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的迷思

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最激烈地谴责了封建主义；也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至今还觉得封建主义无处不在。但就是没有多少中国人能说清楚，什么是封建主义。

如果有什么“主义”在中国思想界最不清晰，那就是封建主义了。这就不免促人思考：对于与封建主义有关的迷思，能否澄清一二？

封建王朝？

近现代的大多数社会观念，诸如革命、进步、社会主义之类，都来自西方。用久了之后，似乎就成了我们自己的东西，甚至干脆认为它们与西方无缘，从来就属于中国：难道西方人也懂社会主义？

那么，经常与资本主义连在一起被批判的封建主义呢？可能大大出乎你的意料之外，封建制一词恰恰属于本土，是我们老祖宗的遗物，可不能稀里糊涂地当作西洋泊来品丢出去！“封建”二字最早出于《诗·商颂·殷武》：“命于下国，封建厥福。”到唐代柳宗元写《封建论》的时候，对于何谓封建制，儒者早已有了共识。

或许又有人理直气壮地出来纠正：此封建非彼封建也！中国古代不早就有了“共和”一词吗，但与今之共和毫无关系。古代中国的所谓封建，岂不同样如此！可惜，这一纠正恰恰不成立。古人所理解的封建制，无非是始于西周的分封制，即由王朝给王族、功臣等分封领地的制度。这种制度非常接近于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尽管今天所理解的封建制之内涵更丰富些。

问题是，如上的封建制早已由秦始皇在两千多年前终结了！真是不幸，这给中国历史留下了一个超过两千年的空白：因为老祖宗已经规定好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路径，就是依次经历原始社会、奴隶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而来自西方的资本主义又并未在中国真正立足，那么自秦至民国就不知叫什么社会了。而谨守老祖宗遗教，从来都是中国学人自古不变的传统；老祖宗换成了外国人之后岂不也应如此？介于奴隶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封建社会，是绝不可从中国历史中切去的。

似乎尚能自圆其说的理论是，将从秦朝至民国的这一整段全部划入封建社会之内。这一划分的最大好处，是符合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口径：现代红色革命的主要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倘封建制已消亡于两千年前，近代革命者们到哪里去反封建呢？

这样一来，在中国历史上，就顺理成章地有一个“封建王朝”时期，它包括从秦王朝到清王朝的所有王朝，或许还要算上周王朝的一部分。颇为讽刺的是，反封建制最激烈、最彻底的秦始皇，竟然成了封建王朝时代的开启者！

对于中国历史的这种解释，一旦得到官方认可，就成了不容讨论的正统的意识形态；历史学家们就得据此编撰历史教材。这种历史观，至少从一个角度看来是很有道理的：在所划定的封建王朝时期，中国社会处于非常统一的政治、经济制度下，历两千年都无显著变化。这样一个高度完整的、超稳定的时期，如果不划定到某个单独的历史时期内，就不可理解了。至于这一时期何以名之，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不叫封建时代，又叫什么呢？理论家们确有难处啊。

这样，我们就得承认，中国人经历了两种封建制，分别在秦始皇之前与其后；为区别起见，不妨分别称之为典型的封建制与非典型的封建制。典型的封建制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封建制，非典型的封建制则接近于欧洲历史上的中央集权王朝制度。

非典型的封建制有一些标志性的特点，其主要者是：

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 这种制度的躯干是一个金字塔形的官僚体系，金字塔的底层是由秦始皇开创的郡县制，其顶端则是具有独裁权力的专制君主。依靠这一官僚体系，以皇帝为首的权力中枢，实现对整个社会的高度集中控制。这种政治制度，比较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秦始皇所开创的秦制就是这种制度的最典型的标本。

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制度 主流理论家们一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封建地主所有制”似乎成了标准的结论，但这得不到可信数据的充分支持。应当说，最大量的、占支配地位的，还是拥有私有土地的、分散化经营的小农经济。如果说，“一盘散沙”这一经典描述有一个最现实的样本，那么就是小农社会。

政教合一的极权统治 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能勉强充当替代品的是儒家伦理体系，它被某些古今人士称为“儒教”，实际上至多只能算一个准宗教。不过，在一定意义上，它确实起了类似于西方宗教的作用。儒教的教主就是孔子，他相当于中国的耶稣。但中国并没有一个相当于教皇的现世教主，这一角色留给皇帝了。皇帝既是政治上的最高权力者，同时也是最高精神领袖，是当然的“伟大导师”。这种君师合一亦即政教合一的制度，是解释许多“中国现象”的关键，却一直被主流思想界忽略。

除了政教合一这一点之外，中国的封建王朝，十分接近于欧洲中世纪晚期出现的专制王朝，例如西班牙、法国、奥匈帝国等国的王朝。但是在欧洲，这些强大王朝的出现，正是封建制没落的表现与结果。这一事实却无法融合到中国理论家的封建主义表述之内。因此，最恰当的做法是，根本就不要对东西方的王朝时代作什么对照！各说各话，本来并没有什么不可；东西方本来就走在很不同的轨道上。

封建大山？

如果你准备应考，那么就得背诵一些标准答案；或许最应当记住的是，1949年以前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那三座大山，其中之一就是封建主义。如果这是指典型的封建制，那么它早已被秦始皇搬走了。可见，此处的封建大山只能理解为非典型的封建制，下面保持这一理解。令人感兴趣的是，封建大山上有些什么东西呢？

应考的学子最感兴趣的是，理论家们是否准备了标准答案。如果有，大概至少会写上：封建皇帝的荒淫暴虐，封建官僚的腐败黑暗，封建地主的残酷剥削……。这些都近于事实。对于中国历代帝王、衙门、豪富中的大多数，都很难给出过于正面的评价。整个说来，对于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极端黑暗与“吃人”性质，近代作家已经说得够多了。认为这些说过了头的，恰好是今天的主流舆论，因为今天要强调辉煌的中华传统文明了。此外，“封建地主”之类的说法，许多现代学者可能看不太懂：王朝时代的地主，恰好不是封建性质的，至少它们的佃农不具有人身依附特征。不过也没问题，如同在任何其他事情上一样，我们并不在意与国际接轨，反正已习惯于各说各话了。

对于封建大山的传统描述，真正关键的缺陷是它遗漏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专制主义 它是自由、民主的死敌。或许有人会说，专制何时没有，岂必来自封建大山？但是，由秦始皇发明、由后世王朝继承的那种专制，实在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等级制特权 它是平等理想的死敌。王朝时代的特权，寓于“衣分三色，食分九等”的官僚等级制；这种等级制，正是金字塔官僚体系强大统治力与高度稳固的真正秘密。

政教合一 它导致精神奴役，是思想自由的死敌。如果在君王与官僚面前，学者们丧失了他们素来珍视的文化自信，社会就不再有制约权力的最后一种独立力量。

上述这些东西，就是先人留给我们的遗产中的一部分。无论是否将它们装入“封建主义”这一大口袋中，都将是迈入现代化的沉重包袱，其明显的消极性，岂是“资本主义影响”足以匹敌的？然而，在仅仅强调“兴无灭资”的阶级斗争年代，这些东西几乎被冷藏了；以致1980年前后，党内元老李维汉忍不住专门写信给邓小平，建议重申反对封建主义。这应当是深受其害之后的一种醒悟。

资本之障碍？

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明显滞后于欧洲，究竟是什么因素阻挡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呢？对此人们并无共识。显然只能到非典型封建制时期去寻找这种障碍；至于典型封建制，毕竟太遥远了。那么非典型封建制呢？下面分几个层次进行分析。

首先，欧洲的中央集权王朝制度并没有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恰恰相反，正是确立了中央集权王朝制度的几个国家，例如英国、法国等，最先发展了资本主义；首先完成工业革命的英国，尤其成为资本主义新潮流的火车头。另一方面，如前面已提及的，中国的非典型封建制接近于欧洲的中央集权王朝制度。因此，如果非典型封建制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那么一定是与欧洲专制王朝制度相异的那些因素在起作用。

其次，检视一下前面提到的“封建王朝”的主要特点。前两条亦为欧洲王朝所具有，不应成为问题。而“政教合一”则为部分欧洲国家，例如加尔文统治时期的瑞士所具有；而这并没有阻碍瑞士资本主义的发展。这就只能得出结论：“封建王朝”的那些主要特点，都不是什么阻碍资本主义的因素。这样一来，说非典型封建制阻滞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与发展，并无充分理由。一些中外人士就坚持认为，中国在明清时代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但中国终究落后于欧洲，直到鸦片战争年代还没有成形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些学者甚至认为，即使再过好多年，中国也难以独立发展出资本主义。这种结果肯定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某些深刻的原因，这些原因存在于中国文明史的深处，或许完全无关乎封建制。此处不是全面分析这一问题的地方，只是列举如下一些明显的原因。

● 缺乏商业传统。这无疑与自古以来的重农抑商的传统政策有关，但更现实的原因或许是缺少商业需求，后者又多半与特殊的地理环境有关。

● 在科技发明上缺少如蒸汽机一类的实质性突破，而这与中国文化中贬抑科技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有关。

● 发展资本主义需要创业精神、务实风格、对追求财富的容忍与鼓励、对事功的强调胜过空谈——凡此种种，都不符合中国的儒家文化精神与社会价值取向。

这些东西，在一个业已引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中，在资本主义所固有的那种强大冲击面前，未必是完全不可克服的障碍。但在一个资本主义尚未起步的农业社会中，就足以阻碍资本主义的胚胎成长发芽、破土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