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地球的外星人，一开始就遇到境遇截然不同的两个地球人。
“我生之有幸！能在一位大仁大德的君长治下生活，实在是如沐春风！”地球人A说；
“真是不幸！竟要在一个暴虐无道的统治者治下了此一生，与牲畜何异！”地球人B说。
于是外星人知道了，地球上至少有两种统治：善政与恶政。对此，你多半会很不以为然：当今世界文明昌盛，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统治者的权利，干嘛一定要选在恶政之下过活？况且，即使是抽签，你也不一定只碰上善政或恶政，世界之大，“不善不恶”的统治多的是，而你竟偏偏碰上恶政，运气也实在太差了！
除了“自主选择”一说还远不合当今现实之外，上面这番话倒也并无大错。“善政”与“恶政”，确实偏于极端，并非统治的常态。但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具有典型性，特别令人注意，有了非常的研究价值，不似那些不温不火的中间形态。而就善政与恶政两者来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后者，它是世人与学者所共愤的对象。
恶政有两个主要构成要素：暴虐与荒诞。
至于要明白什么是暴虐、什么是荒诞，就不必去看什么教科书式的定义了，还不如看看两个最著名历史人物的奇行伟迹。
鼎鼎大名的秦始皇，已经被人们说过千百遍了。但今天说到他的恶行，依然会使人毛骨悚然。
秦始皇可不简单，他在地府是要被千百万冤魂索命的！有野史传说，秦始皇并非秦室血脉，实为吕氏孽种。此事今天已无多大意义，且不去管它。更值得强调的事实是，嬴政比任何人都更好地继承了历代秦王的野蛮基因。
秦国崛起于西北边陲，依靠它的擅长骑射、尚武嗜杀，成长为一个军事强国，颇类似于古希腊的斯巴达。绝不像某些主流学者所想象的，秦之所以能翦灭六国、混一宇内，代表了什么新的生产力——那是什么样的生产力？它所代表的，不过是一种新型的野蛮军事力量，就如同13世纪扫荡欧亚大陆的蒙古铁骑一样。要说明秦兵的野蛮，只要指出长平之战坑杀降卒40万就够了。
秦始皇的恶政，主要还不在于他屠六国之兵致使血流成河；也不在于他尽收天下兵器，那是任何统治者的本能；甚至不在于他屠戮大臣，没有皇帝不以杀人立威的。秦始皇以几乎不算一件事的理由坑杀儒生460人，在中国历史上开了屠杀知识分子的先河，无疑是极大的恶。然而，更大的恶却在于，他在一个仅有简单工具的半原始时代，竟然异想天开，要以不过两千万的人力（老弱妇幼全算在内），去完成即使现代人也望而生畏的庞大工程：万里长城、灵渠、驰道、阿房宫、骊山皇陵等等。
在驱使数百万苦力去实现他那绝不动摇的意志时，表现出对于黎民生命的空前蔑视，视若蝼蚁。埋于骊山与长城之下的累累白骨，今天仍然在控诉着秦始皇的骇人罪行。
在和平年代，让千百万人无端付出生命，如果这还不算暴虐，那么天下就不再有暴虐了。
与秦始皇不同，明朝的万历皇帝算不上暴虐，却荒诞无比，无论当世还是后人，都莫可理解。仅因立嗣的争执，仅因大臣们使他不能遂己之愿，万历在一气之下，竟然以罢工——不上朝——相抗议。皇帝罢工，已是旷古未闻的奇迹，而万历这一罢就是20多年！
须知，明朝是没有丞相的，政务大事都得皇帝爷亲自处理，每天要批的公文就不在少数，20多年积压下来的公文该有多少，已超出常人的想象。但万历就是沉得住气，不为所动。这20多年中，该有多少州府缺员待补，多少官员请辞待批，多少要案判决待准——万历一概不放在心上。
万历罢工所造成的政局奇观，即使在四百年之后的今天看来，也令人胆战心惊：在1610年，中央5/6的部没有长官；在押犯长期不得结案，最长竟达55年！因户部瘫痪致使各地解来的饷银无人签收；因礼部瘫痪致使外国来使长期滞留不能回国；大学士李廷桂因病请辞120次毫无反应，最后不辞而别……。刻意瘫痪自己的政府而不惧天下苍生的唾骂，其盖世勇气，只有那不以十年浩劫为意的人可以相匹。
可能以为，万历并不知那些积压案卷的内容，也许是“眼不见心不烦”吧。非也！万历其实翻阅过公文，大略知其所涉何事。要不然，他就不会特别从中抽出一份给批复了，而恰好这一份事涉他的爱姬庶子。对于当朝大事全不在意，万历看来是一个极超脱之人；但对他的一个庶子在武昌的财产，却又关照入微，这就远非一个帝王的理性行为了。
人世间的荒诞不可胜数，特点各异。至于统治者的荒诞，则大体上可界定为“违背常理、误国不利己的行为”。皇帝与臣下斗意气，既误朝政，又失威严，完全是误国害己；皇帝以罢工来对抗朝臣，更是有悖常理，闻所未闻。万历之荒诞，确实是史无前例的。
暴虐与荒诞都是恶政，均为世人所痛恨，但二者还是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是理性与非理性之别：暴虐是理性的，而荒诞是非理性的。 暴虐居然是理性的！听起来真有点骇人听闻，难以置信。但事情正是如此。暴虐也是统治者所选择的一种统治方式，其选择的依据，无非是统治者的利益；凡基于利益的选择，都是理性的选择，无论这一选择对他人如何有害。
秦始皇诛杀任何实在的或潜在的反叛者，完全是基于维护其统治之需要；就是他的对手有朝一日处于他的地位，也会毫不犹豫地照样行事。秦始皇尽驱天下之民，为他修长城、开渠道、建驰道，从他的利益考虑也是必须如此的，其他的统治者在类似的情况下也不免要这样做，只是在规模上可能有所不同。
至于荒诞，则从一开始就是非理性的：它对于统治者并没有什么益处，任何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利益的统治者都不会选择荒诞。例如，长时间的罢工，对于万历的损害是巨大的，但他仍然顽固坚持，只能说明他已丧失对自身根本利益的清醒意识；他的决策当然十分荒诞、全无理性可言。
关于暴虐的定位，还应作点修正。问题在于，暴虐之划归理性，应以一定程度为限。秦始皇也做得太过分了吧？你征用农夫，一年之中服役半年，就不能减为服役一月？确实，这是问题之所在：理性选择不能离开度的把握，逾越了度的界限，就不再是利益之需要，而违背选择者的利益了。一定量的徭役无疑有助于解决边防与交通上的紧迫问题，当然是对秦始皇有利的。但随着徭役量的提高，其负面作用也愈益显著：无节制的徭役致使百业荒废、民生凋敝；超强的服役造成大量死亡、人口锐减；普遍的怨恨致使民心摇动、宇内不安。这些都抵消着从徭役的获利，越过某一点之后，就变成纯“亏损”了。选择过高的徭役终至损害王朝的利益，这就不再是理性的选择。
因此，只在一定限度之内，暴虐才不失为理性，一旦超出某个限度之后，就成为非理性的了。因此，过度的暴虐，也是一种荒诞！在探讨暴虐与荒诞的界限时，这一点是不可不知的。
其次是常识性与非常识性之别：暴虐是合符常识的，而荒诞则违背常识。
暴虐合符常识，初听起来也令人匪夷所思。实际上，暴虐也是基于合理思考的选择，因而并不违背常识，并非不可理喻。
秦始皇在诛杀大臣之时，必定想到：这些大臣有违圣意，倘不诛杀，必定留下后患。对于特定受害者而言，秦始皇的判断未必准确，但他作出判断所依据的逻辑并无问题，是所有帝王所认可的，因而是合符常识的。至于荒诞，则总是违背常理的。万历以其帝王之尊，要惠顾自己的某个庶子，实在是小事一桩，办法是多种多样的，怎么说也犯不着亲自去关照庶子的某笔蝇头小利。万历之所为，不也太不合常情了吗？这不是荒诞又是什么呢？
当然，一如利益的权衡，合符常识与否的判断也依赖于度的把握。帝王诛杀危险的对手，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是合符常识的；超过一定限度，就有悖常识了。朱元璋几乎将他的功臣斩尽杀绝，此中已无任何常理可言。远超常识的暴虐，实际上也是荒诞！
最后是可否预测的区别：暴虐可以预测，而荒诞则不可预测。
暴虐是基于常识判断的选择，信守常识的人能够作出比较准确的预测，这是很自然的。依据常识，依靠武力夺得大位的统治者，对于身边的潜在对手必不放心，上台之后必定随之以诛杀功臣，这种预测多半会被事实应验。正是那些能正确预测的智者，得以免除杀身之祸。勾践得志之后，毅然浮海而去的范蠡；刘邦登位之时，隠然遁去的张良，不正是这种智者吗？然而，理论上可预测远非实际上有预见；正因为如此，韩信、英布之辈才成了刀下之鬼。范蠡、张良者流毕竟少见啊。
至于荒诞，违情背理，出于常识之外，完全超出了理性的预测能力。在1966年，谁又能预见到决定着无数人命运的伟大战略部署呢？倘有所预见，刘少奇也许会另有考虑了。
从以上对比看来，似乎荒诞之害更甚于暴虐。倒不必匆忙认可这样的结论。但有一点是肯定无疑的：暴虐而且荒诞，那就害莫大焉！
试想，如果一种恶政既出于理性的精明算计，又挟带着非理性的疯狂；既借助于合符常识的高超设计，又赋予超常规的邪恶；既具有非同一般的破坏力，又反复无常不可预测，其为害之惨烈，震慑人心之恐怖，将会如何？
古往今来，为害最烈的恶政恰恰是兼备暴虐与荒诞的。
遥远的例子已难拨动人们的心弦了，就看一下朝鲜吧。它刚刚诛杀了一个千古逆贼，而且没有放过其三亲六眷，以至妇幼不免，让现代文明社会惊怖无言。它将观韩剧者、跳艳舞者、听外台者、謀外逃者统统赶向法场，用机枪了断。种种暴虐，已远非常人所能想象。所有这一切，都出自白头山的神圣家族。
据说那个从白头山升起的太阳将普照人类，开创历史的新纪元；金太阳升起之日，就被钦定为太阳历开始之时。据说金太阳出世时，百景呈祥，种种无稽谬说，让并不弱智的全世界目瞪口呆。一个为全世界所不齿的国际弃儿，居然想象自己已是世界领袖，口口声声誓言要建成世界第一强国！如此呓语，亦不烦重复再三，直至让人作呕。
金太阳也没有忘记告诉世人，只有他才是真正的救世主！每当太阳节来临，就一定要宣布：全世界都在欢庆，这让“全世界人民心中红太阳”情结尚存的人，被无端夺去头等荣耀，颇不自在。种种荒诞，难以备述。
如此登峰造极的暴虐与荒诞，大概是空前绝后了。
好在这个世界还不致如此不幸，一定要沦于暴虐且荒诞的统治之下。且不说自由选择的权利——那还不是所有人已具有的；仅仅依靠运气，也可能碰到稍好的统治者。那么，可能的际遇会有哪一些呢？
暴虐而不荒诞——谢天谢地，你遇到的是一位理性的统治者，他虽不仁慈，甚至可能相当严厉，但并不刁钻，即使是苛政，总算有章法可循；尽管你过得很不舒服，也能慢慢适应，并在一种既定的秩序下逐渐寻求发展。与在暴虐且荒诞的统治下相比，这也算是幸运的了。在朴正熙、蒋经国治下的人，大概就会有这样的体验。
荒诞而不暴虐——这可能吗？要在现代世界举出这样的例子，真还得费心寻找。荒诞的统治者似乎很难避免走向暴虐。因此，我们的注意力应转向那些尚未最终走上舞台的潜在统治者。这样的人倒是不难找到，孙中山与甘地就是很典型的例子。
孙中山是很可爱的理想主义者，他对于中国近代化的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正因为孙立足于旧世界，又决心仿效西方，建设一个现代国家，不免有一大堆异想天开的构想。
他幻想在一个半原始的国度里很快建成覆盖全国的铁路网，仅凭他那“全国铁路总监”的大笔，就将铁路线画到了拉萨！他不拘成法，勇于创新，将西方宪政之路演绎成军政、训政、宪政三部曲；将经典的三权分立推广为五权分立。他甚至要将三民主义与布尔什维克主义融于一炉，毕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于一役。可惜天不假年，孙中山死得太早，我们竟无从得知，孙将如何实现他那一大堆充满矛盾的计划。
至于甘地，其幻想并不比孙中山少，其荒诞作法则更多。甘地的极端非暴力理念演绎出多少怪诞主张，且不去说它。甘地本为俗体凡胎，早年生活也非守身如玉，在投身政治之后，却坚持要作圣人，留下不少刻意铸成的奇情逸事。
孙中山与甘地，都不失为我们时代的伟人，其崇高的使命感将永远激励后人。但还是不得不说，倘假以天年，让他们有机会践行其理想，真还不知道留下多少荒诞的事迹。
当然，更理想的统治应当是既不暴虐，也不荒诞。这并不是什么可望而不可即的事，恰好相反，那早已是一种常态，不过应以现代法治为其条件。
试考察任何一个现代法治国家的统治者，即使他既不杰出，也不免俗，但你何曾见过他的暴虐或者荒诞？他多半不过是一个常态的最高公职人员而已。其实，我们的理想不过是：将这种常态也变成我们这里的常态。这会很难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