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听到最无法无天的统治者也在赞成法治的时候，就不能不确信，法治已是当今世界的潮流。人类走到这一步并不容易，它经历了漫长的苦难与奋斗。将人类的这一苦难历程划分为无法时代、恶法时代与良法时代，有助于对法治演化进程的理解。
研判无法时代首先得界定什么是法。
法无疑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社会规则，它的有效实行依赖于一定社会组织的强制力量。
且让我们设想下述场景：一个猿类群落遵循某些内部规则，例如不得抢夺在母猿哺育中的幼崽，违者将由猿群首领强力制止，并受到一定的惩罚。那么，是否应据此认为，猿类社会已有某种法律呢？这大概不是多数人愿意认可的。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上面对于法的界定就不完善，还应作必要的细化，以使人类法律明显地区别于动物社会的简陋规则。
但是，动物社会拥有某些规则这一事实仍有重要启示，这就是：法的存在源远流长，它的起源至少应追溯到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不过，这样一来，人类社会的“无法时代”，似乎就应深藏于史前时期的朦朦无知中而不可追寻了。
在纯粹的字面意义上，确实难以反驳以上推理。不过，如果仅将“无法时代”理解为统治者肆意妄为罔顾法律的时代，那么，就不能否认，无法时代不仅有迹可寻，而且实际上充斥于文明史的各个时期。
无法时代的主要特征是：
A 统治者肆意妄为，无视任何法律，统治者的指令就是法律。
B 被视为法律的最高指令，也毫无章法，经常朝令夕改，让人无所适从。
C 统治者的意志毫无内在逻辑可言，因人立规，因事改制，自相矛盾，全无准绳。
这样的统治者就是暴君吗？中外历史上暴君无数，但并非每个暴君都无法无天。在中国的暴君榜上，秦始皇肯定居于最前列；他虽暴虐无比，但你没法否认，他仍有一定章法可循，并非完全无法无天。可见，暴君未必一定是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另一方面，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则肯定应进入暴君之列。
中国历史上的杨广、朱元璋，西方历史上的尼禄、希特勒、斯大林，以及近世的波尔布特、萨达姆、金太阳等，都是无法无天的统治者；他们所统治的社会，就可说是处于无法时代。至于那位打伞的和尚，则又更加道高一丈，只能高山仰止，望之无言了。
如朱元璋、希特勒等人的情况所表明的，无法无天的统治者也可能在一定时期内大有作为，开创出其他较平凡的统治者所梦想不到的惊人业绩，致使人们仿佛觉得，无法无天未必不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统治方法，它至少可以收到出奇制胜的功效。与那些循规蹈矩的统治者比较，无法无天的统治者往往能赢得更多的追随者与崇拜者；在其追随者的眼中，他们成了真正创造历史的英雄，他们罔顾法律的种种劣行甚至成了超人智慧与气魄的明证。
然而，无法无天的统治者最终还是逃不过惩罚——实际上受到他们自己的惩罚，为他们那狂妄荒诞的极端行为的可怕后果所惩罚，无论这种惩罚是兑现于当世，还是降落于后人。无法无天的结果只能是：健全的社会组织解体，正常的社会功能丧失，社会运行完全脱离可期待的轨道，人们的行为失去了任何可遵循的规范，所有公序良俗被破坏无遗，世代相传的社会风尚荡然无存。社会的全面溃败，要么导致祸首遭到清算，要么导致政权更迭或者王朝覆灭。这样的悲喜剧，在人类历史上已上演过多遍了。在40年代的德国、50年代的苏联、80年代的柬埔寨所发生的那一幕幕不正是这样吗？
人类固然不缺无法无天的绝代枭雄，但那毕竟是历史的异数，那种狠角并不是每个统治者都扮演得来的。更多的统治者即使不忌惮于作恶，也宁愿固守在某个法律框架内；他们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可以制造与推行恶法，而无需完全弃绝法律，或者推倒整个法统。这样一来，人类就难免进入恶法时代。
何谓恶法？比较于现代法治社会的法律体系而言，旧时代的几乎所有法律都可称之为恶法。以这种高标准衡量，谈论恶法就没有意义了。因此，只能采用一个稍宽容些的参照标准。
一个社会的主要成员（其中包括社会精英），在参照其自身的历史及周边环境后，能够或者希望接受某种文明程度的法律；而较此更为严峻的法律，自然就应被归于恶法之内了。例如，辛亥之后，深受推翻专制王朝鼓舞而又从世界潮流得到启迪的国民，对于一部文明法律的期待，至少会包括：政治犯被较宽容地对待，如果还不是完全取消政治犯的话。如果北洋政府竟然援用某条法律砍了政治犯的脑袋，所用的肯定就是恶法了，尽管从古代的标准看来，政治犯就是谋反者，杀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见，恶法的内涵因时因地而异，并无绝对的标准。但就特定时代与地域而言，对于何谓恶法，并不难达成大致的社会共识。
对自己不中意的人施以恶法，特别使统治者感到快意；而且，比较于那些不温不火的常规法律而言，势如猛虎的恶法似乎更加有效，能使统治者更迅捷地达到施政目的。因此，统治者本能地具有选择恶法的意向，是毫无疑问的。但意向并不意味着现实，仅有那些具有决断勇气、不怕承担后果的统治者，才敢于创制与施行恶法。不过，敢于这样作的统治者也不在少数；恶法也就为世所常见了。当然，恶法时代不只是恶法时有所见，而是恶法被系统地、普遍地使用。顺便指出，无法无天的统治者虽然不把法律当回事，但对于制定恶法，则往往是既无顾忌又手腕高超的。注意及此，应当说无法时代与恶法时代常有交叠，并非总可以截然分开。
说到恶法，不可能不提到秦始皇。在有气魄、有才智制定与施行恶法这一点上，秦始皇肯定是古今中外无与伦比的大枭雄。不过，客观地说，秦始皇也并非全赖其天纵英才，他受惠于祖上的遗泽也够多了。实际上，远在秦始皇之前，主要有赖于商鞅的奠基性工作，秦国就系统地使用恶法了——称为恶法并非有意贬损秦国，在战国时代，那是当时社会的主流看法，也并非全然背离事实。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坐法”，就是商鞅的首创。当然，较之于商鞅，秦始皇气魄更大，用心更毒，出手更狠，谋划更全面周到。秦始皇的恶法之多，难以尽述。仅看他如何惩治儒生已可见一斑：“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即杀头）。以古非今者族（即灭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诗书），黥为城旦。”如此严酷的恶法，对于后世惩处知识分子所起到的示范作用，近世学人的体验是够充分的。
秦汉时代，统治者的法律思维尚处于幼稚原始阶段，不具备编撰完备成文法的意识。刘邦攻入秦都咸阳，只满足于“约法三章”而已，其治理意识之简单，实在无以复加。在法律简陋的情况下，随意添加恶法是很容易的事情。因此，两汉六朝时代恶法频出，就毫不足怪了。只是到唐代以后，朝廷才开始编撰系统的律书。一旦事无大小均有章可循，且在官员们意识中已成为习惯，要在已很全面的法律中插入恶法，就不那么容易随意行事了。因此，尽管后世恶政时有所见，但未必都源于恶法，多半只是有法不依，或者有意徇私枉法而已。像秦朝这样典型的恶法时代，中国历史上殊为少见，即使出现，也如同秦代那样短暂，唯有以外族入主中原的元代可能是一个例外。
恶法当然不可取，否则就无以成其为恶了。无论恶法如何能使统治者逞一时之快，或者收一时之功，其最终结果总是可悲的。例如，依秦皇之法，域内之民都要服徭役、守边关，且行期急切，逾期论斩。不正是这一恶法引发大泽乡之变，终至秦王朝二世而亡吗？恶法之危害，或许主要还不在于当世的恶果，更在于后世的效尤。恶法一旦出笼，常常被后世沿用，不易废除。前面提到的起于商鞅的连坐之法，就是如此。中国历史上最丑恶的廷杖，据说肇自汉明帝年代，但真正成为一项普遍推行的恶法，却是在屠夫朱元璋开创的明朝。明代朝堂上堂堂高官被脱了裤子打屁股，直至皮开肉绽、血肉横飞，可谓那个时代的一大奇观，绝对是世上无双。这种记录，让这个文明古国实在不再有自豪感可言。
恶法时代虽然远离人类的理想，但它至少优于无法时代，其主要的比较优势是其可预测性。例如，批评朝廷要杀头固然是十分野蛮的恶法，但它作为一项法律一旦刊布，爱惜头颅的人就会自动闭嘴，不再有性命之忧了。这意味着，在恶法时代，是否被杀头这件事大体上还是可预测的。但在无法时代，是否要杀头全凭统治者的好恶，完全不可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就只能永远生活在死亡恐怖中了。在鼓动“敢把皇帝拉下马”激励下写出《海瑞罢官》的吴晗，能预测到这已种下杀身之祸吗？生活于无法时代的人，能不盼望统治者遵行某种明确的法律（即使是恶法）吗？
因此，与恶法比较，无法无天是更大的恶！
无论无法时代还是恶法时代，都是人类的恶梦，不应当是人类文明的常态，只应是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的演化进程中的一段插曲，良法时代才是人类的归宿。
如同恶法一样，所谓良法，也是相对于社会所处的历史时代与地域环境而言的，绝对意义上的良法并不存在。在我们身处的文明时代，人们所期望的良法自然要满足某些最基本的标准。例如，良法不应违背举世公认的人道原则；应当以维护公民的基本人权为宗旨；应当有助于实现社会的普遍和谐与文明进步，等等。符合这些要求的条文，几乎已包含于所有国家的宪法中。就此而言，似乎可以说，人类已普遍进入良法时代了！为什么不是这样呢？除了自外于文明世界的极少数国家，你看到哪个国家的法律公然践踏国民的基本权利？
但实际上远不能如此乐观。首先，一部好的宪法并不保证自动地产生与之配套的良好具体法律。其次，最主要的是，良法并不意味着必然良治。良法未必肯定得到遵循；在一定条件下，恶政完全可能与良法相伴而行。法国大革命之后制定的“拿破仑法典”不能不算良法（至少从当时的标准看来是如此），但无论拿破仑时代还是其后的复辟年代，法国似乎远未达到良治，实际上是恶政频现。即使法制高度完备的现代法治国家，亦难免存在人们不堪忍受的个别恶法。例如，美国的购枪法，至少对相当一部分人来说就是恶法，其恶劣后果是举世皆知的。还有，一些国家（例如荷兰）允许公开吸食毒品的法律，大概不会是社会普遍认可的良法。至于那些依然恶法盛行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因此，如果说现在有了良法，即可庆贺人类进入良治时代，则实在为时过早。
良法时代，还只是良治时代的前奏，人类社会的真正目标毕竟是良治，后者或许永远只可接近而无法完全达到。
必要插入一个简短说明。一个时代通常是恶法、良法与无法无天并存，无法时代、恶法时代与良法时代的划分，乃取决于何者居于支配地位而已。因此，并不能在这些时代之间划出绝对的界线。
对于一个欠发达社会来说——GDP老二未必肯定已免除欠发达状态——也谈不上已进入良法时代，完善法律制度仍然是一个艰巨的任务。然而，完善法律并不能纯粹依靠法律途径，制定或更新法律实际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只能遵循政治途径，因而高度依赖于社会的政治构架。因此，对于良法的追求，实质上是对于善政的追求。在当今世界，除了民主政治之外，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政治能称之为善政。
民主政治之最有利于良法发芽生长，其机理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法律是一种社会设施，对其重要的不在事实判断而在价值判断，后者取决于社会主流民意所体现的社会意志。毫无疑问，只有在民主制度下，社会意志才能得到充分而准确的表达，而这就为良法的产生创造了前提。一个真正具有立法权力的民意机构，怎么能够长久地拒绝一项广受欢迎的良法，或者长期容忍一项被普遍厌弃的恶法呢？你可能会说：利益集团操纵啊。如果能操纵民意机构的利益集团足够大，以致覆盖了社会的大多数，那么这种操纵未必很坏。如果那个利益集团很小，却可以操纵大多数选民，那么社会所标榜的民主制度肯定出了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出路在于完善民主制度，而不是到民主制度之外去寻找实现良法的途径；迄今已有的人类经验还没有发现这样的例外途径。专制制度能够培育良法吗？要肯定这一点，就必须确立一个结论：少数几个人或者一群人能够永远公正地、准确无误地代表社会意志。但这一结论既无逻辑依据，也没有事实的证据，要为人类良知所采信，是不会有希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