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虽然是一个古词，但用来表达今天的个人道德修养，似无不妥。在这个将“学雷锋”提升到了天上的国度，学校中却几乎没有独立的道德教育，似乎十分怪异。这是因为，主流意识形态已将道德吸收到政治思想中去了。然而，即使修身课——亦即道德课——常开，真能达到提升道德的目的吗？
我们是这样一个国度：人们的聪明才智竟大部分用在如何做人上了。自古至今，圣人、君王、官府、尊长都在谆谆教导人们，该如何做人。就是在今天，有点身份的人对后辈发表讲话，其高潮或许就在关于做人的说教，仿佛非如此不足以达到应有的境界。
经历几千年铺天盖地的做人教育之后，人做得如何了呢？还不能不说成绩斐然，大多数人都很会做人了。我不知道这个表达如何翻译给外国人听；至于国人则肯定是“你懂的”。
大概多亏这个很会做人，我们才成了值得无比自豪的礼仪之邦。
现在不妨展示一下“会做人”的种种妙处，那才是我们的真正国粹啊。概而言之，“会做人”意味着能恰到好处地处理涉及人际关系的各种问题。具体说来包括：
对所有需要打交道的人，依据亲疏贵贱有分寸地决定对待的方式与态度，使之对亲者不吝，对疏者不卑，对贵者不骄，对贱者不媚。懂得区分亲疏贵贱，正是自古以来的圣人之教，是儒家学说的精髓，岂可掉以轻心？
对待任何事情能取中道，不过不亏，恰到好处。在得意之时能戒骄，在失意之际能戒躁，在富贵之时能戒奢，在贫贱之际能戒卑，在愤慨之时能戒怒，在忧伤之际能戒悲。无论喜怒哀乐，都控制在适当的分寸内，既不失身份，又合符礼仪。中庸之道，正是儒家的要旨，不能不恪遵不逾。
谨言慎行，凡事三思。切忌锋芒毕露、语无遮拦、不论场合和盘托出、不留余地、持重不足、轻浮有余。
做人的技巧，也少不了十八般功夫，岂能尽述？古往今来，恐怕也是略通一二者多，件件皆精的少。不过，若用现代的白话说来，这些都叫做行为外观上的修为，并不深入灵魂上的自省。因此，是否合符对于道德修养的现代理解，还有待讨论。更直接地说，“做人”是否就是修身，仍然是一个未定的微妙问题。
对此，我倾向于持更圆通的观点，即认定：“做人”虽不等于修身，并不能保证达到修身的最高境界，但毕竟有接近于修身的倾向。“做人”也未必完全不触及灵魂，但它多半无法真正净化灵魂。“会做人”者能达到道德上的某个等级，高下如何，就因人而异了
。
套用中国的传统说法，不妨说，“会做人”者的两个极端就是君子与小人。君子意味着不仅有完美的外在修为，而且真正具有一颗从善的灵魂，可称之为修身典范或者道德楷模。小人意味着徒有其表，与善无缘，不过是专擅逢迎的人精，用钱理群教授的著名说法就是：
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可悲的是，后者今天绝不少见，一个现成的标本就是芮成钢！
那么，修身典范呢？坦率地说，我真不敢举一个例子。凭什么去保证所举的人白璧无瑕呢？如果说世界上竟没有这样的人，不免使人太悲观。不妨说，疑似的修身典范还是有的。这样的人，我就敢说出来了，至少可说及如下两位：
曾国藩 这个相距圣人已在毫厘之内的人，或许就不妨称之为近代圣人！现代史上两个最有影响的人——蒋介石与毛泽东——都奉曾国藩为楷模。不过，自从“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之后，毛就不再提曾国藩了；而蒋则至死不渝。
曾国藩的修身要领，全写在他那广为人知的家书中，就不必引证了。许多疑似修身典范都有家书传世，也算是我们的国粹。可惜，这种传统今天或许难以为继了。
我敢说，没有人再对道德楷模的家书感兴趣。
周恩来 这是现代中国许多人的偶像，是许多人不愿直呼其名的人物。他的修身达到了怎样炉火纯青的程度，不妨用一句话：你发现不了他有什么缺点。
他一生接触人无数，对所遇到的人或赞美、或规劝、或鼓励、或问询、或关切、或批评，对哪一个不是恰到好处？注意这里并不涉及意识形态的是是非非，否则就说不通了。
要说修身典范，似乎应当直接以孔圣人为例。但他毕竟是圣人，岂容俗人评头品足？万一让人看出破绽，岂不让人觉得孔圣人在修身上也并非无懈可击，那就更是大不敬了。
已经说到修身典范难寻。那么，到成功者中去找如何？那更会使你失望，成功者大多缺点多多，哪来修身典范？在道德上数落成功者，不是人们愿意干的事情。下面略举数例，不过是为了说明问题罢了。
左宗棠 在晚清重臣中，与曾国藩齐名的左宗棠（1812—1885），在修身方面与曾国藩实在难有一比。曾国藩以圣人自期，真正遵循孔圣人之教，“吾日三省吾身”，不断在日记中检讨自己的缺点，几乎字字见血。
左宗棠可没有这样的雅好，他似乎只尽力履职，根本不介意修身，喜怒哀乐，一任性情。早年在湖南巡抚府中，左宗棠不过一介幕僚，就敢对军中将校颐指气使；对有提携之恩的曾国藩也毫不给脸面。在“做人”方面，他似乎很欠功夫。
彭德怀 自从庐山会议之后，在有良知的中国人心中，彭德怀已成了圣贤般的人物。我非常乐见他有这样一种形象，因为这样的人在现代中国实在太少了。但若论修身，那就不敢恭维，他实在毛病多多，可以说非常“不会做人”。
他的火爆脾气，已经成了“品牌”，今天所有关于他的作品都不回避。不合时宜地开罪于领袖就不说了，对同僚部下也难得和风细雨。他的风格颇类似于史上的张飞或者美国的名将巴顿。但毛坚决反对将彭德怀比拟张飞，坚称他就是魏延！领袖的心机，未敢妄测；但世人真会认为彭像魏延吗？
鲁迅 他属于“偶像级”的人物，在改革开放之前岂容人们评头品足？其实，像鲁迅这种分量的人，根本不需要一道光环来保护；即使说他一百条缺点，也不足以动摇其地位。
坦率地说，鲁迅也是我的偶像，我也不情愿数落他如何如何。只是指出一点：鲁迅一生骂人无数、树敌无数，他骂过的人至少有陈源、林纾、胡适、章士钊、钱玄同、林语堂、梁实秋、郭沫若、梅兰芳……，这些人也算人中翘楚了。
这就不妨用一个简单的逻辑：总不能说这些人全错，只有鲁迅全对。如果这个结论成立，那么鲁迅在修身上就不能说无懈可击了。
如果仅仅为了说明成功者并不完美，多半在修身方面有失，那么，根本不举什么例子，也无损于结论的可信性。极而言之，可以说：洪洞县里无好人！岂止成功者，任何人在修身上都会有疏失。强调成功者的缺失，不过是说明：良好的修身并非成功的必要条件。当然，你还可以进一步说：某些人的成功恰恰有赖于他们的缺德！这件事就不必举例了。
我不知道人世间是否真有圣人。但如何界定圣人呢？首先排除像耶稣这样的人物，那是神学的对象。一般的修身典范也不必是圣人，因为他可能不具备要求于圣人的那种影响力。或许，如下界定应当大体上可以接受：
圣人就是具有足够影响力、可以成为精神导师的修身典范。
前面已经见识了几位疑似修身典范。疑似修身典范未必肯定是修身典范；而修身典范又未必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因而未必是圣人。于是你知道，离发现一个真正的圣人还有多远！
尽管如此，圣人的候选者还是多不胜数，不难提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其中一些是自称的圣人，相当于圣人的竞选者；另一些则得到或多或少的人的拥戴。例如：
孔子、孟子、董仲舒、周敦颐、朱熹、王阳明、曾国藩、康有为、鲁迅……。
其中康有为本身以圣人自居；而鲁迅则由毛泽东推举。这些人是否为圣人，不妨逐个鉴别。首先，其中孔、孟、朱、王、曾、鲁都有足够的影响力；孔、孟、朱、王事实上在很长时间内被中国士人当作精神导师，但今天是否还是如此，就远远不能肯定了。鲁迅呢？今天的知识界也许还有一部分人认其为精神导师，但肯定不再如先前那般众望所归了。况且，大概更没有人认为鲁迅是修身典范。
如此说来，历代贤达中就不能提出一个无可挑剔的圣人。这一结论似乎令人不胜悲凉，难道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历代圣贤”，竟然纯属虚幻？
如果迄今没有圣人，那么未来是否将有圣人面世呢？我们的文化就有一种期待圣人的情结。岂不曾听说“黄河清，圣人出”吗？出圣人难啊。但“六亿神州尽舜尧”，又不免觉得圣人就在眼前。
成为修身典范已经够难了，成为精神导师就更难——未来一代人会认可一个肉体凡胎的精神导师吗？现代意识最不同于古代观念的一点就是：现代人充分意识到人的不完美，而人们肯定会要求圣人完美无缺。这样一来，就必定圣人难期了。
###修身误区
除了极少数理想主义者、国粹守护者、道德至上论者之外，今天没有人盼望什么圣人。提出“圣人难期”这一问题，主要意在说明人类在本质上的不完美。明明面对一个不完美的人类，却固执地坚持对人的完美要求，希望人们通过修身成为完人，这就陷入了谬误。
现在回到对修身的再认识。对于这个几乎耗费了我们先人全部心血的人生修炼，无论持有什么有悖于先人的看法，都不可能将其弃之如敝屣。可以肯定还需要这种修炼，只是将持更加开放、更加明智的理解，消除那些已经成为人生桎梏的误区。具体说来就是：
不求完美 这几乎无需解释，而且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人性的完美既不可能也不必要。至于曾経被树立为所有人德行标准的所谓“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岂止非凡人所能，实际上完全是对人性的误解，应当被排除在有关修身的实践之外。
不求雷同 这意味着，个人在道德修养上的强项可以各各不同。慷慨大方的人，何必一定要节俭第一？豪爽磊落的人何必一定要待人体贴入微？耿直刚正的人何必一定要温柔敦厚？清澈见底的人何必一定要百事从容？就不说有其所长必有所短，但总不能样样见长、事事领先。唯有各显特色，才托起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
今天的教育恰恰相反：像布置标准化作业一样，要求每个孩子都去帮扶一次老人、都去捡一次垃圾、都去捐一次零花钱、都有一次拾金不昧！除了造就从小就知道作伪的一代人之外，就别再指望这种教育了。多样性恰恰是社会生命力的源泉，不求雷同是比不求完美更重要的原则。
不定路径 众人向善，或许是同一的目标；但何必择定一条路径，就不能殊途同归？孔子72门徒，其经历也各各不同。梅
贻琦与张伯苓都是中国教育界的元勋，合作主持西南联大，可谓珠联璧合，但两人的人生旅途相去甚远，岂是同门弟子、同受一经？标准化教育不可取，标准化的上升通道同样不可取。文革时认定“五七干校”是改造学者、造就新人的不二法门，后来怎么了？
不教之教 修身教育历经数千年，其成败得失一言难尽。历代乱臣贼子、贪佞之徒无数，其中哪个不是孔孟的再传弟子？无论高堂讲道还是寒门私淑，仅就培植道德而言，其实其效果都十分有限，甚至未必明显高于自励草根的不教自成。
中外的经验与社会学的研究都表明：道德的养成主要非学校之功，而是社会环境潜移默化之力。与其在课堂上高谈道德，在训练班里大讲学雷锋，在报告会上大谈养廉修德，还不如实实在在地肃清吏治、净化环境，让人们自然向善；让“不教之教”发挥最大的功效。
道德课或许将长久存在。但我敢说，它将继续是陈旧说教的滔滔洪流；只要社会环境得不到根本改善，就不要指望它能洗涤人们从污浊的社会染缸中粘上的污泥浊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