佬们，忙于争夺政府控制权，不太可能有多少心思，关注政制的改良。就整体而言，民国的政治现实，无疑远离孙中山的共和理想。
但有一个比这些更重要、却几乎完全被忽略的事实是：民国的官员既不是穿大褂的满清老爷，也不是穿毛式服装的工农干部；他们大多是接受了西学的新一代人，其中不乏数量可观的海外留学归国者，政府上层尤多。在1931年，半数以上的县长受过高等教育；至1936年，省级政府中的高层官员大多大学毕业，1/3拥有国外学位；只有极少数出自赳赳武夫。这种广泛的西学背景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无论政府公文与国家领袖唱什么主义高调，大多数公职人员的头脑，毕竟被当时世界流行的观念支配：文明、自由、民主！正是这一基本的因素，大大弱化了民国政治中不可避免的顽固保守的一面。
当然，上述西化倾向的作用，只能是潜在的、不经意的，因而收效有限；没有人去挑战“军政、训政、宪政”等既定国策。不过，即使是无意识的“润物细无声”，其作用亦不可忽略。许多外国观察家注意到，正是那些受过西方教育、具有专业素养的公职人员，默默地效法西方同行的工作，扎扎实实地奠定着文明制度的基础。
这样一个静悄悄的过程，在司法领域的积累效果最为明显。正是那些熟悉西方法治的学者、专业人士，执笔写下了民国的民法及其他法规。在这些人的主持下，民国的监狱制度实行了根本改革。我不知道，后来王立军们的所作所为是改进还是倒退！所有这一切，当然不太可能直接经蒋介石等人之手，其时蒋氏忙于军务，无暇他顾。蒋氏的最大贡献，或许就是不去强行干预行政与司法专家们的创制实务。
自清末开始的选举，一直在缓慢推进；1936年几乎实现的民选“国民大会”，被次年开始的战争打断。抗战中的“国民参政会”，虽然主要是块招牌，但还是让一些愤激之士有了骂国民政府的机会！
如果只观察1924年前后，那么可以说，国共两党都是列宁主义的产物。这就用得着曹植的那句话：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另一方面，两党的区别又是如此之大，结局如此之不同！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国民党追随列宁主义终究是半途而废。对此，斯大林至少要负一半责任，当时国民党要求加入共产国际的申请都已递到斯大林手里，却被婉拒了；而中共则是学习列宁主义的优等生！国民党虽然也喊过几句列宁主义的口号，但它更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它不仅有“联俄联共”，还有《建国大纲》！孙中山奔走大半生，主要经历的是西方世界，他的社会理想，不能不主要以西方价值为依归。而在国民党阵营中，有类似经历的岂止孙中山一人？民国政府，当然不是什么追求自由的典范，给予人民的自由也十分有限。但它还不至于公然信奉一种反自由的哲学，至少不视自由为洪水猛兽！
在维护自由这一点上，民国只能算是功过参半。
竖起自由旗帜的不是民国政府，而是自由主义反对派。政府的功劳在于，它终究容忍了反对派的存在。民国的自由主义反对派力量之强大、观念之先进、态度之坚决，甚至获得了可观的国际影响。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即由中国自由派人士张彭春担任，正是此人，在1948年为联合国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你相信吗？
自由最可信的标志就是独立媒体的存在。在1930年代中期，有910种报纸出版，其中很多报纸对政府持激烈批评。最著名的《大公报》经常登载痛批蒋介石的文章。有十多种刊物讨论人权、司法等尖锐问题。像斯诺这类左派作家的著作，在中国境内广泛发行。在内战的关键时期，左派出版物甚至超过了倾向官方的出版物；出版《资本论》的广告，都登到了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上。
这一切，在今天看来简直匪夷所思。它们当然绝不可能是蒋介石的有意推动，不过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民国统治者具有某种文化优势，国家恰恰占了这个便宜！尽管如此，还是不能说，民国政府在文化建设方面功劳卓著。最主要的是，那根本就不是一个顾得上文化的时代！在那种兵荒马乱之际，政要们哪里还有那份闲情逸致，想到文化上来？
不过，或许正因为如此，文化才成了民国的亮点！文化是这样一个领域，它恰恰不需要政府去管它，政府只需将该投入的那份钱给它就够了！在这一点上，政府或许不够慷慨；在那个局面下，它也慷慨不起来。不过，当你看了民国遗留下来的图书馆、博物馆、剧院，看了民国主持的故宫文物搬迁、安阳殷墟考古，说“政府不慷慨”这几个字都难以启齿了。
也不能说有一个在文化建设上雄心勃勃的政府；主要在于政府中多了几个读书人，而读书人岂有不爱文化之理？在民国绝不可能发生拆毁北京城墙这种事情，也就是这个道理。
民国文化繁荣到什么程度，不妨用一句话来概括：当时的中国人涉及到了世界文化的几乎所有领域，而且在许多领域的修养，达到了当时的顶级水平！此处只能以一鳞半爪来作例证。北京图书馆编的20卷《民国时期总书目》，囊括了10万册图书。它的法律卷收录了4400个书目，社会学收录了2600种出版物！据1961年统计，民国汇集的世界各地期刊达2万种！对于一个民穷财尽、严重缺乏外汇的国家来说，这简直算是挥霍了！
民国的批判者早就有了一句现成的话：丧权辱国！即使民国在其他方面一无是处，恰恰这几个字绝不适用于民国！且不说那是一个民族主义高涨的年代，单说蒋介石其人，就是一个天性固执的民族主义者，还不失几分“天朝”情结。对于他似乎不敢得罪的美国，他的傲慢、顽固、难打交道，在华盛顿也尽人皆知。如果这个国家一定会出一个卖国贼，肯定不会是蒋介石！这一点，蒋的主要对手毛，其内心大概也是不否认的。
蒋介石最为人诟病的是，在1937年之前的一连串对日外交失败。日本是世所罕见的虎狼之国，其侵华的野心由来已久，蒋介石比任何人都更清楚。我刚刚看到的一个历史文献片披露：1934年蒋介石在追击红军途中来到四川，顺便考察了重庆，当时就决定将以重庆作为未来抗战的首都，而此时离抗战爆发还有3年。
知道这一点，还说蒋介石无意抗日，肯定说不通。
蒋介石本人当然谈不上什么外交才能；但他能放手用一些一流的外交干才。宋美龄的角色特殊就不说了。像顾维钧、颜惠庆这样的外交家，我不知道今天是否还有人可与之比肩。
民国外交的那些最引人注目的活动，当然离不开抗日这一主题。但那已为众所周知；下面有意举两件较少被人注意的事。
其一是大体保持了领土完整。民国几乎完全继承了满清的版图。今天的人不熟悉历史，以为这件事情很容易，似乎天经地义。其实远不是这样。满清从明代继承的国土要小得多。经过康乾盛世的扩张之后，领土达到1300余万平方公里；即使后来遭到俄罗斯的侵蚀，到清末时还保有1100余万平方公里。陆上边界线漫长，四边都有强邻虎视眈眈，例如北方的俄罗斯，南方与西南方的英法势力。如果某个列强乘中国内战之机，在新疆、西藏、云南等地的边界线内某个地方挖去一块，兵弱国穷的中国，恐怕很难有反制之力。除了俄罗斯霸占了蒙古之外，这种情况居然没有发生，实在是一个奇迹！这或许有幸运的因素，但也不能不说是成功外交的结果。
其二是利用二战中的新形势，及时地收回了鸦片战争以来丧失的大部分权益，例如废除了几乎所有不平等条约，仅有中俄条约除外。到1945——没记错，不是1949——年时，说“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可谓正当其时。
南京人爱夸耀他们这个“六朝古都”，但多半没有人联想到：凡建都于南京的国家，都没有长久的国运！这是什么劫数，无人知晓。就是孙中山奠基的民国，也没有逃过这一劫数！无论今天台湾的国民党打什么旗号，民国都彻底地沉没了。未来的民国，将只是历史学家手中的一件文物，没有多少机会进入大众的视线。
那么，本文叙述的这许多民国往事呢？且不说它们多半不为大众所知；就是大众相信这些全是真的，恐怕也难以获得很高的评价。关键在于，这些成就多半不是政府与领袖的“匠心独运”，而不过是“无心插柳”的结果罢了。
经过70年的训练之后，中国人的思维已经完全格式化了。他们并不看重结果本身，只看重对结果的解释，甚至解释就是一切！重要的不是做了某事，而是那事是谁做的，是在什么主义的指导下、为着什么目标做的。如果出于主义的崇高目标，出于领袖的雄韬伟略，那么就是伟大的成就！如果仅仅是芸芸众生的默默而为，那算什么？
真不幸！民国的许多成就，恰恰就是许多人的默默而为，对于前朝政要来说不过是无心插柳。这些真的该让其沉没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要说，人类的大多数成就都该沉没！因为除了极少的例外，它们也不过是“无心插柳”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