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马英九有道德洁癖，但他作为台湾领导人却不太成功。有些人认为，马英九政治上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肮脏的政治斗争中，他不足够痞，太书生意气了。那么，政治就该肮脏吗？对于执着地期待“洁净政治”的人，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
如果某个天真的人，不满于政坛的污秽，慷慨陈词，大呼官员们应当如何如何，那么，多半就会有一个老于世故的人，仿佛已有五百年的政坛阅历，早已看透官场的种种把戏，出来启迪天真的人：“你还真以为有圣人，还不都是那么回事，搞政治的人哪能讲道德？政治就是最肮脏的行业！”我想，所有龌龊的政客都该感谢他，因为这样一来，在那个被搅浑水的黑暗官场中，再黑的人也不觉得自己黑了。
像我这样顽固的理想主义者，就该多听听有五百年阅历的人的教导，多少懂得什么叫“天下乌鸦一般黑”！现在总算明白一点了。
官员们的故事，确实够让人寒心。
曾国藩与左宗棠这一对湖南人，在晚清也算贤者中的贤者了，至今都让湘人引以为骄傲。曾国藩并非才华盖世，但在进剿太平军的十年中，几经生死，鞠躬尽瘁，天下人有目共睹。1864年攻克南京后总算松了一口气，朝野的赞誉如潮涌来。但就是那个还算曾氏故交的左宗棠，却在背后放了一支暗箭：上奏朝廷，告发曾国藩有私占太平天国库银、放走幼天王的嫌疑。幸而精明的慈禧并未当一回事，但也足以让曾国藩惊出一身冷汗，从此两人几乎绝交。
1898年9月，北京城中风声鹤唳，眼看百日维新面临夭折。谭嗣同铤而走险，游说袁世凯，晓以大义，力劝袁为光绪护驾，以建绝世之功。袁世凯何等人物？立即慷慨应承，让谭嗣同满心欢喜而去。但袁转身就去荣禄府上告了密，致使戊戌六君子喋血菜市口。虽然有人认为此事并无铁证，但从袁世凯一生行状看来，我倒宁信其有，不信其无。
抗战八年，冯玉祥虽无尺土之功，但凭他的慷慨言论，倒也赚了个主战派的美名，至今官方文献上都享有很不错的评价。但他在官场上纵横捭阖的技术也不让人半分。1927年5月，宁汉尚未合流，武汉国民政府已经风雨飘摇。汪精卫亲赴郑州与拥重兵的冯玉祥谈判，在汪精卫答应出军费300万之后，冯玉祥慨然允诺支持武汉方面。这边厢谈判刚完，冯玉祥立即赶赴徐州，南京政府的蒋介石正在那里等着呢。在徐州，冯玉祥毫不犹豫地转向了蒋介石，因为后者出价为每月200万，一下就将汪精卫比扁了。如果有人不信官场有如生意场，不妨听听冯玉祥的故事。
朱老总一生功德如何，且不置论；而其仁厚长者形象，似乎无人怀疑。但看了1966年5月23日最高层批斗朱的发言之后，又会使你莫衷一是。在由领袖授意、刘少奇主持的那次会议上，朱的那些多年挚友、同僚与下属可是毫不留情。周恩来：“你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陈毅：“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读过点历史的都知道，周恩来与陈毅都是与老总关系最深的人，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朱老总是否是定时炸弹、是否想黄袍加身。林彪、康生等人的发言如何猛烈可想而知。对老总尚且如此，对其他人能信口雌黄到什么程度，就更不必说了。
被誉为“共产党良心”的胡耀邦，在中国现代史上贡献几何，已有定论，无须多说。值得补充的是，胡以其亲身经历给国人贡献了一条人生经验：现代政治中的以怨报德能做到什么地步。1978年，胡耀邦几乎是拼死一搏，解决了一大批人的平反、复职问题，其中特别包括高官彭真、薄一波、王鹤寿、宋任穷等人。在1987年初元老策划的高层“生活会”上，正是这些人带头起哄，按照元老们的旨意废黜了胡耀邦；他们的发言之污秽卑劣、毫无底线，创了政治史上的黑暗之最。王鹤寿是胡耀邦在延安“桃园三结义”的密友之一，平常胡耀邦与他推心置腹、无所不谈。王鹤寿全部密报元老，而且在生活会上和盘托出。就为此事，胡耀邦竟伤心得嚎啕大哭。
官场秽闻不断，究竟是病态还是常态？这需要稍作分析。
政界可以说是一种“权力场”，它如同“市场”一类的“场”一样，是一种人类舞台，有其特定的参与者与行为规范。现代法治国家有政务官与事务官之分，普通公务员并不介入政治。但在中国特色条件下，二者的区别并不重要。因此不妨认为官员都是政界人物，官场就是权力场。依据现代政治哲学用语，官场规范也称为政治伦理，亦即政治道德。我不愿意使用后一名词，乃因为我们的政治文献赋予了它太随意的解释，以致变成不道德了。
政治伦理至少应包括如下主要原则：诚实、忠诚、守法。
政治上的诚实也包含于私德上的诚实之内，但不完全相同。政界人物肯定不能在任何情况下都实话实说，如胡耀邦那样天真浪漫。但在谭嗣同代表光绪与袁世凯商讨军国大事时，袁世凯当面撒谎，就是政治上的极端不诚实。其实，他不妨直言自己无力或不宜担此大任，这样既不担风险，也不必撒谎。
政治上的忠诚与一般的忠诚也有别，它的对象严格地限于权力场中人。流行的政治文化实际上将对上司的忠诚置于首位。从现代政治伦理看来，效忠对象的顺序理应是国家、宪法、政府、领袖、上司。上司的脸色自然让人畏惧，而无言的国家、宪法岂不反被冷遇？
守法应当具有绝对的意义，甚至应置于忠诚之上。那些以忠诚于领袖的名义，公然违背宪法的人，首先就违背了守法原则。在我们的政治哲学中，包括最高官员在内的政界人物的守法，恰好是最被忽视的要求。
官员们不能不经常涉及利益、政治伦理与道德。那么，三者的关系如何呢？
首先，政治伦理肯定低于道德。这意味着道德有更高的要求，遵守道德的人肯定能遵守政治伦理；而遵守政治伦理，却未必合符道德。例如，身为共产党员的傅冬菊不能不遵守政治伦理，选择与其父傅作义不同的效忠对象；但若要求她在私人关系上背叛傅作义，就违背道德了。可见，与道德约束比较，对官员的政治伦理约束，只是一种较宽松的约束；即使是完全中规中矩的官场人物，也不必给予太高的道德评价，更没有理由奉为道德典范而当作人世楷模。承认这一事实，虽然并不能给那些形象不佳的官员提供什么口实，但至少在官场上爆出种种败德行为时，不会感到惊讶。
其次，道德是对人的欲望或者利益的一种约束。这种道德观既不要求“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也不直认“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既不太高，也不过低，完全合符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近年流行的“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表达了道德约束的意思。认为道德要求人们“无私”，要么是无知，要么是伪君子在有意蛊惑人心。
几乎无须解释，就可明白，政治伦理是对官员利益的一种约束，但只能是一种比道德更低的约束。任何约束都可能有失效的时候；约束愈严，失效的可能性就愈大。使得约束失效的力量，主要来自利益的诱惑。如果你在利益的诱惑下，突破了政治伦理的约束，就可能有王岐山的人在等着你；如果突破了道德的约束，例如生活不检点，去了不该去的地方，那么就可能身败名裂，但也可能仅仅给说闲话的人增加点谈资，没有任何人来约谈你。
此外还应知道，对利益的欲望永远是世间最强大的东西，它任何时候都会蠢蠢欲动，试图突破政治伦理或道德约束。因此，在官场失德是很平常的事情，根本无需用什么“资产阶级思想影响”或者“敌对势力的阴谋”等等来解释。如果认可这一点，根本就不会指望官场能“水清见底”。在胡耀邦遭劫的时候，王鹤寿之所以以怨报德、乘人之危，是他丧心病狂吗？恐怕也不是，多半还是利益的考量而已。须知，按照中国政治的传统，在那种场合的表现，直接关系着当事人的官阶职务、祸福荣辱，谁能顾及道义？
有了这层理由，你还指望政坛上尽为君子吗？政坛秽闻频现恐怕就不是什么变态了，而对洁净政治的理想则不妨稍搁远点。
政治伦理与道德的约束力固然有限，但毕竟是正面的东西，至少不致鼓励官员营私舞弊、为非作歹。在一个健全的社会中，大多数官员在大多数事项上，都会遵守政治伦理的约束，违背政治伦理只能是罕见或例外的现象。
我们的问题在于，在很长时间内，尤其是在极左年代，违背政治伦理成了社会流行病，遵守政治伦理才成了不为人们所理解的例外。这样，官场岂能不黑？而在文革年代，就完全是暗无天日了。
本应是例外的事情，怎么会变成通例呢？这当然是社会不健全之故；更确切地说，是社会陷入了病态。何以至此？不妨略作分析。
首先，我们的政治伦理主要来自斯大林的政治哲学，其本身就很成问题。不妨回顾一下，官方政治教育中，什么时候特别提到过诚实？大跃进年代谎报社情的普遍不诚实，可曾受到过一个字的追究？什么时候提到过忠于宪法？强调过对国家的忠诚应置于对个人的忠诚之上？至于对官员守法的忽视，就更不必说了。
其次，任何健康的政治伦理的有效实行，都需经历一个培育伦理习惯的艰难时期，在此期间内，领袖人物的率先垂范具有关键的作用。美国开国之际，也未必就奉行现成的政治伦理。倘若不是以华盛顿为代表的领袖人物的高风亮节，后来美国的政治生态，恐怕也未必很健康。特别，如果华盛顿是一个不能约束权力欲的人，如果他没有拒绝拥戴而成了国王，或者贪恋权力藐视宪法，那么今天的美国，坐在权力宝座上的人，就更肆无忌惮了。
最后，恐怕就不能回避我们的文化传统了。追责于列祖列宗，会增加我们的良心负荷，但闭眼不看事实也于事无补。政治伦理相当于古代的官德。
没有任何人否认，中国是高度崇尚道德的国家。但我们的先人或许将道德提升得过头了，以致让它吞噬了包括官德在内的其他亚道德体系。这样一来，官德就没有了独立发展的空间，反而弱化了道德在官场的约束力。这就形成了一种表面上很矛盾的局面：最讲道德的国家，官场的失德达到最惊人的地步。这种局面在现代的延续，其后果之不堪就更不必说了。
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最奇葩的官场。正因为我们从来看重道德、且迄今仍然认为我们的官场道德冠绝全球，就不能不对官场进行刻意的文化包装，以致使它具有一种不伦不类的怪异形象，这体现了一种特异的官场亚文化。
不妨略举官场亚文化的一些主要特点。
其一，官场并不真正关心是与非，只划分好人与坏人；真理是无所谓的，美誉与权威才是一切。1959年夏天的庐山，集中了当时被认为是中国最有智慧的人物，长达一个月的激烈交锋，根本就不涉及彭德怀所言到底是真还是假这一关键问题，关注点竟然集中在：彭德怀是好人还是坏人；而后者又归结于：彭德怀历史上是否忠于毛。最高层会议这么个开法，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是少有人能看懂的。
其二，官场特别盛产好人，甚至不乏圣人。证实这一点的主要证据，就是任何官员死后都能得到的高调悼词，除非他成了周永康。但如果千篇一律的颂词得不到任何具体德行的支撑，实际上就成了对一个人的否定。
其三，官场几乎每天都沉浸在庆功的热烈气氛中，甚至不放过那些逢灾遇难的沉痛日子。即使大地震后的一片废墟还没有清除，庆功宴上官员们的好心情就已经酣畅淋漓。
有了这样的官场亚文化，怎么还能指望官场生态走向净化！对于“洁净政治”的期待，曾经是历代忠义人士的热望。或许，持这种期待的人士正在减少乃至消失，岂不悲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