闾巷春秋 | Ecency

在传统中国，如果你不是官宦之后或硕儒贵胄，不是自幼泡在经典中，那么，就多半只能从评书、演义中略知历史了。诸如《三国演义》、《隋唐演义》一类的历史演义，作为无数草民子弟的启蒙读物，其影响并不在《资治通鉴》一类的官修正史之下。

实际上，在大多数市井小民心中，数千年的中国史，不过是演义中所描述的那种野史；而对于正史反而十分隔膜。流行于民间社会中的野史，纵然只是一种“闾巷春秋”，但其影响面之广，却使高踞云端的《春秋》经典都相形见绌。

演义的虚

无论在传统中国还是在现代中国，凡属稍通文字的人，如果没听说过诸葛亮“草船借箭”、“三气周瑜”，那也够孤陋寡闻了。来自《三国演义》的那些故事，谁不能给你娓娓道来？凡听过这类故事的人，不必再学历史，就已通晓某种“三国史”了。

但那能算是信史吗？至少，在读演义、听评书中长大的市井小民，绝不会有任何怀疑。伟大领袖在东山读书时，就坚信《三国演义》中讲的都是信史；为捍卫自己的观点，他甚至不惜与校长对簿公堂。

不过，熟谙正史的人，就会将《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视为伪史。《三国志》确载“草船借箭”那么回事，但“借箭”的是孙权而非诸葛亮；周瑜37岁死于箭伤，与诸葛亮毫不相干，他当时是名闻天下的东吴统帅，与小自己6岁、还籍籍无名的诸葛亮至多认识两年，少有交往，根本没有为诸葛亮所气的机会。而且，史载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根本不是小说中所说的那样小肚鸡肠。

史上的诸葛亮虽不愧为治国高才，但绝不是小说中所说的那样神机妙算、足智多谋，尤其不长于军事，《三国志》作者陈寿，就直言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史上的曹操虽然并非仁者，但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三国演义》中所录曹操的至恶之言大概是：“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此语原采自野史，岂可遽信？《三国演义》中不实之事尚多，难以尽述。

其他历史演义中的虚构或许更多。

民间传颂的那些隋唐英雄：罗成、秦琼、程咬金、徐茂公……，其故事多半来自《隋唐演义》、《说唐》等小说。

民间最津津乐道的，大概是以李元霸为首的那个“好汉排行榜”；然而，史上从未有过这种排行榜，而且也根本不可能排出来：历史并未为诸好汉提供一个可以一决高下的擂台！史上的徐茂公，即徐世勣或李勣，只不过是一个能征惯战的将军，并非小说所描绘的那样，是堪比诸葛亮的“智多星”式的人物。

在民间最脍灸人口的故事，大概属于“杨家将”中的诸位英雄好汉，它们来自《杨家将演义》一类的小说。在历代草民中，杨家将或许拥有最多的崇拜者。可惜，对这些崇拜者来说不幸的是，小说中最具传奇性、最被人喜爱的人物，如穆桂英、佘太君等，竟是虚构的！不过，历史学家大可不必去与小说读者较真，以免败坏英雄崇拜者们的美好想象。

演义的实

如果以为，除了编造一大堆子虚乌有的故事之外，历史演义别无价值，那就所言过当了。在不同的程度上，演义毕竟提供了某些真实的历史画面。

让我们数落了一番的《三国演义》，或许是最接近于信史的小说了。主要依据《三国演义》改编的电视连续剧《三国》，固然不能用作历史教材，但作为让市井小民粗知历史的作品，并不算太离谱；三国时期的历史过程，基本上就是那个样子，出入只是在细节上。普通人斤斤于细节，又有什么意义呢？

历代文人写了无数的历史演义：《两汉演义》、《两晋演义》、《隋唐演义》、《唐史演义》、《宋史演义》……，这些当然进不了正史的殿堂。但毫无疑问，演义的作者一定熟读过史籍，对其作品所描述的时代的历史脉络了然于胸。为了使历史人物形象丰满、更具吸引力，作者给自己保留了一定的想象空间；否则，撰写演义就毫无必要了。无论演义包含了多少虚构细节，这些细节所围绕的主干，只能来自真实的历史，而这就是演义的实！在这个意义上，即使那些虚构得很“离谱”的演义，也并不缺少一个实的内核。

《杨家将演义》无疑“演义”得有点离谱。但它所表现的北宋时期的北方边防形势、宋辽冲突状况、北宋朝廷的权力折冲背景等等，却并非完全出于演义作者的想象。正史中有现成的历史线索可循，推倒现有的历史框架完全另行虚构，必定是更困难的事情，没有人会情愿去干这种舍易就难的事情。演义中必定有相当大的实的部分在，乃属自然不过的事。

这样，演义必定是虚虚实实，虚中有实。唯因其有实在，历史演义才成为一种不宜与历史完全割裂的东西。演义固然不是信史，但对于理解历史，它不无辅助作用。

为演义立法

此处所称的“立法”，不过是为撰写历史演义所应遵循的创作原则确立某些共识而已，当然不是任何司法意义上的立法，也不应当有那样的立法。

如同任何文学创作一样，演义创作的核心原则也是其真实性，当然是指艺术的真实性。艺术的真实性实质上就是其虚构的合理性，它包含如下几个层次的意义：

直接取用史料历史过程的记叙、历史文献的引用、历史人物的生平简历，通常不妨从正史中照本录出，无须（且不宜）作任何修改。《三国演义》中引用了诸葛亮的《隆中对》与前后《出师表》，这些都是从《三国志》录出，没有作任何改动。这一类的内容，自然不存在什么真实性的问题，除非正史本身就有疑问。

合理性补阙一些历史资料，可能因年代久远而湮没无闻，例如秦赵长平之战的具体场景；亦可能因场合特殊而缺乏记录，例如古人的私下谈话。如果演义作者认定有必要用自己的想象来填补空缺，那么，其艺术真实性就取决于虚构情节的逻辑合理性：虚构的场面应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虚构的对话应符合当事人的身份、性格与情境。

例如，曹操与其心腹谋士之间有许多私密谈话，罗贯中岂能听到？小说中就全凭他的想象了。既然读者觉得这些谈话自然顺畅，并无穿凿附会的痕迹，就不能不认为罗贯中所作的补阙是合理的了。

人为矫正历史有许多怀有各种动机的人，包括历史演义的作者，对于改写历史具有不可遏止的兴趣。

对信史的任何“矫正”，无疑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在历史演义中是否要坚持这样的高标准，那就是一件见仁见智的事情。矫正历史很可能好处与风险并存。改变英雄人物的结局，常常是受到强烈驱使的想法，但这对于历史演义却未必是一件好事。

对于你特别喜爱的人物的疵瑕作适当的粉饰，是许多作者乐于使用，且似乎不伤大雅的做法。例如，诸葛亮在街亭的兵败，并非仅仅是一个用人不当的问题，实际上还包含一系列的失误与疏漏，这些都是罗贯中不愿意看到的。但安排了一个蓄意添加的“空城计”情节之后，就不再有人特别在意诸葛亮的失误了，反而创造了一个传颂千古的神奇战例。至于如此“矫正”历史是否可取，恐怕还不好定论。

如上诸般，都指向一点，即让历史演义具有一种接近于信史的潜质，且又更能打动读者的心。

正史与野史

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演义首先是艺术；演义作为艺术的功能与优劣，此处不予置评。我们要强调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演义还是一种野史。那么，作为野史，演义的功能如何呢？

首先，将演义当作“史”来看的，只能是草根大众，至少绝不会是富有正史修养的人。唯其如此，我们才称之为闾巷春秋，以区别于官修的“庙堂春秋”。知识精英们并非不读演义，但那不过是茶余饭后的消遣，绝不会将其中的那些红脸白脸当真。而闾巷小民却是当真的，这叫做假戏真看。于是，文化中就备了两份历史养料：正史喂给精英，而演义喂给草民。

这不公平吧？在历史面前岂不应人人平等，凭什么弄出来两种待遇？这是一种误解。没有任何社会力量能够擅自主导一种分配：将正史分配给精英，将演义分配给草民！精英享用正史，草民享用演义，完全出于各自的选择。在这种意义上，正史与野史都成了消费品！人们自愿选择什么消费品，这没有什么不公平可言。

但两种历史养料的营养高低有别啊，靠喂野史而成长的草民，真的能懂历史吗？确未必很懂，但你真的认为这很严重吗？普天之下，真正懂历史的能有几个？这一点也不妨碍社会的正常运转，也不影响历史的不断进步。

须知，不是少数洞悉历史的精英在有意识地创造历史，而是不那么熟悉历史的大众在无意识地创造历史。对历史一知半解或者懵懵懂懂，固然在学者面前难免尴尬，在祖宗面前必定羞愧，但对于履行公民职责，其实是无妨的。

或许更重要的是，你真的认为，野史与正史就有那么重大的区别吗？你真的认为正史的真实性毋庸置疑吗？你读《史记》、《汉书》、希罗多德的《历史》……，其中大段的对话、演讲词都是真实的吗？如果那些不过是史家的一种杜撰，即使是“合理杜撰”，那么，为什么就不能接受小说家在演义中的“合理杜撰”呢？在真实性上，正史当然远胜于野史。

但是两者的区别仅仅是相对的；在绝对的意义上，毋宁说两者都是不真实的！人们常说，真实的历史只有一个。但是那个完全真实的历史永远地逝去了，它只存在于想象的虚空中，任何人一生都将与它无一面之缘！这是无可如何的事情，你就不必为此而伤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