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最近有一个叫做袁贵仁的教育部长，不厌其详地教导他治下的教授，应如何选择教材，应如何说话，哪些话能说，哪些话不能说；而且激动之余不掩怒容。
世界之大，教育部长大概不少于一百个，似乎还未听说，有其他哪位教育部长能如此牛气冲天。
如何选择教材的问题，并非不感兴趣，但不妨后面再说。更让人关注的问题是：这位部长何以如此自信，竟然自认其智慧已经如此超群，足以代替全中国的教授思考，告诉他们如何解决最日常的工作与说话的问题。
同样不解的问题是：今日中国的教授何以如此低能，竟然与他们职业攸关的最基本的事情都不能自处，需要日理万机的堂堂部长来亲自教诲。
部长对教授真的就该如此说话吗？
更有甚者，部长大人还不屑于直接面对他治下的教授，教授们还不够资格或级别直接听到或读到部长的训词，甚至可能永远看不到这些训词，却又被要求不折不扣地执行！
说得轻点，这叫做傲慢，不折不扣的傲慢！
其他各国的教育部长如何，且不去管它。中国自民国至今，已有过数十位教育部长了，其中至少有一些人是今天人们还记得的。
陈立夫、朱家骅未必是获一致好评的教育部长，甚至经常被教授们骂为老官僚。但与当今这位才高气傲的袁部长比起来，完全可以说是谦卑至极了，至少他们绝对不敢公然在傅斯年、陈寅恪、刘文典、马寅初、闻一多、潘光旦等教授面前指手画脚。
至于民国第一任教育部长（那时称为教育总长）、至今仍受到普遍尊敬的蔡元培，对教授们的那份谦恭，就更不能为袁部长所理解，甚至以为不屑了。
或许，这些都是旧派人物，根本不值得新时代的袁部长效法！
士人的风骨，是一种被历史锤炼了几千年的文化传承。即使是王朝时代那些位高权重、气盖山河的宰辅卿相，也是懂得这一点的。换成现代的说法，这叫作知识分子的尊严，它价值几何，是任何不自外于人类文明的人该知道的。
袁部长本人也是知识分子，也曾是教授，是令人尊敬的哲学家，就其专业而言，是应当思考过人类的一切的人，他的那份尊严，不能不且应当得到维护。
但你就不能降下身段，平等地与教授们沟通吗？你所训示的那些事项，可曾与教授们讨论过；或者，至少象征性地征求过教授的意见？你真的觉得比所有的教授都高明？
我相信，北师大的人不会认为，他们的昔日同事袁先生是特别傲慢的教授。
令人不解的是，升任高官的教授，为何一定要换一付面孔？没有一付高人一等的训人面孔，没有一怒之威，难道就当不好教育部长？难道，傲慢才是教育部长所不可缺少的职业素质？傲慢真的是官德之所在吗？
恕我直言，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堆积如山：滥设专业、管理混乱、招生不公、行业腐败……。原以为我们的部长一门心思在处理这些问题，不舍昼夜，哪想到袁部长的心思集中在训导教授。
以袁部长的才气与精力，即使对教授们发一百条指示也无难处。
问题在于，身为部长，该如何定位自己，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服务于他的行业？这件事在所有现代文明国家都是不言而喻的，何以独独在我们这里变得如此奇特呢？如果连这样基本的问题都无法解决，请不要侈谈什么“办世界一流大学”了。
部长大人一定会理直气壮地说：这些就是我该管的，是我职责范围之内的事。但是，教授们也会说，这是他们自己的事。这样一来，就争不清了。
当然，谁还真的敢去与部长大人争论？部长的每一句话，教授们都只有照办的份。此处所说的争执，不过是以情理度之而已。即使如此，情理上的矛盾也是要解决的，否则天下教授何以心服？
幸而我们刚刚听说法治时代来临，法律途径不是唯一的出路吗？
让法律规定：哪一门课程的教材由部长决定，哪一种教材由国务院决定，哪一种教材由人大常委决定……。
让法律规定：哪些话不能说，说了将如何判罪。如果袁部长觉得有人批评他是大不敬，亦不妨立法规定：批评教育部长是有罪的，必须入刑！
让法律规定：哪些人不能批评。例如，明确规定某某部长不能批评，某某书记不能批评。只是，倘若某个被法律特别保护的高官，日后成了薄熙来，岂不惹出麻烦？
让法律规定：在课堂上哪些不能说。例如，不妨立法规定：文革是不能说的，三年大饥荒是不能说的，57年反右是不能说的……。不幸，人类有举一反三的本能，顺着上述思路思考下去，终有一天会觉得“反腐”也是不能说的！那时不知还有何话可说？
更重要的是，让法律规定：哪些事项属于教育部长的职权范围之内，哪些事项属于教授的职责范围之内，两者绝不混淆。例如，完全可以立法规定：就选择教材作出具体指示，就是教育部长的权力。这也使袁部长在发指示时更理直气壮。
或许，这样一来，不免会出现一些恶法。即使是恶法也行！恶法总比无法好，无法就必定无天，无天了还能活？
总之，要让任何事情都一决于法。只有这样，才能使教授们有所遵循，明白哪些事情是碰不得的；一旦犯事，该坐几年班房，也清清楚楚，没有人会抱怨言之不预。
即使发生争执也好办：大家都上法庭去，不要在纸面上咬舌头浪费时间。如果某件事法律不作规定，例如，经济学课程用什么教材，法无明文，那就对不起，教授们会自作主张，不妨采用萨缪尔森的《经济学》，那是国际公认的一流教材。如果你事后追究，那就只能在法庭上见了。
部长先生，你不觉得这样很好吗？你就赶快去草拟法案吧，只要人大通过你提出的法律，你就有了一件最强大的武器，不会有人敢于对抗法律的。今天这种众说纷纭的乱糟糟局面，我想你已经烦透了，只要有了法律，局面将立即改观。
可惜，大家都很明白，可敬的部长先生，是绝不会劳神去思考法律程序的。
实际上，打什么法律牌，本来就属于“那一套”，很有些异端的味道。
你见过几个行政主管在遇到难题时求助于法律？况且，事事依于法律，部长的权威安在？最主要的是，像“如何说话”“如何教书”这类事情，你叫人如何写出法律来？就是智商再低的人也明白，这些都是不能摆上司法台面的。
这个世界毕竟已不是中世纪，并非天底下除了天朝就只有四夷了；让那一百多个国家瞧着，总不是好事。“不能批评教育部长”这样的禁令，写在内部文件上还差不多，写进法律让世人品评，面子上就难看了。即使写在内部文件上也不行啊，电话通知一下不就行啦。
如此说来，法治的路子看来还不容易走。
既然诉诸尊重教授与诉诸法律都走不通，那就只有硬下心来走老路子了。
这意味着，一级一级地传递部长的指令，直至将警告送达每个教授：照此行事，否则后果自负！如果仍然有人不听话，则严惩不贷：批判、处分、解雇、送班房。
这一套从来就管用，今天也没有理由不管用。而且会立竿见影：几乎所有的人都会立即乖乖就范，该闭嘴时闭嘴，该照办时照办，从此天下太平，部长大人将高枕无忧。
能不这样吗？毕竟教授们都是吃袁部长的饭，谁真的敢砸袁部长的锅？一旦没了饭吃，你到哪儿理论去？这点常识大家都懂的，部长大人不必担心老办法不顶用。
但以部长的睿智，不可能看不出可能有两点小麻烦。
首先，真要是铺开这一套老办法，明眼人立即就会说，这不是文革的故技吗？
尽管多年来禁止谈文革，一些人似乎也淡忘了文革，但一旦尝到痛楚，是不可能不记起文革的。可能你会说，联系文革又有什么了不起？就是用文革的方法，你还能怎么样？
这种话关起门来说说或许无妨，但毕竟拿不到桌面上来。记住，现在已经是21世纪了，过分倒退是危险的！其实，这个道理部长比他人更清楚；否则，就不致那样小心，连个讲话也不愿发书面通知了。
文革固然不准公开评论，似乎威风犹在，但谁都知道文革那一套并不光彩，实际上臭不可闻！
其次，如果老办法效果太显著，许多教授，尤其是年轻教授恐怕头脑中就会开始转动了：是不是该用脚来决策了？
袁部长信息灵通，比普通人更清楚，现在的年轻人对于用脚作决策，既没有多少顾忌，又反应敏捷办法多端，没什么难得住他们的。
近年来，多少最优秀的年轻学者远走高飞，并非完全是利益驱动，不少人仅仅是追求一个更舒心的环境。如果，袁部长治下因此而少了几个年轻才俊，你真能毫不在乎吗？但历史是要记录在案的啊。
载入历史的教育部长已有数十位了，其中大多数几乎湮没无闻。但人们毕竟记住了受人尊敬的蔡元培；在另一个极端，人们也记住了1990年代的那一位。
袁部长自然是极明哲之人，对于自己的历史地位，应当有很高的期待，你希望以什么形象被历史记住呢？
说了这许多，根本还未涉及实质问题：部长与教授的意见究竟有何差异？细说起来话长，简而言之，倒也不复杂：部长决心禁止“那一套”，而完全不用“那一套”，教授们简直不知道还如何能吃教书这碗飯。
今天，袁部长端着金饭碗吃教育部的饭，大概已不记得你在北师大的老饭碗了。
如果你有朝一日——纯粹是假设——重端哲学饭碗，你能完全离开“那一套”吗？如果完全避开笛卡尔、康德、黑格尔、马赫、罗素、波普尔……，我不知道，袁部长将如何讲哲学。难道仅需读《易经》与《道德经》，即可登上世界哲学顶峰？
经济系的学生，如果只读《盐铁论》、经济改革的党内文件，而不读亚当·斯密、马克斯·韦伯、凯恩斯、弗里德曼、熊彼特……，我不知道，他们的经济学知识，如何能够应付21世纪这个空前复杂的世界。
中国不曾有过自己的社会学。社会学的学生如果不读斯宾塞、韦伯、孔德……，那么，就无书可读了，他们该改易专业吗？
法学院的学生不看罗马法，不看拿破仑法典，不看边沁、孟德斯鸠，难道尽去读《唐律》、《清律》、民国的《六法全书》？这样就能培养出有世界视野的法学家？
学世界史的学生该有什么样的读书计划，就不必说了。学中国史的学生只需读二十四史吗？根本没有看过国外文献，对于境外文明的历史一无所知的人，能够真正透彻理解中国历史吗？如果能，历代士人早已将中国历史研究透彻了，还需今天的历史专业干什么？
你会说，学古汉语的学生，总算完全不必啃那该死的洋书，只需埋头于故纸堆就够了。未必！你至少得研究一门外语吧？否则，你何以得知汉语在世界主要语言中的地位？你也根本不可能知道，当代语言学如何进行语言分类，汉语属于哪一类，与其他语言有什么亲缘关系。你不认为这些都很重要吗？
够了。如果已有这许多举证之后，部长大人依然坚持认为，断然不能用那该死的西方的东西，“那一套”就是不行！那么，就只能承认，部长的逻辑是完全无法理解的。
生活在21世纪，还如此费劲去争辩，哪些西方的东西是可用或无害的，实在是一件荒唐可笑的事情。“西方”这一概念本身，就已经非常可疑了。
李嘉诚这个地道的东方人，几乎已买下了1/3个英国；一些欧洲国家，已住着近1/5的十分非西方的穆斯林，而且几乎有一半的非白人婴儿；在美国的大学教室中，至少坐着1/3的非白人；好端端地活在东方土地上的日本，已被列入“西方七国”之内，似乎并未亡国灭种；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这样的东方国家中，西方的英语畅通无阻；全球都流行着夹克衫、牛仔裤，而传统的中国“汉服”“唐装”则几乎绝迹——这样一个越来越浑然一体的世界，只有袁部长这样深奥的哲学家，才始终分得清“西方”与“东方”。
但你的下一代——或许现在就已经在某个西方国家学习、创业——会认同如此狭隘的观念吗？
好了，这些全都是废话，不必说了。只有一点务必请教部长兼哲学家：
你反复强调的马克思主义，究竟归属于“西方”还是“东方”？究竟是“这一套”还是“那一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