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在文革中的不幸遭遇，至今都让许多人愤愤不平。但如果以为知识分子纯粹是一个精英者群体，从来都高踞于道德的顶峰，那么，了无情面的历史就会出来抗议：许多最不堪目睹的丑行，恰好是读书人制造的！这就不能不谈到至少一部分读书人的罪恶，尽管这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
毛最卓绝超伦、最让他的崇拜者惊叹不置的是，他敢将无人敢怀疑的千年定论颠倒过来。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倾覆“唯有读书高”的千年传统，将老大粗提升到读书人之上。
在毛时代，钦慕斯文绝非时髦，竞称老粗才是时尚！
我要讲述的故事恰恰有利于老粗：历代误国权臣竟然几乎都是读书人！要举出这样的例子，并不需要翻遍24史，随手拈来就是。
王莽 将当了15年皇帝的王莽（前45—23）算作权臣，想必会冒犯他的子孙。但他一生的主要角色，确实是西汉王朝的权臣，而且正是他利用自己的权臣地位，倾覆了他曾矢志效忠的汉王朝，让自己坐上那夺过来的龙椅。
历史上夺人江山的事情并不少见，王莽以“新朝”取代汉朝，也并非一定大恶不赦。问题是，他在皇帝位子上玩起了博学，竟将一辈子读的古书全用在施政上了，异想天开地依照古书所载恢复“周礼”，实行了一场旷古未有的“复古改革”。
已退出历史一千年的老古董，岂能说恢复就恢复？还能不天下大乱！王莽的新朝也就一世而亡了。这样的王朝亡了倒不是坏事，但连累天下苍生受数十年战乱之苦，那就罪莫大焉。因此，王莽不应算作“误了新朝的昏君”，而应是“误了汉朝的权臣”。
王莽岂止不是老粗，简直是当时读书人中的读书人！在他那个时代，若比古代经籍知识之渊博，王莽肯定是无人能匹。或许，正是这种渊博让其陷入误区而不能自拔。
蔡京 宋徽宗朝的宰相蔡京（1047—1126），可不是什么等闲之辈，是实实在在的大才子。他诗词、书法、绘画都属一流，否则岂容易打动才高八斗的宋徽宗？徽宗自己就是一个大艺术家，书法、绘画都冠绝群儒。此君臣二人确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如果他们只是在私人生活中评书论画，那么完全是文化史上的美谈。不幸的是，他们却首先是权力场上的搭档。而徽宗本来就玩物丧志，无心政事；蔡京则心术不正，毫无责任心，唯务逢君之恶。
两恶相乘，危害之大就可想而知。作为一个艺术家，宋徽宗酷爱奇花异石；如果小打小闹，也无大碍。但他就是异想天开，竟要在皇宫之内建造神山仙境，为此遍求天下奇花异石；而蔡京则推波助澜，别出心裁，以所谓“花石纲”祸害全国。这还不是误国误民？岂止误国，实实在在地折腾到亡国了。君臣二人下场都很惨：徽宗当了金国的俘虏，最终就死在囚禁地；而蔡京则被割了脑袋。
秦桧 在古代士人中，或许就数秦桧（1090—1155）名气最大，可惜并非雅名，而是恶名：汉奸。
从现代的观点看来，“汉奸”之名似乎还有可议的余地。但至少对于岳飞之死，他难脱干系，尽管主要责任应在宋高宗赵构。在当时的形势下，南宋偏安东南一隅，国力衰微，确非锋芒正盛的虎狼之国金国的对手。尽管岳飞在边界上几次得手，但没有人能肯定足以扭转大局，对于和战的决策，并非后来一些人所想象的那样简单。但在强敌压境的形势下诛戮大将，肯定是最严重的误国行为。
宋高宗与秦桧合谋干了这件事，就都是历史罪人。至于两人的罪责谁多谁少，则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中国历代读书人都有一副贱骨，就是不肯冒犯“圣上”，将任何罪责都推给臣下。
身为状元的秦桧，当然才智极高，将这件事干得颇为干净，几乎没有留下于己特别不利的文字证据，这就更使岳飞一案扑朔迷离，至今留下不少疑团，成为千古之谜。
以上三人在手握重权之前，都是大才子。那么，是否愈有才情之人，身居高位之后误国愈大？这种推论不免显得武断。但至少可以说，那些才情甚高但心术不正的人，确实弄起权来也非比寻常，其危害之烈自然就触目惊心了。学浅才疏之人或者老粗，就必无误国之心？但只是玩不出大局面罢了。
如果以几个误国权臣为例，断言历代士人误国，天下士人肯定不服。凭十载寒窗取得功名、然后报效朝廷的历代士子何止万千，其中大恶毕竟不多，一般总不免有尺寸之功于社稷，岂能尽是误国之人？
但从历史长程来看，士人作为一个群体，实际上完全支配了历代王朝的施政思路与决策，因而不能不对这些决策负有历史责任。那么，在儒家精神陶冶下的士人，其政见与决策思路之得失如何呢？至少，对下述的历史性失误恐怕难辞其咎：
精神枷锁 儒家教义当然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不容讳言，正是儒教的极度保守扼杀了民族的生命力，成为阻挡文明发展的一副精神枷锁。
士人首先自己被这副枷锁所禁锢，然后将这副枷锁套在王朝的脖子上；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由董仲舒大力推动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中华民族被儒家教义禁锢两千年，不能不说，士人们负有某种集体责任。
皇权专制 皇权专制本身，应当不是士人的责任。无论士人是否进入宫廷，除了皇权专制之外，古代不可能有其他的制度选择。但是，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具有如此极端的形式，离不开儒家精神的支撑，也离不开士人们的不断鼓吹。
历代朝臣对于帝王功德的不尽吹捧就不说了，那是他们不能不有的姿态，尚属王朝政治的常规。但像韩愈那样，竟然发明一种别出心裁的经典性表达，将帝王提升到圣人高度，说什么“臣罪当诛，天王圣明”，那就给了帝王驾驭臣下的一件求之不得的利器，臣下就更无任何独立人格可言了。
这等于士人们亲手锁紧了自己脖子上的枷锁，他们究属受害者还是加害者？当然，这种责任也并非全属儒者；秦帝国专制制度的主要设计者李斯，开极权统治之先河，实在恶莫大焉！但李斯也是读书人啊。
重农轻商 像中国这样的内陆型农耕社会，在经济政策上的重农轻商倾向，几乎不可避免。但这一倾向取一种很极端的形式，则与儒家教义的特别排斥商业精神、与历代士人的反复强调密切相关。在涉及工商业政策的历代朝廷辩论中，士人的主流观点总是强烈地主张重农轻商。西汉的所谓“盐铁会议”，可以作为这类辩论的典型例子。
孤立地看，这些未必构成重大失误。况且，独尊儒术、皇权专制与重农轻商等主张，在一定时期内有其合理性，至少是别无选择。但是，一种本来有严重局限性的政策倾向，经过数千年的不断强化之后，就会成为一种真正的桎梏，成为任何历史进步的障碍。这样一来，那些本来未必尽失的行为，最终累积成了不可挽回的历史性失误。
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历史上所有决定政策倾向的关键时期，士人几乎总是站在保守的立场上。不妨说，总体看来，中国士人是特别保守的一个群体。今天，我们在检视古人言论、掩卷深思时，不知该为读书人叹息，还是有几分不屑？
古代士人才智、眼光如何，肯定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不管用孔夫子的标准，还是朱熹、王阳明的标准，历代士人都不算是无知之辈。在科场上过五关斩六将奋斗出来的人，才智还能低到哪里去？
然而，笔下生辉的进士状元们，光辉了千多年之后，遇到晚清的“西风东渐”就不行了，岂止不再以才学耀眼照人，竟实实在在地被看作愚妄之人了。下面以两个重大事件中士人的表现，来说明其不可救药的愚妄。
鸦片战争 在爱国这一点上，士人当然没有问题，没有人不支持林则徐剿灭“英夷”。但英夷是些什么人，就没有人知道了。在对地理与时代潮流的认识上，满肚子诗书的士人，并不比普通人高明些。但士人却特别自以为是，而且还以为自己有救国救民的才识，因而显得比普通人更愚妄。朝廷中的堂堂大臣居然不怕露丑，奏章中充满了无知妄说。例如，说英夷没有膝关节，跌倒后爬不起来，因而不难制服；说英夷的洋枪洋炮可用法术破除，泼以粪便、月经带等污秽物就失效，等等。
义和团运动 在接近20世纪、世界各国争先恐后奔向文明的时代，一些既得不到政府保护，又无从了解外界的北方民众，无奈之下采用古老落后的组织形式与方法对抗西方人，无非是未开化民众的一种本能冲动，虽不可取，也可悲得令人同情。但朝廷中那些士人就不同了，他们经历了两场鸦片战争、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竟然依旧固守旧章，没有用半点功夫去了解变化了的世界，其认识水平仍然停留在鸦片战争年代，竟指望依靠义和团的神拳来对付洋人，鼓噪着推动慈禧向11国使馆宣战，终于酿成巨大灾难。这样的奇耻大辱都不能使一些士人醒悟，其愚妄之深，就实在无以复加了。
古代士人的现代继承者，不再袭用“士人”这一曾経不失荣耀的名称了，它显得老迂，是过气的象征。现代读书人称为知识分子，不失为一个体面群体。这个群体表现如何呢？似乎毁誉不一，殊难定论。但有一件事大概难以回避，那就是至少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失德。
“前三十年”中运动不断，最使知识分子受难的三场运动是：反右运动、拔白旗运动、文革运动。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就是知识分子；但至少有一部分知识分子表现也不佳，让知识界蒙羞。
反右运动 55万人沦为右派受难20年，当然不是知识分子的错。但任何运动都需要有打手，那些充当了打手的知识分子，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为之开脱，恐怕也不是什么光彩经历。如果这些打手后来自己也被整得呜呼哀哉，觉醒之后对曾経的帮凶角色深感内疚，那么也不至于忌讳提及往事。这类人中的最著名者有周扬、吴晗、千家驹、老舍等等。
当老舍在批判右派的讲台上疾言厉色、义愤填膺地声讨右派的罪行时，不知是逢场作戏还是动了真情。无论如何，他大概绝对想不到，9年之后重演了这一幕，只是自己换成了反派角色，而且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了，只有去投昆明湖。
拔白旗运动 这场专门针对学术界知识分子的运动，局外人未必很了解。简单说来就是，一些不为权力者所喜的知识界头面人物，由于各种原因在反右之后得以幸存，但其影响力仍在，必须经过敲打，剥夺其精神资本。
敲打的方法是：动员他们的同事、助手乃至学生，对其进行口诛笔伐，美其名曰“拔白旗”，即拔掉他们身上的“白旗”助其回归革命队伍；这些人身上何来“白旗”？当然也是批判者们插上去的。
“白旗”也不过是一种标签而非实物，是聪明人发明出来作为“右派帽子”的替代品，无非是要使其颜面扫地，从此其政治形象近于右派。“拔白旗”的声势与激烈程度，也接近于批斗右派，是受难者要经过煎熬的八卦炉。而有力去“拔”的人所表现的狂热、无理性，正是他们实现超度的一种历练。
文革运动 在“十年浩劫”中，知识分子是主要受难者，无人不知，不必多说。但浩劫之后，人们却忘了：在文革中乘风纵火、趁火打劫、泼墨加油、落井下石之人，大多就是知识分子。
他们或为自保、或为泄私愤、或为捞取资本、或因被迫无奈，一个个披挂上阵，助纣为虐，让受害者付出了尊严、皮肉甚至生命的代价，而自己则付出了失去良知、失去真情、形象毁灭、理想幻灭的代价，与受难者一起成为文革的牺牲者。
到改革开放前夕，噩梦般的政治运动终于偃旗息鼓，白茫茫大地上留下一片废墟，除了受难者的呻吟、加害者的落寞、旁观者的浩叹之外，别无所有。政治运动没有胜利者，所有的人都是失败者，最大的失败者是知识界。所有知识分子都变得灰头土脸——这不正是运动发动者的初衷吗？这是否就是运动的最大成功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