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赞赏什么行为？以下两种回答颇不相同：
“那还用说，那当然是秉持道义、务求公正的行为！”
“在所处条件下能够做到且效果最好的行为。”
与大义凛然的第一个回答比较，后一回答显得过于低调平淡，颇有些机会主义或实用主义的意味，没法子激励人心。然而，理性地看来，恰好后一回答是更可取的。
如果你路遇劫匪，估量自己并无抗拒之力，那么你多半会适度地满足劫匪的要求，以期尽快脱身。这在大多数人看来是无可指责的。
但如果一个国家遇到类似的事情，当政者在决定和与战时就远没有如此简单，他不仅要仔细判定所作选择的战略后果，也要考虑到舆情民意的反应。在很多情况下，选择求和是更艰难的决定。
历史上，主和的当政者罕能逃过当代乃至后世的骂名。
秦桧夫妇的铁身，跪于西湖畔请罪已有一千年之久，至今仍不能得到世人的宽恕，这对人们的警示已够昭明了。几乎没有人细想，秦桧真的该当此罪吗？如果不考虑陷岳飞于冤狱一事——其实那不过是替皇帝老儿受过而已——，仅就对已据有中原的金国主和而言，千秋功罪是很值得重新评说的。
鸦片战争中主持和议的大臣琦善、耆英等，还来不及承受千年骂名，但也未能洗脱汉奸——准确地说应该是满奸——的污垢。或许，即使在多少年后的教科书中，他们仍然将作为大民族英雄林则徐的反衬出现。未来年代的人们大概无暇细想，抛开君命难违这一层不说，琦善等在当时是否还能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甲午战败无疑将是中华民族永久的耻辱，当时的主帅李鸿章自然罪责难逃。但李鸿章更因签订《马关条约》（1895）而背负汉奸之名，却未必不可再议：如果当时李鸿章在谈判桌上大义凛然，拒绝和议，愤然离席而去，大清帝国所面对的后果将是什么呢？
1870年的普法战争，一方面造就了空前强大的德意志帝国，另一方面则在法国留下了一个“卖国政府”。拿破仑时代大胜普鲁士的那份无上荣光，被梯也尔政府的屈辱求和一扫而空，要骄傲的法兰西在当时原谅梯也尔确实也难。但在当时的局面下，在法兰西能找到一个体面地收拾残局的大英雄吗？
敢将导弹运入古巴，摆放在强大对手美国的家门口，赫鲁晓夫的勇气不可谓不大。但在1962年，在肯尼迪总统的最后通牒下，赫鲁晓夫还是退缩了：他下令从古巴撤出全部导弹！
当满载导弹的苏联军舰在美军监视之下驶离古巴之际，全世界在核大战威胁的恐怖下紧绷的神经总算松弛了。无论在东西方，都没有多少人乘机讥刺赫鲁晓夫屈膝投降，唯有中国的反修斗士不失时机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一顶“投降派”的帽子。在当时的形势下，赫鲁晓夫果然能够赖在古巴不撤，静候肯尼迪掀动核按钮吗？
因主和而负卖国罪名者，古今中外不可胜计，难以尽述。在历史的法庭上，值得重审这些人的案子吗？今天的审视者，将如何评判那些陈年旧案呢？
一部分人会秉持道义的理由：凡违背正义的决策都是不可接受的。反抗外来侵略、维护国家尊严，从来都是最大的正义。以此标准衡量，秦桧、琦善、李鸿章、梯也尔、赫鲁晓夫等就是卖国贼无疑了。另一部分人则以情势判断为准绳：在无望取胜的条件下，争得可能的最好结局，就是理智的决策。
问题的焦点在于，如何判定主和者真的“无望取胜”呢？在远离历史现场的今天，人们既拥有足够多的资讯，也具有较充分的冷静客观，已不难作出较准确的判断了。例如，你真能相信：羸弱偏安的南宋小朝廷能够战胜强悍的女真铁骑，北定中原？老朽颟顸的清帝国能够驱除船坚炮利的英国舰队？甲午战败后千疮百孔的清帝国，还能奋起一战，反败为胜？拿破仑三世被俘后的法兰西，还有力量与空前强大的德意志再作较量？赫鲁晓夫可以坚持不撤导弹，也能避免核大战或者在核大战中完胜不败？——你真能相信这些都是可能的吗？无论公众如何判断，大多数历史学家大概不会这样认为。既然如此，坚持一种毫无希望的选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历史所启迪的智慧只能是：做你所能做的事！为所不能为，不论如何有正义之名，都并非智者的选择。
改革者所面对的情势不那么刀光剑影，但决策之艰难未必稍欠于和与战的选择。不少雄韬伟略的改革者，因深谋远虑、谨慎决策而背负保守的骂名。
康有为无疑是光绪年间最风光的人物。今天还有不少人记住他，可能不是因为他是戊戌变法的功臣，而是因为他是不合时宜的保皇派罪人。康梁的变法主张——其核心思想是君主立宪——已被后来的革命洪流冲毁净尽，康有为还能算一个可敬的改革者吗？
罗斯福无疑是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世界领袖，他之所以被人们崇敬，既因为其在二战中的主导作用，也因为他的广受颂扬的新政。没有人否认罗斯福作为西方世界主要改革者的地位，但不少人质疑他的新政的种种局限，来自社会主义阵营的批评尤其严厉：新政不过是稍稍修补资本主义的漏洞而已，丝毫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缺陷。如此看来，罗斯福的事业似乎气魄还不够大，他还能算一个伟大的改革者吗？
赫鲁晓夫曾经是中国政界最厌恶的人物，但这并不妨碍世界的主流舆论认可他为不可多得的勇敢改革者，是持续半个世纪的革除苏联弊政这一伟大运动的真正发起人。但与后来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普京的所作所为相比较，赫鲁晓夫那些仅触及皮毛的改革，似乎微不足道。他也太小心谨慎了些，还能算一个杰出的改革者吗？
与赫鲁晓夫比较，一度成为中国领袖的华国锋似乎更难称为改革者了：他坚守“两个凡是”，津津乐道“你办事，我放心”，迟迟不为文革受难者平反。但是，毕竟是他甘冒风险一举清除了极左的文革派，他实际上结束了文革祸害，开启了迈向正常国家的艰难转折，让封闭多年的国家开始面向世界。这些不正是一个杰出的改革者所应做的吗？
“改革”或许是当代人最欣赏的一个词。但真正完美的改革者少之又少，如果不是根本没有的话。几乎每个改革者都会被一些人指责为过于保守，又被另一些人指责为过于激进，这怎不叫人进退失据、踟蹰不前呢？在社会转折的狂热气氛中，通常“过于保守”的指责呼声更高。评判这种指责是否合理的关键在于：改革者的目标恰好是他所能做到的吗？或者，在当时条件下，他的改革取向是最佳的吗？
在民权呼声渐高的年代，康有为仍不愿废了他至死效忠的皇帝的尊位，很难不被斥为保守派。但是，从后来的民国或共和国表现之恶劣看来，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方案未必不是一个更可取的主张，可惜已没了一试的机会。
那些期望罗斯福的新政真正为进入社会主义铺平道路的人，未免太想入非非了，你想让美国成为另一个苏联吗？如果是那样，就会有更多的人宁愿罗斯福倾向保守了；否则，美国势必也将有它的1991！
看看赫鲁晓夫有那样多的同僚拼命反对其改革，而且最终废黜了他，你就明白，身处1950年代的赫鲁晓夫不仅不保守，实际上简直有点冒险了。
华国锋本来是一个厚道本分之人，在生死关头义无反顾，毅然主导了翦除四凶的那次历史性事变，已经勉为其难了。在那个头脑普遍僵化的年头，你还能要求他有什么更惊人之举？如此看来，康有为、罗斯福、赫鲁晓夫、华国锋并不保守；如果说他们保守，那也是一种合理的、必要的保守，他们只不过是做了在所处条件下所能做的事。对于这样的“保守改革者”，人们能够苛责吗？
为申述本文的观点，目前的乌克兰或许是一个最好的例子。
即使是最乐观的人，现在也难免忧虑乌克兰的前途了，它会陷入永无休止的内乱吗？
谁都知道俄罗斯从来都是虎狼之国，在欺凌蚕食它的近邻时绝不心慈手软；它吞并克里米亚、挑起东乌克兰叛乱，没有任何道义可言。谁都知道，几百年来饱受俄罗斯欺凌的乌克兰，好不容易趁苏联解体之机获得了独立，仍然不得不外抗强邻，在道义上不输俄罗斯一分一毫。
然而，再强的道义优势，也不能成为决策的依据。别忘了，今日之地球，仍然是以利益为第一考虑的世界。不以物质力量为后盾的道义力量，不足以解决当代任何重大的问题。
那么，不输道义的乌克兰，所能依仗的物质力量何在？它有武装力量抵挡世界第二号强大军队，哪怕抗击一周以上吗？它有俄罗斯之外的可靠经济伙伴吗？它有不依赖于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吗？它有在交战状况下足以养活自己人民的雄厚财源吗？如果没有这些东西，能够指望西方盟友提供这一切吗？——如果所有这一切全不具备，徒有对抗强邻的万丈雄心，谈什么抗拒俄罗斯！不宜抗拒那头粗暴的北极熊，非不义也，实不能也。
欧洲在其最辉煌的岁月中，都未真正制服过北极熊。欧洲已足足享受了70年的和平，今天已不再是一个勇武的巨人，既无战争的武备，更无打仗的意愿，它能为了远在欧洲核心地带之外的乌克兰冒险与俄罗斯一战吗？
对于不遵守国际规则的俄罗斯的肆意妄行，欧洲不能不怒火中烧，它已在俄罗斯面前晃动了拳头，宣布了若干制裁措施——这已是它所能打出的最大的牌了，它还能真的将伸出的拳头打到北极熊头上去吗？至于当之无愧的世界头号军事巨人美国，无疑比欧洲有大得多的战略优势，而且是俄罗斯的宿敌，是第一个不希望俄罗斯占到便宜的国家。即便如此，目下它也不愿意与俄罗斯直接对抗，其所肩负的国际义务也实在太多了，它的力量并不是无限的。
总之，乌克兰内无实力，外无真正能够且愿意使上劲的盟友。对于乌克兰面临的这种险恶情势，俄罗斯人全看在眼里，理性的局外观察者亦洞若观火，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也未必不心知肚明。
面对如此无情的现实，一个理智的小国领袖该做什么，也就清楚了。形势不仅比人强，而且也比如日月高悬的道义强！波罗申科固然不应做卖国贼，但也不必做拼命三郎。他不是能够逞匹夫之勇的好汉一条，而是肩负5000万人命运的一国元首。他还拥有一片活动空间，充分施展自己的智慧与俄罗斯周旋。他应该在西方与俄罗斯之间，找到一条让乌克兰安身立命的生存之道。
世界历史上，有足够多的小国，凭借高超的外交技巧游刃于强国之间，其中的智慧足可借鉴。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必要地刺激北极熊，绝非求生之道；急于加入北约，尤其不可取，况且也不现实，那只能促使俄罗斯决然关上和解的大门。冒着被国人误解的危险，与从无信义可言的北极熊妥协，对于任何不失尊严的人都会是极其痛苦的事情。但波罗申科就得干这件痛苦之事。政治家无权计较这些，为了国家，他必须做自己能做之事。
就事理而言，乌克兰的出路只能如此。至于波罗申科是否也这样看，或者是否有勇气作出决断，则非我所知也。
前述的事例表明，在涉及和平与改革的问题上，政治家的选择原则其实很简单：做你能做之事。这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伦理，它体现了对公众与历史的真诚与责任感。
“能做之事”意指这样的事情：在所处条件下能够做成之事；或者，在所处条件下能够达到最佳结局的事情。判定什么是能做之事，当然需要智慧与经验。
能做之事未必是决策者内心最想做的事情。华国锋在1977年选择了让邓小平复出，这在当时不失为一种理性的决策，其内心是否乐意如此，则大可置疑。能做之事也未必是当下很得人心的事情。梯也尔在1871年接受了德国人苛刻的和平条件，在当时实在是别无选择，但还是被热血沸腾的法兰西男儿骂为卖国贼，而且激起了“巴黎公社”之变。
在违背个人或公众意愿的情况下，理智地做能做之事，往往要承受巨大的内心痛苦。这可以说是理智的政治家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不愿付出这种代价的人，则很可能选择违背理性，取悦世人，随波逐流，不惜酿成社会恶果。倘若如此，有后世人可以效法的价值可言吗？
能做之事也未必符合决策者的长期目标。例如，在19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者只能选定一个较低的目标：建立受市场调节的计划经济。可以理解，至少在那些最有远见的改革者心中，经济改革的最终目标应当是完全的市场经济，但这既不是当时能做之事，也不是当时能说之事。只是在十年之后，在历史性的邓小平南巡之后，市场经济才明确写在改革的旗帜上。选定一个暂时的、随时准备超越的目标作为当下的能做之事，而将最终目标秘而不宣，这该需要多么深沉的韬晦功夫啊。
能做之事未必肯定实际做成。所谓能做，仅指当主要条件具备时，所选择的目标原则上能够达到。但并不排除，由于某种偶然的次要因素的干扰，致使预定目标最终未能实现。例如，戊戌变法纵然失败了，但并无理由认为它绝不可能成功；实际上，仅仅7年之后的新一轮变法，甚至比康梁走得更远。戊戌之败，主要与某些细节上的处置失当有关。因此，仍然可以说，康梁选择了他们的能做之事。
做能做之事，平凡而现实，每天都被无数人士践行着，并不需要特别的哲学包装。如果一定要贴上某种标签，不妨唤作保守主义或现实主义，这都不是什么光辉夺目的名词。
我们身处一个躁动不安的时代，有较多的人奉行一种保守的哲学，不失为一件幸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