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耕耘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的农夫，与一个窝身于公司——无论是国有的还是私营的——的狭小写字间中的白领，谁的积极性更高、出力更勤呢？答案似乎毫无悬念，当然是前者。对于大公司的小职员而言，“从公司的整体利益沾光”这种激励，大概起不了什么作用。但这样一来，岂不是相当一部分人士已经失去有效激励，这对于今日之文明是否有颠覆性的影响呢？
人们为什么愿意投入工作？以下因素都可能是动力来源：
A.利益激励；
B.奉献心与责任感；
C.职业兴趣。
在一个低文明的社会中，上述的动力B乃是稀有之物，指望它多半是没希望的。职业兴趣可能是强大的驱动力，但未必每个人具有它，而且即使具有兴趣也未必能持久。因此，将工作动力寄望于个人兴趣，没有什么现实性。这样一来，就只能主要依靠利益激励，将人们驱向工作场所了。
利益！熙熙利来，攘攘利往，天下之人就直奔这利益二字，没有人为此而蒙羞。要人们卖力为你干活吗，就给足利益吧！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完全可能，小利之下，有人奋力而为；重赏之下，依然怠惰如故。在什么情况下，利益激励才见效果呢？如果绩效与利益激励并不成比例，那么它们是什么关系呢？此中的机理远比初看起来要复杂。
如前所述，利益并非唯一的驱动力。如果综合地考虑到责任、兴趣等等因素的作用，势必导致很复杂的分析。为简单起见，不妨仅仅保留利益作为唯一的驱动因素，这固然稍稍有点简单化，但大体上还是说得通的。
这种处理模式，就是现代经济学中的理性原则：假定每个参与经济活动的人都是理性的，亦即能准确地估量到自己行为的利益，而且以实现其利益最大化为其唯一目标。要强调的是，此处所说的纯粹为个人的（而非某个人群的、社会的或国家的）利益最大化！如果认可利益原则，那么就不能不认可如下定律：
个人在工作中的勤奋度与他所认定的利益相关度成正比。
不妨将这称为激励定律。你大概会不胜惊讶：激励这种高度复杂的社会行为，居然遵循如此简单的定律！如果你以为激励定律很简单，那就是误判了。实际上，你很可能忽略了，在激励定律的表述中，与个人勤奋度成正比的，不是利益，也不仅仅是利益相关度，而是个人“所认定的利益相关度”！例如，你在某公司工作，你上班卖力的程度，既不决定于你的努力致使公司收益的增长（例如1000元），也不决定于这一增长给你带来的可能收益（例如10元），而仅仅决定于你自己估判到的收益（例如5元）。在实际经济生活中，个人“认定的利益相关度”有多复杂多变，对于工作投入的个人决策就有多复杂多样。
现在你能说，运用激励定律的现实结果，会很简单吗？
大体说来，个人所认定的利益相关度，在个人工作投入所产生的绩效中，占有某个适当的比例。在任何情况下，这个比例总有一个上限，即绩效的100%；也有一个下限：0%。如果达到上限，那么个人认定其利益完全系于工作绩效（并非说个人完全占有工作成果！），就如同在自己土地上劳作的农夫一样。不妨就将这种利益相关度称为农夫利益。
在另一个极端，个人认定工作绩效与其收益绝对无关（并非说个人完全不占有工作成果！），就如同根本不关心工作后果的大工场中的工奴一样。不妨就称这种利益相关度为工奴利益。
任何利益相关度都是介于农夫利益与工奴利益之间的某个中间点；提高利益激励效果的要诀就在于，让个人认定的利益相关度尽可能靠近农夫利益而远离工奴利益。如果员工达到或接近于实现工奴利益，那么激励的作用就不复存在。
中国人具有世界声誉的超常勤劳，当然并非仅仅是农夫的勤劳。但不可否认，这种勤劳正是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辛苦一生的古今农夫培育出来的。简言之，中国式勤劳，实质上无非是自耕地上的农夫的勤劳，它由农夫利益所驱动。
今天，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中，农夫不到人口数的一半，而美国则已低到1%。在如此工业化的时代，农夫都行将消失，还大谈什么农夫利益，似乎不着边际。当然，此处意不在农夫，而在于强调农夫利益的启示，它不失现实性，而且其价值巨大。
农夫利益的精髓就在于：为自己工作！对于劳作于自己一亩三分地上的农夫而言，“为自己工作”当然绝无疑义。而对于一个复杂的工业化社会中千百个行业的工作者来说，是否“为自己工作”，肯定是一个极度模糊的问题。然而，现代社会中许多让政治家们头痛的问题，恰恰源于这一点。
工业化社会的生命力建基于工作效率，而效率不能不依赖于工作者对于职守的关切，极度的关切正是基于“为自己工作”。然而，今天的现实却是：大千世界，七十二行，真正潜心为自己工作者，能有几人？！
如果承认以上分析有效，那么，致力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社会繁荣的人士，首要的任务就是：务必使涉及经济效率的任何制度设计，都能够导向人们“为自己工作”；或者说，应当致力于造就尽可能多的“农夫”！今天的问题恰恰是：普天之下，“农夫”太少，而“工奴”太多！或许，正因此而致改革效果不彰也。
然而，在一个职业人早已习惯于悠游度日的时代，要驱使人们甘为“农夫”，谈何容易！这涉及制度设计的复杂问题，需要中外治者——企业家、经理人、政府官员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学者——艰苦探索与不懈努力。没有人手握管治秘技与救世良方；热衷于顶层设计的庸碌官僚与投机文人，尤其没有灵丹妙药。
但我坚信，已有的人类经验，能够提示某些普世原则，足资人们借鉴而难以废弃。最核心的原则就是：任何制度安排都要促使人们明确自己的权利与责任，乃至分毫不爽！如果主要的事情在于社会成员准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那么，明确权利与责任正是必不可少的前提。具体说来，下面这些都是人们难以回避的要点：
分散产权 史载中国古代曾出现过人丁逾千的大家庭，他们被儒家圣贤颂为传家典范，但终究解体了，今天已遗迹无存。大家庭造就不了优秀农夫，超大家庭更会使农夫退化为懒汉。
今天的顶层设计者，最热衷于合并企业，赖以形成征服世界的巨无霸。这一思路源于超级跨国企业的启示，似乎不无道理。但人们或许忽略了，国际上所有超级巨鳄内部分公司林立，各自责任明确，产权清晰，实际上遵循分散产权原则。倘非如此，它们就成了“中石化”、“中石油”，需要纳税人供养了。
分工明确 流行的看法认定技术发明催生了高生产率的近代工业，而睿智的经济学家更强调，中世纪末期的分工细化，催生了发端于英格兰的工业革命，从而催生了近代文明。我坚决认同后一观点，在提升生产力这一点上，发达的分工胜似新技术；而且，正是分工有力地推动了技术创新。
人们只知道波音造大飞机如母鸡下蛋，却未必注意到，它将90%的部件分包给世界各地了。这种工业模式是热衷于巨型工厂的人不待见的。分工的极致是责任到人；权责利明确的个人，岂不真正成了现代产业中的农夫！
容纳单干 在高度组织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中，“单干户”星罗棋布，或许匪夷所思。当然，这不是中国式的种田单干户，而是承接各种“订货”的高级单干户；他们所能提供的“货”，其“含金量”远非中国农民所能想象，其中包括特殊部件、电脑软件、工程设计、园区规划、专业评估、医疗诊断、法律咨询、文书制作……总之，包括个人或少数几个人足以完成的一切。
这种单干户的责权利当然完全明确，你能不承认，他们正是现代世界的“农夫”吗？或许，今天这种农夫的比例还不太高；而其与日俱增则是毫无疑问的。未来学家已在高呼：让更多的白领将办公室搬回家去！你能不欢迎这一潮流吗？
未来学家的口号固然响亮，但眼前的现实却远没有那样亮堂，大多数经理人的目标要低调得多：只要让懒洋洋的员工振作起来就行。但这也不容易。
在奴隶制从地球上消失至少一百年之后，今天人们已经看不到奴隶；像山西“黑砖窑”这种情况毕竟是罕见的例外。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不难想象，完全失去自由的奴隶，其劳动热情只能降到冰点。须知，他们的双手所做成的一切，完全无关乎他们的利益。
在这一点上，真正实质的问题是完全的利益无关性，而不是劳动者是否有人身自由。一个供职于现代大公司的人，无论他如何自命不凡，在老板面前如何自信满满，如何来去自由，如何以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自炫，只要他的利益脱离了公司的营运绩效，他的工作态度就与困于某个工场的奴隶少有区别；在事不关己这一点上，他无非就是现代职场中的工奴！
“工奴”之名极不中听，但在当今文明时代仍有“工奴”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要见识“工奴”，最好的处所就是未经改革的国有企业。
我有幸在这种企业工作过，对于“工奴”如何在那里悠闲度日，不能不知之甚详。为尊重我曾经的同事起见，就不去细述人们的种种仪态了。任何现代的经理人，都不会对那时的“主人翁”给以最起码的优评。但不能不强调，“工奴”们是完全没有责任的。
对于那个号称属于“全民”的产业，“工奴”们何曾有过一丝一毫的法定所有权？要求根本不具有所有权的人，像“主人翁”那样工作，实在是太过分了。“工奴”们岂止是出勤不出力而已，也完全不关心公有财产，毫不在意其缺损散失，只要需要而又存在机会，就毫不犹豫地顺手牵羊。曾经的顺口溜“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并不是什么夸张之词。
“工奴”也并非中国的特产，即使西方工业化国家也不少见。就是现代“泰罗制”的发源地美国，在管理严密上誉满全球，底特律的某些汽车工厂中，同样弥漫着慵懒涣散之风，以致并购了这些工厂的日企经理伤透脑筋。
依照现代公司法组织起来的企业，产权清晰，分工明细，让哈佛的商学教授无可挑剔。但这些并不关乎受到工会法严密保护的员工的利益。在员工们看来，工厂只是一个挣钱养家的场所，此外的一切都与之无关。无论他们意识到与否，他们都乐于做事不关己的“工奴”。
被人们高度颂扬的现代文明，能容忍“工奴”存在甚至肆行于世吗？无论是否有人认真考虑过诸如此类的问题，无情的现实看来是：人类很难摆脱“工奴”心态对于文明的浸蚀。问题在于，要让职场上的每个人，分明地看到职场中有自己的一份利益在，做到这一点的制度设计，仍然是人类最难应对的智力挑战。即使制度安排让一部分人摆脱“工奴”的角色，也无法让所有人成为社会的真正主人。
这一事实想必让那些醉心于理想主义乌托邦的人士深感失望，但对于世人，毋宁说是一种正面启示。
今天，坚持不懈地鼓吹乌托邦的人无疑越来越少了；而这正是促使福山宣布“历史已终结”的现实基础。但旧时代的遗老远未绝迹，最近以其猛烈抨击私有制的雄文扬名天下的人大教授就是适例。
唱意识形态高调当然毫不费力，而且还能名利双收。但即使这方面最强有力的人，也未必能回答一个基本问题：你如何能使理论上的社会“主人翁”增加一丁点对社会的实际关切？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它关系到制度与人性。
如果说，在这一点上人们终究有所作为，那么，就是人们还是可以设计并坚守某些机制，至少促使大多数人适度地离开“工奴”，趋近于“农夫”。或许，人类将永远不会完全做到这一点；但即使部分地做到，我们也将有一个不失光明的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