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征服者是些鲁莽武夫，还是些刁滑奸人？要回答此问题，不妨去问问那些命运惨酷的被征服者。不过，历代都有一些高明的征服者，他们的征服艺术就是：
将行刑的屠刀授予征服者刻意选定的受害人。
这种征服艺术有一个不雅之名：借刀杀人。这门艺术，应当作为不朽的智慧收入文明史的宝库，还是作为恶的证据被后世记取呢？
讲述征服的故事，从蒙古人开始是很自然的：蒙古人曾经是历史上最成功的征服者。你不要因此而心生愤懑，以为又是在丑化中国人了，这与中国人没什么关系！将蒙古人的征服事迹记在我们先人的功劳簿上，那是让全世界耻笑的一种可怜攀附！
蒙古人曾经征服的，不是哪一个国家，而是几乎整个古代世界！包括金国、西夏、南宋、波斯及中亚各国、阿拉伯帝国、俄罗斯、印度的一部分，还重创了东中欧、东南亚等地。以区区几十万骑兵，战胜如此众多的敌人、占领如此辽阔的土地，实在是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想象力！蒙古征服者不是来自外星球的另一个人种吧？没有的事！他们的后代今天还生活在其故土上，平凡之至浅陋之至，是人类文明史上地地道道的落伍者。蒙古人掌握了先进的秘密武器吗？没有的事！普通弯刀而已。蒙古人具有无人能及的高超军事战略吗？没有的事！一个几乎没有自己的文明史的野蛮民族，谈不上什么历史传承，成吉思汗本人至死都是目不识丁，他从马上得来的世界知识，不会比一个中亚牧民多多少。蒙古人得到了盟友的强有力支援吗？没有的事！蒙古人没有盟友，也不需要盟友。当时的世界，只有两种人：打翻在地的被征服者；瑟瑟发抖地等待蒙古来征服的人。蒙古人有神助吗？我想不出什么理由，神要帮助这样一个愚昧、残暴、几乎无信仰的民族！
如此说来，岂不更神奇了，蒙古人那自古迄今最伟大的军事成就，就更没有合理的解释了。我不知道历史学者是否因此而烦恼；反正，迄今都没有特别令人信服的解释。或许，正因为如此，这才成了一个容许更多的人发挥想象力的问题。
这样，我来贡献自己的解释，就不那么唐突了。
在我看来，蒙古人的优势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其中有两条特别重要，却恰恰至今都被人们忽略。简言之，这就是时机与恐怖！
首先是时机，这并非蒙古人的有意选择，而是他们幸运地碰上了一个最佳时机：当蒙古人四面出击的时候，
他们的主要对手奇迹般地同时处于极度的衰弱状态！
具体情况就不细说了。这一条，当然不算蒙古人的本事，只是他们的运气！
其次是蒙古人的独特战略。如果说他们终究还有什么战略的话，那就是恐怖战略：
最大限度地制造恐怖，让大多数敌人在实际战斗之前吓倒瘫痪！
在战争硝烟尘埃落定800年之后，去想象与谈论那时的恐怖，大概已不着边际了。现在能肯定的只是：最大的恐怖无非是一个字：杀！或许，蒙古人将杀人当成是他们在故土上宰杀羊群了。他们到底杀了多少人，永远也不会有准确数字了。中国史书上有一点记载：南宋灭亡时，人口损失达9/10！你我的祖上，多半都是蒙古人的刀下之鬼；明白了这一点，你还会兴致勃勃地尊成吉思汗为民族英雄吗？
现在我才点出正题：在蒙古人大屠杀的恐怖之中，最诡异、最惨酷的景观就是：在蒙古人所向披靡的战场上，挺进中的蒙古大军的前锋，你猜是什么？是武林高手吗？是草原上所向无敌的铁骑吗？是勇冠三军的猛士吗？是特别搜罗来的神兽吗？那么，你的想象力就还差了点，全都不是！恰恰是一些最不足道的人，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弱者：敌方的平民，包括老弱妇幼，战争中的俘虏——所有能用作“盾牌”的东西。这一色彩斑斓的前锋，岂不是战争史上最撩人的奇观！只是当前锋如同瓜菜般被刀削斧砍的时候，那场面就没什么好看了！或许，敌方战士的亲人正好就在其中，敌方的抵抗还能不瓦解吗？
如果说，以敌方的平民及亲属打头阵，是蒙古人的独门绝技，那也并非如此。此法在现代甚至被更广泛地运用，其运用艺术甚至达到了新的高度；只是，不是用在边关御敌，而是用在内斗上。说来实在令人心酸，现代中国的斗争艺术都是在内斗中锤炼出来的！
当某位西方政要访问中国时，领袖兴致勃勃地向其介绍陪坐的陈毅元帅，称他是打败了百万大军的统帅。客人只是礼貌地回应：我们西方人不大愿意提到内战。这种观念上的骇人差距，我不知道是个人差距，还是文明差距！
确实，今天不能回避一个事实：在我们的历史、我们的传统、我们的文明中，内斗实在太重要了！简单地说，它决定谁来坐天下！难道还有比坐天下更重要的事情吗？内斗构成了《二十四史》的主要篇章，更构成现代史的核心内容。文革期间，领袖亲自定下的经典说法就是：中国革命的历史，就是“十次路线斗争”的历史！局外人一定会十分纳闷：精力全都用在路线斗争上了，还顾得上革命吗？路线斗争的对象都是党内同志，他们真的如此凶恶，需要全力对付吗？
中国的内斗，或许留下了最壮丽的史诗，或许为大人物留下了胜似凯撒《内战纪》的不朽记录，但肯定不会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丰碑；它可以是谋略、智慧、角斗、竞技爱好者的珍品，可以作为《孙子兵法》的续篇，但绝对进不了文明史的圣殿！
今天的年青人，多半不知道什么是“十次路线斗争”。这是被“历史虚无主义”掉了吗？十次的对象依次是：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罗章龙、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这些人肯定都是毛所不喜欢的人；但是否全是坏人，则只能见仁见智。至少，其中一大半今天仍然坐在革命先烈祠中。
值得关注的是：毛为何独独屡战屡胜？他的制敌神器是什么呢？
十八般武器难以尽述，真正最重要者或许只有一个：彻底的精神征服！就说上面所说的那十个失败者，除了张国焘林彪逃亡、陈独秀是任何人也对之无可奈何的犟牛之外，哪一个不被精神征服了？仅仅是这种胜利记录，就足以称得上史上最伟大的征服了！
就说精神征服，其战胜宝器也是足以装满一个百宝箱的。这里只是挑出其中最厉害的一件：它唤作以毒攻毒！具体说来，就是用那些对被批斗者依附最深的人来充当批斗者。这一方法，几乎百发百中，批斗对象几乎没有不精神垮塌的。斗王明，用与他相伴从莫斯科回来的康生；斗张国焘，用张在四方面军的那些老部下；斗高岗，用他的陕北战友；斗彭德怀，用他的老婆浦安修；斗刘少奇，用他的女儿刘涛；斗胡耀邦，用他的“桃园三结义”的挚友王鹤寿，不易控制感情的胡竟因此而大哭了一场！如果斗小人物，那就更加无所不用其极。斗戏剧家吴祖光时，就反复劝说其妻子新凤霞离婚，谁知这个女人却不让须眉，软硬不吃，就只有让他们夫妻双双当右派了。这倒是成全了他们，以致留下一段艺坛佳话！
留下的精神征服宝典，也够未来的征服者揣摩的了！
作为一种谋略，“各个击破”当然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智慧，古今中外都不乏其用。就是成吉思汗征服世界，他还能不分先后，还能毕其功于一役？显然只能依据具体情况各个击破。对于蒙古人来说，进军过程中的各个击破，与其说是一种谋略，还不如说是别无选择。不过，顶级的“各个击破”大师，却绝对属于现代中国！
即使有意识地运用各个击破的谋略，具体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此处专注于内斗中的一种整人绝技：用下一个对象整当下的对象。最佳案例就出现在1960年代。
这个案例涉及不少人，但主要者是刘少奇、彭真、习仲勋三人。此三人都是领袖所不喜、欲清除之人。不喜欢刘少奇就不必说了。其实，除了1960年之后刘有所冒犯之外，刘对毛的忠心耿耿是日月可鉴的。真正的冒犯只是一件事：大饥荒中刘竟然犯颜进言：“（大饥荒中）人相食，是要上书的，要写上你我的！”尽管这句话不过是善意的提醒，并无恶意，但被触犯的领袖哪里饶得了刘！毛不喜欢彭真的主要理由当然是彭跟刘太紧；其次也是因为彭对大跃进持明显的否定态度，曾组织一批人整理有关大跃进的材料——后来此事被称为“畅观楼反革命事件”。领袖也不喜欢所有牵涉刘志丹的陕北人，其心结颇为费猜。刘志丹之死至今都被人认为疑云重重。而习仲勋则恰恰卷入了那个“小说反党”事件：一个陕北籍作家写了一部关于刘志丹的小说。有人揭发这是为高岗翻案，而小说作者得到了习仲勋的支持。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任何人都会觉得很正常的事情，在那个奇葩年代，竟然就成了致人入罪的罗网，就是生性谨慎的习仲勋也无可逃遁。
毛首先将习仲勋交给了彭真。彭那时主管政法委，整人无数，树敌很多——这种形象或许正是毛所乐见的。彭也确实是整人高手，还在延安时代就练就了全套本领，在北京市长任上连大学生都不放过；收拾习仲勋只算是打一只死老虎。
彭真此后日见张扬，权势熏天，实际上成了总书记邓小平的副手，又一直是刘少奇的近臣。这就脱不了与“刘邓黑司令部”的关系，毛只需寻找一个下手的机会了。恰好江青正在部署文革的第一仗：批判《海瑞罢官》，竟受到彭真的冷遇，这就铸成了彭的大罪。谁去收拾彭呢？当时彭已经是不小的人物，该毛亲自出手了吧？他才不！毛早就有了绝佳的主意：由刘少奇亲自去收拾他的这位爱将！当时在最高层不乏明白人，已看清了刘的厄运将至。刘本人意下如何，至今无人知晓。他可能无可奈何，也可能以仍然有斩大将的权力而得意，总之毫不犹豫地担负起收拾彭真的任务，做得还有几分得意，以致亲自给一些党外知名人士解释：清除彭真等如何必要、如何意义重大！这种表现，就很难叫明白事理的人理解与同情他了。
下一步就轮到刘少奇本人了。按照当时的标准说法，刘是“中国最大的赫鲁晓夫”，不可能只安排一个人去收拾他，而需要筹备多时的队伍全体出动了。但核心的谋略依然不变：用下一批该清除的人！整刘的主要力量就是：林彪、陈伯达、陶铸、戚本禹等人，这些人后来的下场就不必说了。还有一个整刘的主将周恩来，岂不同样在领袖的整肃目标之内！只是这个目标太大，后来领袖已经力不从心了。
这种整人绝技，在征服对手妙诀的百宝箱中，我不知道还会有什么更胜一筹者！有了这种绝顶功夫，还能不无往而不胜！
无论是“以毒攻毒”，还是“各个击破”，都需要在打击对象之外另寻一人充当打手。这都算不上是整人艺术的巅峰。更胜一筹的办法是：根本无需另觅他人，就以挨整者充当打手，或者就以受刑者作为施刑人，这才算彻底征服了清除对象，才是整人艺术的最高境界！
但仅凭常识就知道，叫人“自残”或者“自虐”，是几乎不可能的难事啊，有可能吗？不错，叫人自残，确实是天下之至难。但正是要做成他人所不能做成的事，才能达到征服的极致！
为了让人自残，毛发明了一件举世无双的神器，它唤作检讨。凡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检讨是无人不会、无人可免的，上至最高层——当然老大例外——下至升斗小民，老至八十老翁，幼至小学生！今天每天都在上演的一幕就是：落马贪官作检讨，痛哭流涕、捶胸顿足！任何人一旦惹罪，无论实与不实，倘不检讨，休想过关！
有人说，这不就是西方人的忏悔吗？其实，在某个神职人员面前的忏悔，毫无政治意味，而且多少包含某种真诚的悔意。但中国式检讨，所关注的并不在于你是否真心忏悔，而在于你是否服软、投降！而且，检讨书可不像忏悔存于教会无人知晓，它是要存档作为罪证的。
这种战术效果如何？灵极了！只需要看一个例子，就是总设计师。谁都知道，史上三起三落的邓，其所以每次得到领袖的赦免，认罪书是绝对不能少的。即使到今天，仍然有一些前朝遗老，盯着总设计师的三次检讨不放，说他自食其言，翻案反悔。这些人就不想想，在那个年代，倘不检讨，能过关吗？那些“欲加之罪”，即使检讨过，还能真的认了？自食其言，固然不佳，但那是检讨文化的错！这些都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真正重要的是，如果邓不翻案，你今天到哪里去坐享改革开放的实惠？公平地说，无论邓有多少过错，唯独“翻那些检讨的案”，绝不应在被追究之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