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惧似乎猥琐之至，岂有什么神圣性可言！只是这样一来，传统文化中积累下来的一些词汇，例如诚惶诚恐、不胜惶恐等等，就完全没了正面价值。在贬抑恐惧这一点上，能否作一点后退，使人类感情中，那些久已存在且素被珍重的恐惧，继续发挥正面作用呢？
人为什么会恐惧？当然是因有某种力量威胁其安全。威胁力既可以是现实的，也可能是想象中的；既可以是自然力，也可能是社会力；既可以是物质力量，也可能是精神力量。
威胁既可以微不足道，也可能严重至危及生命；既可以存在于一时，也可能持续不断。无论威胁的性质如何，被威胁者为着安全与自我保存，必定作出某种抵御或规避的反应；而驱使他去应对的心理动力，正是其内心的恐惧。
可见，恐惧出于人类自我保存的本能，是人类在长期进化过程中形成的一种自保机制，它既无关乎道德，也无关乎信仰。恐惧首先属于生理范畴，不宜轻易纳入理性领域，随意讥刺贬斥。
作为自保机制，恐惧本质上是有益的。只是考虑到恐惧的深浅及后果，才区分出恐惧的利弊。不适当的恐惧可能害莫大焉，但此处专论恐惧之益。
无论恐惧如何自然正当，任何文化都必定奖挹勇武，贬抑怯懦。历代文人都将难免的恐惧深藏于心，只留下无数颂扬勇气的文字。这样一来，在大众心理上，恐惧几乎形同卑怯，无任何正面印象可言。有鉴于此，申明恐惧之益，更是必要之举。
对于那些有形的威胁：天灾、病害、猛兽、凶犯、迫害等等，心怀恐惧，然后苦思应对之策，乃平常之事，古今所同，不必多说。另一类威胁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它虽然无形，但其威胁力现实而强大，对之心怀恐惧，于世道人心，有巨大的诱导力。正是这种恐惧的正面效益，今天尤其宝贵而又被普遍忽视，因而值得特别强调。
史传孔子著《春秋》，评论史事，褒贬人物，确立君臣之道，让乱臣贼子惧。在孔子的时代，固然战乱不已，弱肉强食，但也大体上维持了某种稳定局面，并非小国弱民无一日之安。
究其原因，就在于“天下”毕竟有某种公理在，成为当时的“国际法”，公然违反，必为天下所不容。正是对这种舆论压力的恐惧，即使是强国，例如春秋五霸，也未必总敢“冒天下之大不讳”，他们不能不对孔老夫子者流的春秋笔法心有所惮。
曹操历来有奸贼之名，其实他也不无自律。他挟天子以令诸侯，实际上已经天下归心，满朝文武，有几个不认为以曹代刘，大势已成？以曹操之强势，废掉那个徒有其名、孤立无援的汉献帝，何其易哉。
但是曹操就是按兵不动，将这件事留给儿子去做。曹操所虑者，无非是怕留下篡逆的千古骂名。对于身后恶名的恐惧，就有那么大的约束力，还不能说，恐惧之益大矣哉？
或许，顾忌身后骂名而不敢动一个完全无用的木偶皇帝，不过是一种迂腐的正统观念，在现代人看来并不足取。但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种正统观念并非完全无益，它有助于维持社会的稳定。
如果曹操可以取代汉献帝，基于同样的理由，诸葛亮也可以取代刘后主，霍光可以取代汉宣帝，何进可以取代汉恒帝，鳌拜可以取代康熙……，这样，权力继承就毫无规则可言了。
历史上的一些规则，例如皇权继承规则，以现代眼光观之并无道理，用在某个特殊人物（如汉献帝）身上更不见得理由充分，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这些规则的历史正当性，于是也不能否定基于这些规则的社会舆论的相对合理性；对于这种舆论的恐惧，无疑是一种有益的恐惧。
蒋介石一直被目为独夫民贼，其内心是仁慈抑或残暴，众说纷纭，或许并不重要。可以肯定的是，处置那些不喜欢甚至忌恨的人，他并不手软。
尽管如此，他还是容忍了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李济深、蔡廷锴、刘文典、张奚若等等，这些人对于蒋氏的冒犯在其心中所激起的恼怒，恐怕会欲杀之而后快。
但蒋氏终究没有做绝这些人，并非他没有这份权力，而是他不敢用这份权力，对于舆论谴责及历史骂名的恐惧，制止了他在恼怒之下径逞一时之快的任何欲念。强势如蒋介石，也不能不害怕今世或后人骂他暴虐无道啊。
李宗仁在多次反蒋之后，依然活得很好，实在是得益于蒋的恐惧。你能不认为，独裁者对于舆论的恐惧，益莫大焉？
刘少奇是助毛打天下的主要功臣，在筹建“白区”地下党网络时，曾经出生入死，不能说是一个没有勇气的人。但他并非不知恐惧。
1960年代初，大跃进的恶果已经凸显，饥荒肆虐，哀鸿遍野。多少有点清醒的刘深感焦虑，断然提醒毛注意事态之严重：“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以大饥荒祸首留名史册，对任何在意身后令名的人来说，都是极其可怕的事情，对之心怀恐惧，实在再自然不过了。
刘少奇有这种恐惧，乃是因他所受到的教养，给了他历代士人皆有的荣辱观。正是这种恐惧，促使他在中国现代史的那个最黑暗时期，挺身而出，冒险纠正毛的部分极端政策，扭转了岌岌乎殆哉的危局。在这件事上，恐惧之益有多大，是最明显不过了。
如果某种恐惧有益，去除该恐惧而使自己无畏，那么，也就失去了本应有的忌惮与警觉，于是危害随之而来。由此可见，无畏有害，是不证自明的，似乎无需再说什么了。
不过，还是必要看一些无畏之害的例子。与说明恐惧之益一样，此处也将重点放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上；无畏于舆论的后果，是最触目惊心的。
秦始皇当然是头号勇武之人，岂止有鲸吞天下之心，实际上已吞并了天下。能成此大业的人，不会畏惧任何强敌。如果仅限于这种无畏，后世人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问题是，秦始皇的无畏远远超乎此，他竟敢完全漠视天下之人心，对天下人的空前怨恨表现出不可理喻的无畏。以当年的开发程度，秦始皇御下应当不足两千万人口。这个暴君竟用了70万人给他修陵墓，几十万人修宫殿，50万人征南越，30万人防匈奴，更多的人筑长城……。
你不妨算算，普天之下还有几个成年男子剩下来，守住一块土地供养全国？秦民苦难有多重，怨恨有多深，就不必说了。只要是血肉之人，对这一切都不可能无所感觉。但秦始皇这个独夫却毫无顾忌，其狂妄放肆，实在无与伦比！这种完全疯狂的无畏，给他的王朝、他的家族及他的子民带来的危害之深，也恰好成比例。
要使秦帝国免除二世而亡的惨祸，并不需要什么贤君良相，只要秦始皇本人或者秦二世稍微胆怯一点、谦卑一点，不那么目空一切，蔑视普天下之人，视天下人心如无物，因而在荼毒天下时多少有所顾忌、有所收敛，就不会有那样多的人揭竿而起，直捣咸阳！
秦始皇也算三生有幸，入土两千余年之后，又被人差使去与现代伟人马克思联袂了。“马克思加秦始皇”，多么伟大的联合！那份伟大，唯有毛这样的现代领袖才当之无愧。毛首先就继承了秦始皇的全部无畏，且有过之而无不及。
不必完全列举现代版的无畏故事，只消略举数例，也足以概览“数行秦政制”之大观了。
1938年，被日寇蹂躏了半壁江山的中华大地，烽火连天血流成河。但他还是在某个窑洞中侃侃而谈：“让日本多占地，才爱国。否则便成爱蒋介石的国了。国中有国，蒋、日、我，三国志。……只有在日军大大杀伤国军之后，我们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对于看到这番言论的后人可能的恶评，他全不在意。
国初，百废待举，正是用人之际，几乎所有学人都准备竭诚效命。但他却无意用这些人，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大学教授是最没有知识的”。如此妄言，几乎是公开向文明社会宣战，他也无所畏惧。1957年，一举将55万学界精英划入贱民，岂能免于被历史判为学人的屠夫？他依然无所畏惧。当刘少奇恐惧于因大饥荒而将史载恶名时，他不为所动，当面训斥刘：“怕什么，要顶住！”，其睥睨天下之心，已超越千古。
真正的杰作还是文革。尽管官史给出了种种挑战人类智慧的诠释，但怎么也调和不了以下事实：1966年的红八月，受其鼓舞的红卫兵，在首善之区的京城竟活活打死了1772名手无寸铁的人！硬将现代文明社会逼退到原始时代，这种事总该使沉睡的上天开眼了吧？即便如此，还是不能让他有丝毫畏惧；这种神勇，已经上薄云天了。
无论恐惧之益还是无畏之害，都提示了一个结论：人类总应畏惧某些东西，尤其应畏惧来自社会与历史的监察。否则，人类社会将陷入漫漫长夜。
如前面的事例所表明的，在社会与历史的监察面前有所畏惧的，包括各个时代的一流人物。他们所恐惧的究竟是什么呢？不妨作点稍细的分析。
通读过24史的人，或许已不再相信，人间还有什么公平、正义与人道。我却仍然坚信，人类始终在积累着这些东西，并因此而一步步地推进着文明。
确实史无完人，但即使不完善的人，也能发现、阐释并倡导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道义原则。在各种不同的文化中，这些原则被以各种方式表达，可能作为道德信条，亦可能作为宗教教义，或者作为天道神意。无论在实践中它们被遵守得如何，它们都具有毋庸置疑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构成对人们的约束，让人们不能不心生畏惧，在见利忘义、欲求一逞时，不能不三思而行。
可见，充当社会检察官的，不是某个自然人，而是表现为道义原则的某种精神力量。它隐于无形，无处不在，实际上比有形的检察官更有力量；在它面前，任何人都无可逃遁。既然这种力量无影无形，源流幽远，人们不免感到它有某种神秘性，带有某种“天命”的特质；对于这种力量的敬畏，也就近于敬畏天命。
无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是在西方基督教文化中，对人类普遍道义价值的敬畏，都已发展为某种形式的敬畏天命。
而且，“天命”观念还不仅限于象征或者比喻性质，实际上被赋予了宗教的意义：在儒家文化中意味着上天无处不在的监督（上天有眼啊），在基督教文化中意味着永远注视着你的上帝。敬畏天命，意味着对老天爷或者上帝心怀恐惧。
至于没有什么宗教观念的人，对于天命的敬畏自然没了那种宗教意味。但那些真正笃守道义的人，对于人类普遍价值信仰之虔诚，甚至接近于某种宗教感情。如果不是这样，历代仁人志士们在慷慨赴难时义无反顾，不惜杀身成仁，就不可解释了。
无论是出于对上天的敬畏，还是出于对普遍道义原则的敬畏，那种诚惶诚恐，那种颤栗于内心深处的恐惧，岂能不带一份圣洁的诚意！称之为“神圣的恐惧”，岂不实至名归！
1945年8月，美国以投向广岛、长崎的两颗原子弹，最终结束了二战。应当可信，让日本提前屈服，至少挽回一百万人的生命！
问题是，原子弹也夺去了十多万人的生命。使这样多人丧生，对于美国决策者与投弹者来说，都是一件很沉重的事情，尽管他们深知不得不这样做。后来，确有投掷原子弹的飞行员因此而困扰终身。
实际上，参与其事的人都会有某种恐惧，不是因为害怕现实的惩罚，而是恐惧于谴责杀生的那种天命。如果日本人也有这种恐惧，如果人类中懂得这类恐惧的人更多一点，这个世界岂不更加太平！
与中国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死难者相比，原子弹的死难者不过是一个小数字。对于大饥荒死难者来说，尤其可悲的是，至今都没有一个准确的说法。不过，既然官方文献已几乎肯定了，大饥荒死难者至少在一千万以上，那么对于全然否定大饥荒的论调，就不必费心去反驳了。
真正令人不寒而栗的是，居然还有人在不动声色地著文立说、争论数字：主张只饿死1千万者是左派，主张饿死超过2千万者是右派……，简直荒谬绝伦！对这些人我只想说，不必再争数字了，就去掉一个零吧，就算仅饿死1百万，你们就心安理得了吗？1百万人啊，1百万个得不到安慰的灵魂，该占多大一块地方！你真的认为，在明察秋毫的上天面前，这不会让人因恐惧而深深地颤栗吗？
恰好在需要恐惧的时候，国人却缺少恐惧，说来也正常。如果当年心怀恐惧的人更多一点，敬畏天命的人更多一点，大跃进的灾难也许就消弭于无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