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学”的大著，往往将成功者描绘为超人：志存高远、思想透彻、世事洞明、心性练达、坚韧不拔……。
但历史所展示的成功者，却常常不是这样。
成就大业的人，往往缺陷多多，甚至恰好是其缺陷成就了他们的事业；这些缺陷究竟是优势还是劣势，竟成了问题。
真有这样的事吗？立即有例为证。下面的例证涉及现代史上三个非凡人物：戴高乐、撒切尔夫人与里根，他们的事迹既大有启示，又饶有趣味，你不会不感兴趣的。
在法国现代史中，没有一个人有比戴高乐（1890—1970）更多的头衔了：二战英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缔造者；现代法国的复兴者……。
在戴高乐自己心中，或许还有一个秘而不宣的头衔：拿破仑的当代继承者！
所有这些桂冠均非过誉。只是今天的法国人，谈到这些时已不再激动不已了。
如果你身处1940年的夏天，目睹法国山河破碎，曾被敬之如神的护国元勋纷纷投降法国的宿敌，唯有戴高乐——当时不过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准将——独力挽狂澜于既倒，在伦敦高树义旗，振臂一呼，让世界各地的法兰西健儿云集其麾下，终于建起一支可观的抗战队伍，以致在1944年8月，戴高乐不是尾随盟军，而是率领自己的军队首先进入巴黎，昂首阔步走过凯旋门——如果你看到了这一切，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
况且，戴高乐的功勋还不只这些。
这倒不是如东方人本能地想象的，戴高乐“打天下，坐天下”，战后理所当然地占据头把交椅，带领法国人民如何如何——恰恰相反，战争一结束，戴高乐就解甲归田了，去了老家科龙贝小镇，在那里隐居了十多年。
戴高乐似乎是那种命中注定要拯救法国的人。
1958年夏天，法国虽然还不至于如1940年夏天那样面临灭顶之灾，但突然出现的政治危机之深重，也让法国政界惊慌失措，束手无策。如同1940年一样，又是戴高乐力挽狂澜，妙手回春，在一片混乱中建立起法兰西第五共和国。
那么，使戴高乐建立起传奇般功业的力量源泉何在呢？是戴高乐身上的哪些特质使他能高踞于普通法国人之上，成就其他人甚至不敢梦想的事业呢？
历史学者与传记作家都不会忽略戴高乐的那些人所共知的伟人特质：对于国家神授般的使命感、钢铁般的意志、无与伦比的人格魅力、始终一贯的风格，等等。
我要强调的不是这些众所周知的东西，而是某些多半被人忽略的东西，那就是戴高乐的偏执的民族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执着的保守主义——正是这些构成所谓戴高乐主义的核心，如果还不是其全部的话。
戴高乐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之家，先祖们笃信法兰西的光荣与优越，这些观念已注入他的血液。戴高乐特别自豪于自己的高卢祖先，自信法兰西民族从来就有雄踞世界大国行列的权利与使命。
对于拿破仑扫荡欧洲的那份光荣，戴高乐从未有过丝毫怀疑。
他无法容忍纳粹对于法国的蹂躏，德国是法国的世仇，正是德国人在1815、1871、1914，让法兰西蒙受羞辱。
他也不能容忍英美盟邦对于法国的（实际的或想象中的）轻视。
对于有失盟邦敬重的敏感，戴高乐往往到了有失常态的地步。对于置戴高乐于门外的英美苏三巨头会议，他的心结之深，肯定远超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的想象。
在任何外事活动中，戴高乐宁可频频纠正英文译员的错误，也绝不肯主动说一句英语，尽管他的英语甚至远胜译员。
与盟友的严重冲突，终究没有完全动摇盟国之间的合作，究竟多少出于英美方面的忍让，多少出于戴高乐俯就于现实，恐怕是不易解答的历史迷题。
与许多同时代精英不同，戴高乐对于现代民主制度有很特殊的理解。
他对秩序与行政效率的迷恋，远远超过对民主程序的看重。
他一生都深深地厌恶政党政治，长期游移于任何政党之外，只是因维护权力而万不得已的时候，才授意其门徒组织了“人民联盟”，以之作为自己的权力基础。
他一辈子都在追求不受掣肘地高效运用行政权力的理想。他主持制定的1958年宪法，就是这种理想的产物。
他对于集中权力的偏好，甚至不下于地道的专制者，只是因为他无法绕过的议会制度的限制，才满足于某种民主包装下的独裁。
无论法兰西的民主传统有多强大，戴高乐的内心深处，国家主义的核心都毫不动摇。今日法国政治中令人迷惑不解的集权倾向，近似于社会主义体制的施政风格，未必不包含戴高乐主义的遗产。
戴高乐成就大业的胆略与气魄，都远非同时代人所可比拟，但其动力并非来自理想主义，而是来自保守主义。
与其说他乐意朝前看，不如说更习惯于向后看。他须臾都不忘怀的，是恢复与固守法兰西的昔日光荣。除了珍惜法兰西传统之外，他思想中很少有对未来的梦想成分。
这就是戴高乐。
在现代人意识中，戴高乐所固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传统至上，都不是什么特别可取的东西，甚至非常不合时宜。但是，正是这些东西适应了二战中及其后一段时间的特殊情势，因而成就了戴高乐的不世之业。
如果不是民族主义，在法兰西危亡之际，戴高乐将用什么来凝聚人心？如果不是国家主义，法国人如何能接受第五共和国，结束1958年的政治乱局？如果不是保守主义，法国传统如何能如今天这样强固？
但是戴高乐毕竟已进入历史，没有人再坚持与推进他的主张；在今天看来，他那些主张毕竟非常陈旧，从根本上说，是戴高乐遗产中不那么特别有光彩的东西，不如说是他的劣势。只是因为历史的吊诡，这些劣势才成就了他的大业；他那份成功不再有人能够复制。
与戴高乐相当且名气更大的英国二战英雄无疑是丘吉尔。不过，在战后英国历史中，更具影响力且更具戏剧性的人物，却是被称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1925—2013）。
撒切尔夫人没有丘吉尔或戴高乐那样的机会，披坚执锐去统帅百万大军决战疆场。她在另一个战场上成就其大业，这个战场所遇到的挑战与所需要的智慧都不平凡——这就是上世纪80年代英国的政治经济战场。
撒切尔夫人出生于一个小镇的杂货店老板之家，这一微贱出身，后来常常被爱挑剔的媒体人挂在嘴边。
出自闭塞小镇这一因素，丝毫没有影响撒切尔在政治上的早熟，她年少时即已迷恋司法，进入牛津大学后立即成为保守党的热心追随者，34岁时当选为下院议员，36岁第一次入阁，1975年成为保守党历史上第一位女性领袖，四年之后成为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
对于令人目眩地接踵而至的荣升，撒切尔自己只用了一个词：当之无愧！
撒切尔夫人的执政记录的确称得上当之无愧。
她11年首相生涯（1979—1990）的执政成就可以简括为一句话：在一定程度上治好了英国病。
她接手时这个老大帝国确实病得不轻：经过工党几十年的国有化改造之后，英国经济衰败不堪；国际地位一落千丈，即使在欧洲范围内也影响力式微；工会日益强大，罢工不断，以致尾大不掉，社会动荡不安。
1990年撒切尔交给继任者的，已经是一个大有起色的英国：经历近十年的连续增长之后，英国经济已经不可轻视；英国的大国形象似乎得到复兴，至少撒切尔夫人不时发出的那些强硬声音，没有人能够充耳不闻，英国在欧洲事务上所扮演的角色更不容忽视；面对撒切尔的铁腕治理，工会活动大为收敛，国内的政治稳定已非昔比。
撒切尔夫人靠什么做到这一切呢？最简单的答案是，铁娘子依靠她的铁腕治理。
确实，撒切尔的钢铁般的意志、坚韧不拔的毅力、干脆果断的风格，在英国历任首相中并不多见。但这些不过是强势领袖的共性。我更要强调撒切尔的特殊坚守：
极端的自由主义信仰、痴迷的大英帝国情结、彻底的保守主义价值观，正是这些构成了所谓撒切尔主义的核心。
如果不是极端的自由主义信仰，不是完全占据其心灵的亚当·斯密的驱使，就无法解释她百折不挠地推进私有化的狂热；如果不是痴迷的帝国情结，不是维护一个古老帝国的那种神圣使命感，就无法解释她在任何场合都不顾一切、甚至是绝望地坚守英国的地位、利益与尊严；如果不是彻底的保守主义，就无法解释她不惜冒犯任何人，也不放弃她所奉行的战后英国最激烈的右翼政策。
在所有这些方面，撒切尔都如此极端，致使她的施政挟有一股空前强大的力量，足以粉碎还来不及作出有效反应的对手的抵制。
撒切尔持异乎寻常的保守主义，连并不十分左倾的牛津也不能原谅她，在投票中否决了将荣誉学位授予牛津史上唯一任过首相的女毕业生，致使撒切尔感到深受伤害。
但撒切尔夫人无疑走得太远了，她的政策及其所开创的局面都难以为继，撒切尔主义并没有真正的后继者。
从根本上说，撒切尔主义并不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瞻前顾后的治国理念，其偏颇与失衡都显而易见，无法否认，在今天看来尤其如此。
因此，撒切尔的坚定信念，既是其力量的源泉，也是她终究不能坚持下去的局限所在。她的一时成功，提供了又一个“劣势变成优势”的故事。
现在要说到美国总统里根（1911—2004）了。
里根与戴高乐、撒切尔似乎不太有可比性：
里根是一个超级大国领袖，而英法不过是二流国家；里根所追求的是全球目标，而戴高乐、撒切尔的主要追求毕竟是地区目标；戴高乐与撒切尔的治国理念都深深植根于法英两国的古老传统，而里根似乎并无这种传统可用。
但更值得强调的是三人的共同点；而这特别体现于里根主义与戴高乐主义、撒切尔主义的共同价值。
简单说来，里根主义的核心不外乎是：近乎盲目的自由主义信仰、深深打上美利坚救世主义烙印的独领全球的使命感、保守主义的价值观。
据此已经清楚，里根与戴高乐、撒切尔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了。
但作为超级大国领袖，里根有完全不同的活动舞台，他的表演及其后果具有大得多的影响力。
就其个性而言，演员出身的里根具有少见的平实质朴与近乎天真的坦荡，因而其施政风格至为活泼，既容易逗乐天真的美国人，也让全球媒体兴奋不已。
并不勤于读书的里根未必真懂什么经济学，但就是对新自由主义坚信不疑，8年任期内都坚守脱胎于芝加哥学派的经济政策，他居然成功了！
他公然宣称，要摧毁苏联这个“邪恶帝国”，他居然又成功了！
但以为战胜苏联、结束冷战是里根的功劳，那纯粹是幻想。苏联不过是自我了断而已。
至于里根的极端保守性，从严格反堕胎、完全排斥同性恋、反进化论等事例中已可见其一斑。
里根的成功是举世瞩目的，至今美国舆论界都非常高估里根的地位。
另一方面，里根主义并没有什么生命力，没有哪个后来的美国总统特别将里根主义当一回事。
在后世人看来，里根的赫赫政绩也不能不大打折扣，里根时代的高国债与高赤字换来的只是虚假繁荣。
曾经盘踞于里根头脑中的那些思想，既无头绪，又未必深刻，与其说是里根的优势，不如说正是里根的劣势。但就凭这些东西，里根却收获了巨大的成功，这不是劣势成优势又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见证了三个“劣势成优势”的故事。从事实的层面看，已经如此清晰，不必再说什么了。但就机理方面而言，则未必十分明显，因而还有申论之必要。
戴高乐主义、撒切尔主义与里根主义的共同核心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
当然，民族主义在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有非同一般的表现，即不是表现为独立性，而是表现为肩负救世使命的优越感。
在某些特殊时期，民族主义特别有利于凝聚人心、提振士气，任何政客都会乐用不疲，更何况戴高乐、撒切尔与里根这样欲成大业的人。
固然各国都难尽脱民族主义，但特定的民族主义并非普世价值，也不是医治国家痼疾的长效良药。极端民族主义药方更是弊多利少，其短期收效远不足以抵偿其长期遗害。
战后戴高乐一任其性，固执地维护那已成幻影的法兰西帝国的荣光，不惜自外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固然在国内赢得一片欢呼，但既损害了欧洲的整体利益，更损害了法国自身的利益。戴高乐再强势的外交政策，终究无法挽救法国地位的下降。
在欧洲联合已成潮流的时代，撒切尔夫人顽强地坚守着岛国的独立心态，在某些特殊议题上似乎维护了英国的特殊利益（例如在货币、财政、贸易等问题上），但正是撒切尔的偏执政策及其遗留后果，使英国愈来愈被排除在欧洲主流之外，这就使英国作为一个二流强国的地位都成了问题。
至于被戴高乐、撒切尔、里根共守的保守主义，就其维护传统价值的作用而言，它有巨大的正面作用，而且必定得到为数不少的保守居民的拥护。
但极端的保守主义毕竟是有害的。这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个现实问题。
你怎么可能反对新冒出来的一切呢？摇滚乐、嬉皮士、同性恋、高离婚率、单亲家庭、奇装异服、颓废画作、蔑视权威、冒犯宗教等等，固然非大多数循规蹈矩的公民所乐见，但那是社会成员的选择权利，且其中未必不生长出新的文明价值。
一概拒斥，只能日益疏远富有首创性的年轻人群，最终扼杀国家的活力。
成功的政治家所秉持的执政理念，都未免某种偏执。
偏执总归是一种劣势，但这种劣势的理念却恰好被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所接受甚至偏爱，因而一时成为社会主流。
欲成大业的政治家，即使不是有意也会本能地利用这种偏向，而且不惜将其推向极端，以造成势不可挡的社会力量。如此，劣势成优势也就成为现实。其中的“劣势”，将以潜在的或明显的形式存在于结局中，它可能被后续的发展自然消解，也可能长期积累为严重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