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半部论语治天下”这样的豪言壮语，未必有多少人会完全当真；就是北宋宰相赵普本人，也未必如传说中所言，真的说过这样的话。至于《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为简便起见，下面概称《三国》 ），虽然无缘入选国学经典，但在大众心中，其影响实际上胜过《论语》；经伟大领袖特别褒奖之后，更身价百倍。
那么，如果用“一部《三国》治天下”，又将如何呢？
在领袖的诸多爱好中，执迷于《三国》，尤其是《三国演义》，大概是最饶有趣味且富有启发的了。下述故事被不少传记作家提及，其真实性似不成问题。
毛在13岁时第一次接触到《三国演义》，从此开始了长达70年的三国之恋，其迷恋的程度谓之痴迷，实不为过。
在17岁去东山小学读书之前，毛在其故乡已有熟谙三国故事的名声。他去东山的求学之路，理所当然地以《三国》为伴。据说，在去东山的路上，他所挑的行李担子的一头，就是放着《三国》与《水浒》这两部书。
毛在东山同学中，很快获得了“三国故事大王”的雅号。在此期间，一个最惊世骇俗的故事是，他为争《三国》的地位不惜与校长对簿公堂！毛竟然坚持认为，《三国演义》中的故事皆为信史，不能容忍他人以虚构视之，甚至用椅子打了一个不同意他观点的同学。即使学校的历史教师与颇为博学的校长，也不能说服他。他甚至专门给县长写了请愿书，且强拉同学签名，要求撤换不同意他观点的校长。
后来毛读书渐多，如上的故事当然不至于重演。或许是怕被人误解为以演义冒充信史，后来毛曾多次告诫别人：《三国志》与《三国演义》“两者不可等同视之”。不过，他对《三国演义》已迷恋至深，在其下意识中，未必不经常将真实与虚构的三国故事搅在一起，以致难解难分。其实，如果意在借古喻今，这本是无所谓的。
投身革命之后，对于《三国》的挚爱一如往常。在井冈山时期，一次进军湖南茶陵，在民国元老谭延闿的老家找到一本《三国演义》，他喜出望外，称“真是拨开云雾见青天，快乐不可言”，胜似老友重逢。
1932年，毛一度遭贬，在瑞金近郊东华山的一座古庙里住了50多天，以读书度日，《三国》《水浒》之类就是主要读物。那时他心事重重，想必体会多多。
去遵义的长征路上，毛置身于中枢之外，并不得意，不过倒也悠闲自在，每天躺在担架上看《三国》等书。对于紧张谋划中的遵义会议上的高层对决，他是否从读《三国》得到什么启示，则不得而知。
长征途中，毛要警卫员帮他找《三国》、《水浒》，结果找来的却是《三国》、水壶，传为笑话。1945年，毛赴重庆谈判，行囊中竟只带了《三国》《红楼》等书。
从延安时代起，毛基本上告别了戎马生活，可以将《三国》一类的书籍摆上案头了。访问者注意到，他的窑洞住所中总摆着《三国》、《红楼》。
进入北京之后，在读书方面当然更可以随心所欲。此时，他仍然不以《三国》为陈年旧货，继续以反复阅读为乐，且频频打发秘书去书店购回各种新版《三国》。
在1960年代，甚至以看三国的“连环画”消遣，案头就摆着一套《三国演义》连环画册。
晚年因目疾不能读书之时，还是不能忘情于这部终身至爱，不断与身边亲幸聊三国故事，以打发折磨着他的最后的幽暗时光。
毛要求他人读《三国》之坚决、不容拒绝，也史有明载。1938年，他曾直截了当地对贺龙、徐海东说：不读《三国》、《水浒》、《红楼》这三部书，算不了中国人！贺、徐虽是文化有限的武将，但到了能否做中国人的份上，焉能不读？
1942年，他指示全党：“做干部工作的同志，要看《三国》《水浒》”。当年延安艰苦异常，但遵毛之意，还是出版了《三国演义》。
1950年代，毛还要求身边工作人员：“《三国》《水浒》这样的好书，至少读三遍。”1958年在武汉，毛将李井泉、柯庆施、王任重、陶鲁笳等重臣召到东湖宾馆住所。高官们心想一定是谈即将召开的中央会议，哪知毛开口就说：“今天找你们来谈谈陈寿的《三国志》。”令高官们大吃一惊。毛对《三国》的偏爱，可见一斑。
毛何以如此爱《三国》？这当然不是《三国》的文章特别吸引他。《三国》特别给了他开创事业的灵感，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这一点在下面再说。此处不妨引用毛在杨昌济的修身课教材《伦理学原理》上所作的眉批，它或许能透露出某些信息：
吾人恒乱而望治，殊不知乱亦历史生活之一过程，自亦有实际生活之价值……三国竞争之时，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至若承平之代，则殊厌弃之。非好乱也，安逸宁静之境，不能长处，非人生之所堪，而变化倏急，乃人性之所喜也。
可见，毛与所有谋天下者一样，喜欢乱世而不喜欢承平之世。唯有身处乱世，才有造反谋天下的机会。他曾对斯诺直言：他爱看传奇小说，“特别是关于造反的故事”。正是《三国》所写的“天下大乱”时代、在乱局中澄清宇内的英雄业绩，深深地打动了渴望建功立业的毛，他能不对《三国》情有独钟吗？
熟读《三国》的毛，早年不过是作为“故事大王”，在同伴中赢得喝彩而已。但一旦位居要津，以至驾驭宇内，他头脑中的《三国》，就不再只是一堆故事，而成了谋国治天下的宝典。这想必会让罗贯中与陈寿在九泉之下无比欣慰。
在中国浩如烟海的古籍中，《三国》并非独占鳌头，它真有如此神力，如同黄石公赐予张良的天书一样，能助主公平天下吗？对此，不仅现代人未必肯认同，即使毛当年的同志，也深不以为然，在红军时代尤其如此。
毛后来回忆到这番窘态时，仍然不胜愤然。以博古为首的“三人团”主导江西根据地时期，毛被褫夺军权，红军报刊上不时登出讥刺毛的文章，称他用兵并不高明，不过是照搬三国故事而已。遵义会议前夕，党内高层摊牌在即，贬斥毛的舆论又暗中涌动，主要是称毛只靠两本书打仗：《三国》与《孙子兵法》。
无论毛本人对《三国》的现实价值看法如何，面对党内的批评，他在当年还是断然否认滥用《三国》的。他在多种场合明确表示：在他的战争经历中，《三国》不起任何作用。他说，在战争中，只能根据战场形势临阵决策，谁还记得《三国》中的那些故事？
不过，一旦大权在握之后，毛不必再担心有人批评他“一部三国打天下”了，说法也就有所不同。后来他不断强调的是：《三国》中的谋略大有借鉴的价值。他说，《三国》中有的是战略战术的例子，怎么能不读《三国》呢？
毛从《三国》中得到哪些行兵布阵、治国理政的启示，未必都有据可查。但从有限的一些记载，也多少可以看出某些端倪。
1930年，毛要求红四军的干部学诸葛亮的工作方法，对于诸葛亮用激将法鼓励老将黄忠勇战夏侯渊，尤其推崇备至。
1941年皖南事变后，毛借用刘备的故事告诫党内：对于不同的国民党人要用不同的政策，不要像刘备那样，放弃“东联孙吴，北拒曹操”的正确方针，招致秣陵之败。
1949年，在解决绥远问题期间，毛叮嘱薄一波：不要学关云长不搞统一战线，对盟军搞关门主义。
1953年，云南抓了一个布依族女匪首，毛交代不能杀，说“人家诸葛亮就敢七擒七纵，为什么就不敢来个八擒八纵？”1955年，在与王震讨论退伍兵安置问题时，他提出要仿效诸葛亮屯垦戍边的做法。
1958年，他在列车上反复读了《三国志》中的 《张鲁传》，写了千余字的按语，载入给高干读的红头文件中，其中指出：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近乎政社合一，劳武结合”。这不禁让人想：那个让几亿中国人陷入苦海的乌托邦噩梦，难道其源头竟是当年道教教主张鲁的那些梦中呓语？
1970年，在力排众议不设国家主席时，毛引用孙权劝曹操称帝的故事，警告部下“不要把我当曹操”，那是把他“放在炉火上烤”。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在毛的一生事业中，直接来自《三国》的奇谋异策固然不乏其用，但《三国》的主要作用很可能并不在此。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三国》这部书造就了主公本人！更具体地说，《三国》的精神已彻底地浸透他的血液，三国英雄已深深扎根于他的生命中，他几乎成了三国英雄的现代继承人。
他多次说过，自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其实，何妨改称为马克思加曹操，或者马克思加司马懿。他从曹操、司马懿及其他三国英雄那里获得的精神传承，远远超过所有其他古代豪杰的影响。
毛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称颂三国英雄，其真诚与执着无人能匹。他称曹操是“非常之人”、“超世之杰”，将曹操归于孔子、秦始皇、朱元璋一类人物，痛斥那些污蔑曹操为“白脸奸雄”的人，力主为曹操翻案。
他称司马懿也是一个有智谋，善分析的了不起的人物，说“司马懿敌孔明之智”。曹操的宠臣郭嘉也深得毛的欣赏，几乎被推为“三国第一谋士”，在1959年的郑州会议上，差点念完了《三国志》中《郭嘉传》的全文，然后指示书记们都来“学习郭嘉”。
素来被誉为中国古代第一智者的诸葛亮，也颇为毛所喜爱，但在赞颂诸葛亮时从不忘记指出其失误，甚至称其“始误于《隆中对》”，以此强调，诸葛亮的智慧，毕竟在主公本人之下。
对刘备、关羽这类颇有正人君子形象的人，毛的评价就差远了；刘备拘于情义、不顾大局，以致在夷陵兵败身殁的做法，尤其不为毛所取。不过好歹还是说了刘备一条优点：能团结人，“将关羽、张飞、赵云等人组成了一个北方班子，然后又团结了蜀中的地方干部”，如此等等。
纵观毛对三国英雄的评点，可看出他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标准，那就是：他只赞颂那些前无古人、不守成规、无所顾忌、志在必夺江山而又才智过人的人；如果还能行文赋诗，那就更获上评。
实际上，这正是主公的自况，他岂不认为，自己正是具有所有这些优点且远超三国诸雄、达到极致的千古英雄？正是对三国英雄的赞颂，他感到抒发了自己的平生胸臆，体验到最大的惬意。或许，恰恰是这一心理秘密，被许多论者忽略了。
此外，让他欣赏的三国英雄的那些特质，恰好也是他欣赏秦始皇的地方。这就证明了，他毕生对《三国》的迷恋与对秦始皇的推崇，不过是同一件事的两端而已。
但三国英雄毕竟不同于秦始皇，他们是更加性格鲜明、形象丰满的人物，是主公更乐意亲近的人，是他愿意与之隔世对话的人。毛更愿意将自己一部分志趣与追求，融合在与这些古代英雄的共鸣中。唯其如此，他才那样不厌其烦，在每次谈话、每次会议中，张口即出地引述他所钟爱的三国英雄。
毛所挚爱的三国英雄，并非大学问家、大道德家，更非大圣人。毛从骨子里讨厌后面这几类人，这几乎是公开的秘密。伯夷、叔齐、孔孟等有古君子遗风的人，从未得到过毛的好笔墨；就是有“天下第一义士”之誉的三国英雄关羽，也不讨他喜欢。
毛固然不忌讳谈到曹操等人的失误，但从未说及他们的道德缺陷；在他的观念中，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争天下者用什么方法，是永远不应被责备的。
最要紧的是，毛心中的英雄必须足智多谋，而又无所顾忌；这种智谋浓缩为一个字，就是诈！
曹操与司马懿的诈，是史有定论的。刘备与诸葛亮虽有正人君子形象，但岂能脱一个诈字？尤其是诸葛亮，在罗贯中的笔下，其出神入化已经“近乎妖”了（鲁迅语）。正是这种“近乎妖”的诈，深得主公的喜爱，甚至被提升为有现代辩证法智慧的谋略。他曾说：“诸葛亮用兵不厌其诈，我们也来学学孔明”。
“一部《三国》治天下”的艺术，其核心原不过是诈的艺术。
对于主公来说很幸运的是，他有一个任其纵横捭阖的宽广舞台，去尽情发挥由《三国》所启示的诈的韬略；而他在身后，则可以踌躇满志地去另一个世界，与三国英雄们切磋诈的艺术。对于他治下的国家来说很不幸的是，诈既已上升为国家伦理，也已普及为全民艺术。
一部《三国》治天下，或许是个人的不朽成功，却非国家之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