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古今中外，主流的看法是：民意是绝对不可违抗的东西！即使最拂逆民意的统治者，也宁愿假装倾听民意、顺应民意，绝不会愚蠢到公然对抗民意。那么，民意是天然合理与正义的吗？或者说，拒绝民意是天然非理性且不义的吗？
在任何时代，民意都是一种不可忽视的东西；否则，就不至于有那样多与民意有关的词语：民意难违、顺应民意、民意调查、民意测验、民意代表、社情民意、主流民意、罔顾民意、强奸民意……。该如何对待民意，古今圣人说过的话多不胜数；虽然未必都顶用，但无不被奉为圭臬。
什么是民意？想必每个人都自以为了解它、熟悉它、能评说它。然而，实际上民意是一种高度复杂的东西；在没有深入考察之前，任何人都难以自诩对它有真正的了解。
首先，何谓民意，恐怕就没有人能清晰地表述它。顾名思义，民意当然就是人民的意见或者意愿。但任何社会，无论它的规模多小，其成员的意见都可能极其多种多样，能被称为民意的究竟是什么呢？是其中多数人的意见？特别强势的那部分人的意见？代表人物的意见？平均的意见？持不同说法者恐怕难以达成共识。这样一来，当某人说到民意如何如何时，你能相信，他所说的是某种含义确切的东西吗？就是在他解释明白之后，你能肯定认同他的看法吗？如果现在有人告诉你：就该给谁谁建庙、塑身、立碑，民意难违啊！你能肯定这是真正的民意吗？
尽管如此，还是能够确立一个大致能被接受的界定。不妨将民意理解为：
某个社群的民意，就是社群成员具倾向性的意见。
据此不妨说，民意就是主流民意。将主流民意简单地说成“多数人的意见”，却未必妥当。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表现消极，对很多事情谈不上有什么看法，甚至取无可无不可的姿态。
对民意有一系列特殊的限定，离开这些限定去谈论什么“一般的”民意，将没有什么意义。一些主要的限定如下：
民意与所限定的社群有关：一国、一地、一个行业、一个单位的民意，肯定不是一回事。例如，事涉拆迁某个街区，该街区的民意可能是反对，而所在城市的民意或许会支持。
民意总是针对某个确定事项而言的，例如对政府或特定人物的评价、对某项政策的看法、对某个举措的态度、对某一事件的倾向……。例如，某个城市对待建地铁与建核电，民意就可能大相径庭。离开所指何事而笼统地谈民意，没有什么意义。
民意是一种动态的东西，并非凝固不变。若问对于薄熙来的民意如何？那就得看你提出此问题时，是在2011年还是在2014年，其区别之大是不言而喻的。
以上所述，我相信一般人都会认同，因为它们不过是一些众所周知的常识。尽管有时可能忽略这类常识，但总不致刻意加以反对。正因为如此，这类问题不是人们的主要关注对象。
谈及民意时，只有那些微妙、敏感、复杂的问题，才需要更深入、更精细的分析。
西方许多政界人物，无论其政声与口碑如何显得不错，但其支持率通常并不很高，例如奥巴马与默克尔就是如此。但萨达姆与金正日，却总能轻松地拿到100%的支持率。这两种民意相差如此悬殊，你相信哪一种？
1958年实行人民公社化，所有农民都敲锣打鼓表示庆贺；1980年解散人民公社，似乎没有人敲锣打鼓，但民意更加明确：在上面还来不及布置之前，老百姓就在一个晚上分了地！1976年初，批邓的口号响彻云霄，批邓的舆论铺天盖地；1976年4月5日，几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冒着风险表达了对邓的支持。对于如此截然相反的“民意”，哪一种是真的？
历史显然已经作出了结论：支持萨达姆、支持人民公社、支持批邓的民意都是假的！我更倾向于将上述结论修改为不是真的。这两种表述难道有什么不同吗？实际上，这个问题比初看起来要复杂些。
对某些事情，例如出租车是否应当提价、是否应在某处建一垃圾站，民意如何通常是很简单的，表达真民意也毫无困难。反之，对于“如何评价文革”这样的问题，就很难判断民意究竟如何。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事情本身的性质与有力量掌控民意者的意愿。
诸如“出租车提价”、“建垃圾站”之类的事情，简单具体、并不关乎军国大事与官场声誉，一般不存在什么权势者执意操纵民意的问题。对这类事情容易得到比较真实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不太可能出现强势掩盖民意或操弄民意的情况。对于任何单纯的、利益中性的事情，情况会大体如此。
与之相反，对于那些复杂的、涉及全局的、关系到主流意识形态取向、联系于官员们政声的问题，民意就不再仅仅是一种可以科学测定的“社情”，而是舆论掌控者手中的一张牌；它所反映的，不再是一种客观的情势，而是掌控民意者希望看到的结果。其中难免有虚假成分，但也未必都是假的；唯一能够肯定的是：它不是真的！其所以如此，包括多方面的原因：倾向于收集有利信息；刻意修正调查资料；在强势舆论引导下民众的本能顺从；民众对于复杂事项的片面了解……。纯属编造的虚假民意未必没有，但不妨视为极端情况。
例如，对于评价文革的民意就是如此。左派们当然会言之凿凿地声称：拥护文革是主流民意！首先，他们几乎本能地只听到赞颂文革的声音；如果他们了解到某地有很强的肯定文革的声音，那么总结性材料上很可能就成了“大多数人肯定文革”；实质上颂扬文革的长文短论、红歌红舞、纪念文物铺天盖地，一律被放行，而批判文革者则被刻意阻止，这种舆论导向，至少让那些少不更事的年轻人认为文革可取，或者并不那么坏；更多的人不太可能全面了解文革的破坏性，常常不假思索地跟着左派们吆喝。这样一来，一个拥护文革的民意就形成了，普通民众哪能去辨别真假？
在一个民意不能自由表达的社会中，虚假民意盛行是很自然的。
唐太宗的一句名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被传颂了1400年，似乎已成了政治学的公理。此言最可贵之处在于，它肯定了庶民的力量。但因此而说“民意左右着历史”，则大有讨论的余地。
唐太宗在“争天下”的过程中，直接体验到了民意的力量，深知对民意不能疏忽大意。因此，要记住的第一条结论就是：
民意有重大作用，有时是决定性的。
历史上因罔顾民意而招致失败的事例，可以说俯拾皆是。秦始皇纵然有万丈雄心、睥睨天下的神力，完全不在乎天下人是否能忍受他的暴政。但一个小小的陈胜就能一呼百应。民心至此，焉得不亡？1126年，金兵直取东京（今开封），掳去徽钦二帝。但中原大地也并非全都归顺金国；各地勤王之师辐集，义军云涌，而且仍然打着赵宋的旗号。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金国：民意还在宋王朝一边。这种形势，对于金兵的推进不能不有钳制作用。明末清兵入关，用区区数十万满人征服了1亿汉人。汉人后裔似乎至今不服，但就是不仔细想想，那个腐败透顶的明王朝，哪还有一丁点儿民意基础？如果你身处明末，你愿意为那班昏君庸官守江山吗？1976年4月5日之后，就是世间最强大的人，也不能不承认：对于文化大革命，赞成的不多，反对的不少。民意有时使人很无奈啊。
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任何人都得受民意的支配了。这就须记住另一句话：
并非任何时候民意都是决定性的。
中国没有“全民公决”这种西方“病毒”，否则很多事情就干不成了。如果进行全民公决，我敢打赌，以下事情必定得不到多数人支持：身份与待遇上的城乡二元化；农民土地收归集体；农民并入公共食堂；在大饥荒年代将粮食运往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文革中红卫兵横行全国，白乘、白吃、白住；大中学停课几年……。这些普天之下最荒唐的事情，怎么能得到民意支持呢？但依然照行不误。
可见在许多情况下，民意都不起决定性作用：即使明知大多数人不乐意，还是干下去。至于事情本身，既可能合理，也可能不合理。由此看来，民意固然力量巨大，但也还不至于民意关天，还没有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地步。不消说，这一结论主要适用于非民主的社会，但也不排除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亦适用于民主社会。
如果说，尊重民意、顺从民意经常被挂在政治家的嘴边，那么，“驾驭民意”这种话是任何人难以说出口的。不过，对不少人来说，或者在很多情况下，驾驭民意恰恰是最重要的。当然，驾驭民意只能是权势者的事，一介草民岂有这种能耐与兴趣？
被驾驭似乎是一种很不堪的状态，公然说及谁谁被驾驭，一定是使人气馁的事情。问题是，恰恰大多数人是容易被驾驭或者经常被驾驭的。试想，天下之大，普通人岂能尽知天下事？一旦有能作主的高人声称如何如何，没有任何底气的你凭什么反对呢？这不就以高人的意见为自己的意见了吗？即使你心犯嘀咕，多半也不敢或不愿给主事的人拆台，对不关痛痒的事情就更不会较真了。这样一来，你不就被驾驭了吗？在大多数情况下，被驾驭未必真的那样不堪，除非特别损害你的利益且你又清醒意识到了。
以上是从被驾驭的一方考虑。如果从驾驭的一方考虑，情形就大不相同。权力者肯定有驾驭民意的强烈意愿。至于驾驭民意的动机与效果，则可分两种不同情况考虑：
顺势驾驭 在民意已经于己有利的时候，进一步加强这种民意，使它达到仅剩下一种声音的状态。普京在其执政的大部分时间内，都得到民众的普遍支持。但他有一种将事情做满的偏好，强烈地希望达到民意支持的“满贯”，不能容忍仅剩的一点杂音，强势地干预那些不完全听话的媒体，不惜拿出他在克格勃中练就的那些本领：讹诈、驱逐、让其人间蒸发等等。且不说这样未必能提高民意支持度，即使推高了支持度，恐怕不能说是真实的。
逆势驾驭 在民意恶化的形势下，扭转民意的走势，使其变得于己有利，至少不那么怨声载道。这对于任何强势的统治者都是难题。问题在于，虽然可以做到完全控制官方舆论，使媒体上只剩下一种声音，就像今天的朝鲜一样，但连统治者自己也未必不知道，那仅仅是他自己的声音，真实的民意如何，他心中也是没底的。在万马齐喑的局面下，统治者如何估量真实的民意，是一个或许没有答案的有趣问题。谁知道今天金正恩心里在怎么想？他真的相信自己得到举国一致的支持吗？
在非民主社会中，执政者往往有驾驭民意的强烈意愿。但他们未必能驾驭真实的民意，多半只是操控面子上的舆论而已。明智的统治者明白，某些施政目标离不开真实民意支持，在民主社会中尤其如此。驾驭真实民意也并非完全不可能，尽管肯定比封杀异见困难得多。
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就是驾驭真实民意的高手。在希特勒以其雷霆万钧之势压向不列颠的时候，丘吉尔所需要的就是对于他抗击决心的举国一致的支持；他得到了。在二战的艰难时刻，罗斯福需要民众支持他强势介入战争，但民意远非如此，许多美国人更希望置身事外。珍珠港事件前后，罗斯福以其高超的手腕，终于使舆论转向支持参战。1958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呼声高涨，戴高乐心知历史潮流不可抗拒，但他也不敢轻率冒犯法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民族主义者已经在紧锣密鼓地筹划军事政变了——，急剧撤离阿尔及利亚。直至在作了种种努力、国内舆论开始转向之后，他才与阿尔及利亚签订历史性的协议，终于使法国甩脱了这个沉重包袱。
对于民意的成功驾驭，首先需要社会情势存在这种可能，其次需要高超的驾驭艺术，同时也需要政界领袖的伟大胸怀与人格力量。上面谈及丘吉尔、罗斯福、戴高乐的例子，正好具备了这些条件。至于非民主社会中的执政者，出现于他们眼中的通常只是虚假民意；能否有效驾驭真实民意，他们纵然煞费苦心，恐怕终究缺少底气。
在对民意作了上述考察之后，似乎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民意具有不可忽略的强大力量，但还不至于有“天大”的力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能驾驭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