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想测试一下人们的法治观念，一个简单而又灵验的方法，是考问如下问题：“好人打坏人”能行吗？我相信结果很可能是：说不行的未必很多，说行的未必很少，许多人或许一脸茫然，莫衷一是。此问题真有这么复杂吗？
对于“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句至圣名言，卞仲耘之死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注解，但并非唯一的注解，也未必是最好的注解。下面是从史料中随手拈来的几个事例。
1947年土改时，山西兴县出了“牵牛事件”这一旷古奇闻：
在斗地主的土台上，牛友兰牛荫冠父子同台亮相。父亲是当地著名绅士，儿子则是晋绥边区行政公署党委书记。这次声势浩大的“斗牛大会”的高潮是如下一幕：一个富有创意的人跳上台去，用绳子穿过牛友兰的鼻梁，身为党委书记的儿子不得不以身作则，在台上用绳子牵着父亲，这一“牵牛”壮举立即轰动了全场。结果自然悲惨，牛友兰几天之后就一命呜呼了。
十年之后，又来了一场新的运动，被斗的人换了一批：唤作老右，多半是知识界中的精英人物。
不久之后，一批最倒运的老右被赶到了甘肃夹边沟，这批人中的大多数竟没能活着出来，遇难者中就包括傅作义将军那留学归国的弟弟傅作恭。一个幸存者回忆说：一次一位姓梁的管教用鞭子毒打一个老右，被打者满地打滚，连声求饶。管教打累后将鞭子交给一个刑满就业人员继续毒打，被打者不几天就死了。
差不多又过了十年，更大更血腥的运动来了，打人的水平也上了新台阶。北京的“红八月”战果最多。东四一带有一对被认为是原工商业者的老夫妇，红卫兵将其打至半死，然后强迫其儿子接着打。上中学的儿子干脆用哑铃砸碎了父亲的头，然后自己也疯了。
不必举更多的事例了。这种事例不可胜数，即使再多一个，也不足以揭示那种大规模野蛮暴行于万一；而让血腥行为跃然纸上，适足以污人耳目，伤人心扉。只需指出，历次运动受害者之多，已大大超出后世人的想象。
仅以文革为例：在恐怖的“红八月”中，北京市红卫兵活活打死了1772人；在“天子脚下”的大兴县，不到一周的时间就无端残杀了325人；1967年湖南道县大屠杀，历时66天，杀死4193人。有文革研究专家认为，文革中受害致死者在700万人以上，挨打受罚者当然远远超过此数。
这是一场战争吗？空前惨烈罪行的制造者是境外敌人吗？是美帝、苏修、日寇吗？全都不是！这是一部分中国人疯狂地虐杀另一部分中国人，而且是在和平年代，使用地道的原始武器：皮带、木棍、草绳、粪水等等，从容不迫地折磨自己的同胞，让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缓缓咽气，加害者则尝够“与人斗其乐无穷”的趣味。
这到底是为什么？应当如何向我们的下一代交代？
早有人准备了解释：这是在革命，所有一切都基于革命的名义，而革命可不是请客吃饭！没有见过这种革命的人该增长见识了。
在“革命”的主导者与组织者看来，这样的事情十分平常而且合理，没有什么大了不得的。早在1966年6月，北京市委书记李雪峰就传达了著名的“最高指示”：“打就打嘛，好人打好人误会，不打不相识；好人打坏人，活该！”
如此明白的指示通告全国，其后果可想而知。
连当年的老红卫兵陈小鲁（陈毅元帅的小公子）在回忆到这件事时，还未免不寒而栗，说“这句话真要命啊！”
当时的老公安们多少还存留一点旧传统观念：人命关天啊，一旦出了人命案，怎好完全不问不管？对于这种疑虑，公安部长谢富治是这样训导的：“红卫兵打了坏人不能说不对，在气愤之下打死了就算了……坏人嘛打死了就算了嘛，我们根本管不着……如果你们拘捕打死人的红卫兵，你们就要犯错误。”当然，在那时不会有人情愿去犯这种愚蠢的错误。这样，打死人的事能不越发多起来！
最使文革信徒们欢欣鼓舞的，莫过于“好人打坏人，活该”这一上谕了。难道不该这样吗？阶级斗争嘛，就是你死我活，好人不打坏人，难道就等着挨坏人的打？
这种逻辑，不仅在疯狂年代深得红卫兵的赞许，就是今天，恐怕也不无市场，至少会被部分人认同，而难以被完全否定。在不久前反日游行中将日产车车主活活砸死的那个凶徒，不也声称打的是汉奸吗？这可就成大问题了：人们真的有权利殴打他所认定的坏人吗？
真的，此问题可大了，它不仅事关历史正义，更事关今日之人身安全。
首先，谁是坏人？是资本家及其子女吗？那么，那个至今有千千万万人受其惠的邵逸夫，就是最大的坏人了。是被贴了“右派”标签的人吗？那么，共和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坏人总理了。是忧国忧民斗胆进言的人吗？那么，彭德怀就是最大的坏人了。是特立独行、不苟流俗的人吗？那么，一大批知识精英就难免坏人之嫌了。
坏人到底在哪里呢？真使人纠结啊。当然谁也不反对，杀人放火者、仗势欺人者、贪污盗窃者、坑蒙拐骗者都是坏人，但这些人脸上刻了字吗？如果没有合法的司法裁定，你如何在人群中分辨出这些人？
其次，由谁来判定坏人？在文革中，就是由红卫兵来判定。且不说红卫兵是否有足够的见识与经验作出正确判断，红卫兵中的不同意见又由谁来裁决呢？逻辑上与现实上都很清楚，最终裁定者总是某个领导。领导也是人啊，他的误判又由谁来纠正呢？
在我们的社会中，坏人是要入另册的，其境遇甚至不及印度之贱民。坏人之划定，岂能听任一批不负责任之人的武断，岂能委之于那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
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不在这里。从根本上说，将国民划分为“好人”与“坏人”的做法，原不过是是专制时代甚或蒙昧时代的遗绪，与现代法治精神是完全格格不入的。
现代法治社会的基本原则是，所有社会成员在法律上与人格上一律平等，既无高低贵贱之分，更无好人坏人之别。所有的人都同等地服从法律及其他社会规则的约束，违法与违规者都会受到相应的制裁；即便被依法制裁，也不应被剥夺人格，更不应被定义为坏人。
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只有“守法之人”与“违法之人”的分别，并无“好人”与“坏人”的区分。这种在现代社会中应当尽人皆知的常识，似乎不太为我们的同胞——包括知识界——所熟知与认同，人们仍然习惯于以“好人—坏人”思维去评判一切、规范一切。观乎此，我们离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还有多远，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传统的“好人—坏人”思维依然根深蒂固，不妨姑且迁就习惯用语，将那些身有瑕疵的人——例如历史欠清白、表现不佳、思想偏激、作风乖戾、桀骜不驯的人——看作坏人。那么，这样的人就该挨打吗？
用打板子来制裁坏人，谁都知道是极原始落后的方法，是明朝皇帝惯用的法子。难道我们借鉴了三千年的经验之后，还是想不出一点文明的方法来，最后只得学朱元璋？你看到哪个文明国家，还在用这套野蛮方法对付自己的国民？说不定你还真会找出例外来：沙特阿拉伯还在用石头砸死通奸者，新加坡还在给犯人抽鞭子呢。
好！就说抽鞭子，也得像新加坡一样由司法部门来执行，由不得其他任何人来代执法鞭。
这个道理，专制王朝时代的人也是懂得的。私人执法，谓之私刑；倘私刑可用，还要官府干什么，那不是目无王法吗？你能相信，哪个王朝能将司法权力出让给私人？共和国的司法权力竟会出让给红卫兵，普天之下，也没有比这更怪诞的事了。
问题就这么简单：红卫兵无权打人！这与被打者有罪或无罪无关，也与被打者是好人或坏人无关。岂止是红卫兵无权打人，任何私人都无权打人，即使是好人也无权打人，不管挨打的是好人还是坏人。好人打坏人，不仅没有“活该”一说，而且违法，按理是应治罪的。擅自打人，竟被认为有功无罪，这不可能是法治社会中的事，那只能是专制社会的奇观！
由此可见，“好人打坏人活该”一说，并不能为任何凶手脱罪。
通常的说法是：红卫兵残害老干部，毒打知识精英，虐待各界优秀人物，这激起普遍的义愤，当然是情理中的事。但若仅此而止，则并未切中要害。红卫兵的错，并不在于打了好人，而在于打了“人”；打任何人都触犯法律，而这已大错特错了，更何论所打者是谁？
这就是法治的逻辑。至少在原则上，法治的逻辑彻底根除了肆意伤害人身的合法性，从而为普遍保证人身安全提供了依据。至于“好人—坏人”逻辑，也可能给人以某些安全感，但终究基于认识上的误区，不可能导向长治久安。你怎么能保证，好人不会被当作坏人挨打，而坏人不会冒充好人去残害他人？如果文革的教训还不能使我们想明白这件事，那场苦难就算白受了。
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的那三个事例。迄今人们最乐意强调的是：牛友兰是开明士绅，在抗日年代有突出贡献；夹边沟的老右本属错划；北京东四的原工商业者按政策属“人民内部矛盾”——他们都不算坏人，竟被误打，岂不冤枉！
这种说法的言下之意无非是：倘若牛友兰抗日无功，夹边沟老右并非错划，工商业者属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政策业已过时，不再算数，那么，他们挨打就属活该，至少不必认真追究了。按照“好人—坏人”逻辑，就只能是这样。但你能同意这种逻辑吗？如果说，在野蛮蒙昧的时代，持此逻辑尚属可原；那么，一个文明社会的公民还能认同这样的逻辑吗？
“好人—坏人”逻辑，是如此顽强地占驻着人们的头脑；而现代法治逻辑，又如此不易被接受并深入人心，这原是历史的劫数，似不足为怪。不要以为这不过是书生玄论，不必介意。实际上是我们每个人的安危所系，岂可处之漠然！
还能让卞仲耘的悲剧继续上演吗？当牛友兰之流挨打时，卞仲耘大概会告诉她的学生：这是打坏人，不必介意。当老右挨打时，卞仲耘可能会告诉学生：老右坏透，挨打活该。轮到鞭子从自己头上落下时，执鞭的已是自己教过的学生了，卞仲耘还有何话可说、何处可逃！这该怨谁去呢？
如果你今天还是认为：卞仲耘这个老太太也许确有不讨人喜欢之处，挨学生打未必很冤；那么，有朝一日轮到你自己挨打的时候，就知道厉害了。
在非法治的环境中，没有人是能确保安全无虞——连共和国主席都不免死于非命，你还能心存侥幸？如果有愈来愈多的人明白这一道理，那么，卞仲耘之死就算遗泽于后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