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伦威尔能不当护国公吗？罗伯斯庇尔能不使用断头台吗？洪秀全能不大开杀戒吗？慈禧能不垂帘听政吗……。没有人敢说，这些行为绝对不能阻止，但肯定不那么容易。那么，这些不得不行的选择究竟关乎道义，还是关乎时势？
近代谈变法者不可能不提到王安石。确实，王安石变法声播古今，它历时之长、涉及面之广、争论之激烈、过程之曲折反复，都是史上仅有的。但最终还是失败了，因而王安石也就成了历代改革者的一个悲剧性标杆。
王安石（1021—1086），临川（在今江西）人，21岁中进士，历任多处地方官，政绩卓著。1058年，王安石上书提议变法，但未被宋仁宗采纳。神宗即位后，开始重用王安石。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神宗的支持下全面推行新法。
王安石的新法包括青苗法、免役法、均税法、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保甲法等，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社会、文化诸方面。变法的根本目的在于富国强兵，改变北宋多年积贫积弱的局面；其重点自然在财政经济方面。用现代语言说来，王安石变法的实质是：试图运用国家力量，全面管制社会、经济生活，并在官府主导下运用某些经济、金融杠杆，促进社会经济活动，增加财政收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其中一些变法，如青苗法、市易法等已包含现代经济、金融思想的某些元素，其推行之难可想而知。
变法引起了激烈党争，新法亦迭经兴废，伴随着王安石的几度沉浮。随着变法引起的矛盾与困难日益增大，变法的势头渐趋低落，到神宗去世时（1085），主要的变法活动也就终止。后来虽几度恢复，其余波延续至北宋末年，但一直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在某些方面甚至造成了真正的社会灾难。
关于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现代论者多强调贵族豪门的反对、变法急功近利、政策执行不力、用人不当、改革派内部分裂等等。这些都是表层的原因，不足以解释一个由皇帝主导、历经数代的大规模运动，何以完全不能生效。本质的原因只能是：在一个社会、经济处于低组织水平的时代，试图以国家力量全面管制社会、经济生活，是一种过于超前的空想，在当时完全没有现实可行性，其失败是不可避免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黄仁宇就认为：王安石变法“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都不曾在当时世界其他地方提出。但现代金融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不容其他类似因素分庭抗礼”。
在今天看来，令人奇怪的倒不在于变法的失败，而在于变法者屡败屡变，即使变法的主要推动者宋神宗与王安石都谢世之后，变法依然几度复起。这并不能用变法者的毅力与坚持来解释。真正的原因在于情势而非人事，情势并非人事所易改变。
就情势而言，主要有两点。其一是某些变法措施具有不可逆性，不是哪个人能够说变就变、说停就停。例如均税法完全改变了田赋征收的格局，即使旧派官员当政，哪能轻易推翻新法？其二是对于新法形成了某种依赖性。变法的一个最显著效果是，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度提高，因此而相应地增加的财政开支，不可能因新法废止而立即取消，这就使得存在复行新法的动力。
由此可见，无论新派还是旧派官员，面对变法造成的既定局面，对于新法存废都面临一种欲罢不能之势，并不容易靠官员的个人倾向与意志改变。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形势比人强。人们容易指责王安石及其后继者：明明看到新法造成了严重后果，却不肯立即收场，改弦易辙，岂不是有意祸国殃民？其实，当局者所面临的情势与难处，局外人是很难理解的。
慈禧实际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无论其得失如何，都是被人们深深厌弃的。内宫干政，历来遭人非议，更何况在一个内忧外患的年代由后宫主政半个世纪！
慈禧（1835—1908）原不过是咸丰皇帝的一个“贵人”，只因她为咸丰生了一个儿子，就在后宫确立了其优势地位。1861年咸丰离世，慈禧的儿子继位，是为同治皇帝。慈禧与慈安并尊为太后，共同“垂帘听政”，实际上慈禧几乎独揽大权。此后近50年中，慈禧事实上就是中国的最高统治者，以致在某些西方人的印象中，中国就是“女王”当政，似乎慈禧就如同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坐在王位上。
这个女人可不简单！她干的几件大事岂止不让须眉，简直是惊天动地。她刚刚执掌权柄，立即就联合小叔子恭亲王发动政变，诛杀了咸丰留下的顾命大臣，完全控制了政权。1875年，年仅19的同治病故，慈禧又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其妹妹的儿子继位，是为光绪；慈禧仍然执掌大权。1884年，慈禧策划罢免恭亲王，此后实际上完全独掌朝政。1898年，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囚禁光绪，废止维新。1900年主导了借义和团对抗列强的运动，导致庚子之变，酿成八国联军入京的惨祸。
当然，慈禧的50年统治也并非仅仅玩玩宫廷阴谋而已。这50年恰逢中国历史上“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内忧外患不断，情势变化万端，重大决策实际上都要经过慈禧之手，无论成败得失如何，那副担子岂常人所能担当？慈禧一女流之辈，生活于后宫，对于外界不可能有太多知识。几十年执政生涯，断事无数，其智力绝非等闲。况且，其治绩也并非一无是处，她执政的前15年可谓太平安定，甚至被誉为“同治中兴”。
慈禧的厄运在于，她当政的年代，恰好是中国在西方列强步步进逼下，国势日益衰落的年代，也是受西方影响的新兴力量对满清的挑战日益强势的年代。时代潮流之强大，岂止慈禧抵挡不了，就是康乾再世，也只有徒叹奈何。但无论当世人还是后世人，都未必能深悟这种时势的力量，只是专注于从当道中挑选罪人。这样，慈禧就只有充当国家失败的祸首了。她也罪有应得，谁叫她赖在位子上不下来呢？
看来，慈禧完全可能有不同的选择，选择的机会就出现在1861年、1875年、1884年、1889年、1898年……，每一次她都可以选择放弃权力。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始终紧握权力，直至咽气之时。她这种执迷不悟的恋权，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这正是我们要回答的问题。权力无疑对任何人都有巨大的诱惑，对慈禧这样贪权的女强人尤其如此。慈禧是否一直迷恋着权力，即使年老力衰之时仍不想放手，今人已不可确知；或者这一点已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慈禧敢放弃权力吗？
1861年，慈禧能不要权力吗？即使她读书不多，未必知悉刘邦的薄夫人的故事，她不可能不知道咄咄逼人的肃顺等八顾命大臣的威胁。当时只5岁的同治保护不了她，同治自己的命运都握在别人手中；她也不能完全信任小六子。这样，她就只能每日坐在帘子后面监管着权力了。
1875年，慈禧敢放弃权力吗？亲生儿子都不在了，光绪固然是亲侄子，但毕竟隔了一层；朝中王公大臣虎视眈眈，有哪一个可以完全信任？她那时不过40岁，谈不上根基完全稳固，还是亲手握权才放心啊。
波诡云谲的1898年，慈禧就更不敢放弃权力了。光绪本来是一个懦弱的孩子，自幼在慈禧的监护之下，似乎不敢有什么违拗之举。但世事难料啊，多年的欧风美雨，也让这个长于深宫中的君主心生邪念，居然玩起什么维新来了。维新且不说，任用新党，排斥旧臣，新政全出于康梁，心中竟全无一手提携他的皇阿妈，这样下去，岂不将使她几十年的心血毁于一旦！
凡此种种，都使慈禧不敢甩手归政；就是有几次真正归政的好时机，最终还是放不下心，交权的手伸出去又縮了回来，欲罢不能啊！
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无疑已经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了。
但粗通历史的人都知道，就是这同一个汪精卫，曾经是“从容作楚囚”、行刺满清摄政王的勇士；是国民革命时期的左派；是孙中山遗嘱的实际起草人；是1930年代初期抗日的积极鼓吹者。一个有如许辉煌经历的人，在日本卵翼下的南京伪政府内，他会如何思考自己的过去未来呢？
汪精卫（1883—1944），出生于广东三水。他早年是孙中山的亲密追随者；袁世凯统治时期留学法国；回国后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1年任广东省教育会长，1924年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25年任国民政府主席，中山舰事件后出走法国；1927年归国后成为武汉国民政府主席，随后又出走法国；回国后于1932年任行政院长，位置仅在蒋介石之下。
918事变后，汪精卫摄于日本威势，认定抵抗无望，渐渐滋长求和心态。1938年之后，日益醉心于主和。早与日方暗通款曲的周佛海，极力说服汪精卫向日本求和。1938年底，汪精卫终于离重庆出走；1939年建立南京伪政府，此后成为日本人的工具。
汪精卫无疑是极富才具之人，且早年经历亦不乏光彩，因此曾有众多仰慕者，在国民党内一度是蒋介石的有力竞争者，汪蒋两人的瑜亮情结甚深。汪氏晚年大节已亏，其历史定位不复可言。但作为一个高度复杂的历史人物，汪氏晚年的心路历程，仍然是人们的关注兴趣之所在。
汪精卫少时失怙，过着“以长兄为父”的生活，养成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性格。早年革命活动中，虽然可以说少年得志，深得孙中山赏识，但关键时刻常常举棋不定，反复无常。汪妻陈璧君来自南洋富商之家，慕名追随汪精卫，美誉播于海内外，但对汪的钳制亦影响至巨。不少论者认为，与蒋介石争领袖之位而不得志，是汪氏出走的重要原因。以汪氏一生行状来看，其权欲似不至此。但陈璧君与汪精卫左右都不乐见汪屈居蒋下，则是事实。在关键的1938年，正是陈璧君与周佛海等人，给予了汪精卫最大影响。这些因素，对于解释汪精卫的行为逻辑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为情势所迫欲罢不能，这种体验人或有之，并非仅知名人物而已。这就可提出有点普遍的问题：倘“不能罢”，将有何结局？最终是喜还是悲？“不能罢”的原因是什么？
依结局是喜是悲，可区分出两种情况。
如果是喜的结局，那么你就走在一条上升的道路上，前途似锦啊，那个“作罢”之“欲”，从何而来？在这种情况下，似乎谈不上“欲罢不能”。如果你实在有“欲罢”的意向，必定处在某种很特殊的情势之下。例如，下述情况都可能使你知难而退，作放弃之想：力不从心，即便成功在望，也觉得劳累难耐；最后结果固然诱人，但风险巨大，难以承受可能要付出的牺牲；虽然期望摘冠，但在强大的竞争者面前，没有信心，如此等等。
既然“欲罢”，为何又不能呢？一些可能的原因是：
1） 高速上冲的惯性巨大，无法遽尔止步。
2） 已与他人形成某些利益攸关的联系，不可能单独止步。
3） 发现一旦止步将面临重大风险，除了继续前行别无选择。
现在来分析一下王安石变法这件事。既然对它大体取正面评价，自然将其成功的结局视为好事。王安石阵营中的某个官员，可能因为畏难，可能因为害怕风险，也可能因为不想卷入与同僚的竞争，萌生退意，也就是“欲罢”。但是，因为他已深度卷入，或者因为他被同党裹挟，或者因为他意识到中途退出可能获罪，他已经不能退出，只能铤而走险了。而这就是变法者的欲罢不能。
如果是悲的结局，这意味着你在一条下行路上行将滑向深渊，“欲罢”是很自然的，除非你愚不可及，竟毫无知觉。尽管你急于刹车，脱离险境，但未必能如愿，如下的理由都可能让你“欲罢不能”：
1） 高速下滑的巨大惯性，让你无法止步。
2） 被命运相连的同伴裹挟，不能单独退出。
3） 被不可抗拒的力量控制，试图脱身但恐遭不测。
现在来分析一下汪氏降日这件事。当年的孙中山战友、革命义士堕落为汉奸，当然罪无可赦。至于汪氏在降敌过程中，是否有过“欲罢”之念，只有史家去考证了。能肯定的只是，大错铸成之后，他即便萌生退意，恐怕也为时已晚。1938年他出走河内时能金盆洗手吗？已大量公开的降敌言论如何洗脱？1939年时他能改弦易辙吗？一生惧内的汪氏首先就过不了陈璧君这一关，也绕不过周佛海、陈公博等人的裹挟。1940年之后他能毅然回头吗？他岂不知残暴的日本人绝不会放过他？这样，除了将汉奸角色演到底之外，他再无选择余地了。汪氏生命的最后两年，极为消沉，岂不是其内心为“欲罢不能”所深深折磨之故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