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伦理 | Ecency

在《外交伦理》这篇札记中，曾提到马克思理想，即私人的交友之道应当成为外交伦理。联我系于此，不妨揣度马克思也许曾想：民间道德也应当成为官方的政治伦理！可惜，马克思并未明言，因而无法在政治领域引用某个马克思理想。

不过，肯定存在这样的民间理想，即民间普遍希望政界人物能够遵循通常的道德。那么，这种民间理想是否有现实性呢？

官场失范

民间对于“好官”的盼望已有数千年之久了。老百姓的看法十分朴实：在他们眼中好官也应当是好人。这涉及民间的道德标准，亦即民间伦理；在中国的传统话语下，这被概括为“仁义礼智信”。

不过，我们宁可使用现代语言，将民间伦理的要素表述为：诚信、忠诚、善良。

这未必是一个完全的表达，或许也可将正直、礼让等等元素加入进来。但前三者确实构成伦理的核心元素，应当不成问题。

那么，与上述标准对照，官场的表现如何呢？不妨看一些史实。

诚信
中国历代都将“欺君之罪”列为首恶，可见官员在最高领袖面前的诚信，是头等重要的事情。

在稍低的程度上，下级对于上级的诚信，也不能轻易违反。

至于同僚之间、上级对下级、官员对平民，则很难认为，诚信是官员们熟记于心的一条道德戒律。

在现代具有无上地位的政治承诺，在中国的政治传统中，从来是不当一回事的。统治者在宣布某个承诺的时候，通常根本就不打算兑现。

曹丕篡位之时，会想到兑现优待山阳公（即被废的汉献帝）的承诺吗？袁世凯在宣誓就任总统之时，岂有忠于民国的意念，他能不做皇帝梦？黄炎培在延安“窑洞对”中所听到的那些承诺，能够当真吗？

忠诚
尽管历史上叛官与叛将不可胜数，但作为一条原则，对于最高统治者以及上级的忠诚，从来都放在很重要的位置。

至于反向的忠诚，即上级对于下级乃至平民信守应尽的责任与义务，则在官员们心中，从来没有这一类的明确观念。

赤壁大败之后，曹操忠诚于他的数十万大军吗？带少数随从逃命去也；长征前夕掌权的“三人团”，会想到忠诚于瞿秋白等遗留人员吗？无非借刀杀人罢了；文革中对自己的养女都肯签署逮捕令的人，对他人还能有忠诚可言吗？

善良
谈及政治人物的善良，一直被认为是最离谱的事情。那些通常认为最仁慈的统治者，可在意过不善之举？

孔夫子刚进官场，就杀了他所不喜欢的少正卯，对此历代都有微言；但年代久远，史事难考，就不去说它。素称仁君的汉景帝，为保帝位诛杀其心腹大臣晁错时，可曾有怜悯之心？唐太宗无疑是历代贤君之首，玄武门之事固属无奈，但也做得太过了点吧？在国人心中，孙中山的仁者形象似乎已经定型，但辛亥举事之后，他力主诛杀本为昔日盟友的会党徒众，可是毫不手软的。在鼎革后的高级将领中，黄克诚或许最负道义上的雅名了，但在1958年无端批斗刘伯承、粟裕、萧克这件事上，他也没少出力，至今都难免非议。

上述负面事例表明，在诚信、忠诚、善良这三点上，官场人物都表现不佳。

不过，这并不足以说明，诚信、忠诚、善良不在政治伦理之内。

首先，要澄清一个可能的误解：是否认可某个原则，与是否实现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例如，我未必所做的事都是善事，但我不致公然反对行善，倘公然反对，问题就太严重了。

那么，官员们在原则上是否也不认可诚信、忠诚、善良这些要素呢？

我们已经指出，就官员对下级或平民而言，诚信与忠诚都是全不在意的，实际上是不认可这种要求的。

至于善良，岂止不认可而已，统治者多半明确地排斥善良要素。王朝时代立储时不喜欢仁弱之人，是众所周知的。立为太子的李治，单纯而和善，而这恰好是唐太宗所忧虑的。老人们决意废掉胡耀邦，固然有多方面的理由，但最主要的考虑，还是胡心慈手软、出手不狠，不能如老人所愿地处置打击对象。将善良立为官德，只会使大多数官员窃窃发笑。

由此可见，在迄今为止的社会里，至少可以说，政治伦理并不完全涵盖诚信、忠诚、善良等要素。因此，政治伦理还不能完全包括民间伦理。这就得出结论：

政治伦理低于民间伦理。

这就意味着，官场所称许的“好人”，从民间的标准看来未必是好人；而民间不看好、认为有道德疵瑕的人，在官场未必不可取，或许正是最中意的人。

这种差异不免令人遗憾，尤使那些理想主义者深感失望。但也不要用过于负面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点。应当承认，在政治尚未充分进化的时代，这不免是一种常态，且多少有其合理性。

特别，在政治斗争腥风血雨的年代，怎么能指望以善良一类的德行作为主要的政治伦理元素呢？

填补缺口

既然政治伦理低于民间伦理，两者之间就存在一个缺口；目前来看，这个缺口还不算小。人们的理想，正是要填补这一缺口。

首先必须清楚：这一缺口是怎么造成的呢？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分别是官场社会与民间社会培育出来的；而迄今为止，这两个社会却严重地分离着，这正是两种伦理相异的原因。

因此，为使政治伦理趋近于民间伦理，唯有找到沟通官场社会与民间社会的途径。

有两条途径可供选用。其一是古典的方法：为官方与民间提供同一种精神传承，这在西方是基督教文化，而在中国则是儒家文化。其二是现代的方法：依靠民主制度。

儒家文化
在先秦时代，儒家文化主要还是一种民间文化；大多数儒者并无官方身份，孔圣人就主要活动于民间社会中。而且，儒家也不过是诸子百家之一，并无独尊的地位。

只是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儒家才真正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文化，但也并非被官方独占，而是在一定程度上由官民共享。

正是官方与民间共享儒家文化这样一种局面，使得儒家所竭力主张的伦理（就是仁义礼智信之类），既成为民间的主流伦理，也至少部分地被官方接受，而这就显著缩小了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之间的缺口。

不妨以“善良”为例来说明。

儒家极力鼓吹仁，也可以说是主张善良。

民间处于弱势地位，时刻警惕着强者的伤害，当然支持以善良作为道德信条。官员处于强势地位，如果仅从利害关系考虑，并不在意善良与否。但官员长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也肯定会大大激发对于善良的关注，即使未必完全用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也会在原则上接受善良为一种行为准则。

历代大多数官员，至少将“仁义道德”随时挂在口边，正说明了这一点。

民主制度
真正将官方社会与民间社会打通，从而将大部分民间伦理转化为官方认可的政治伦理的，是民主制度，而不是其他什么途径。

民主制度之所以能起这样的作用，主要是因为：

1）民主制度使不少民间人士有机会进入官场，这就冲决了官场社会与民间社会之间的森严壁垒，且最终使其近于消失。

2）民主制度下的选举文化大大拉近了官员与民间的距离。

3）民主制度所提供的对官场的强势监督，使得官员不能不随时倾听民间的声音，这就大大促进了民间伦理进入官员的意识，进而逐步转化为政治伦理。

仍以“善良”为例来说明。

如果“善良”已成为民间伦理中的稳定元素，那么，持有这种观念的民间人士，通过民主途径进入官场之后，不能不影响整个官方对事物的善恶判断。即使并非来自民间的官员，面对选举的强大压力，也不可能不认同社会的主流看法，意识到善待人民、善待同胞、善待他人应当是官员的底线。

这样一来，“善良”能不成为政治伦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元素？秉性残忍、虐待人民的不善行为能不受到普遍谴责？

无论依哪种途径，填补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之间的缺口，都不可能一蹴而就，而必需经历漫长且可能曲折的过程，正是这一过程伴随着政治的进化。因此，我们的结论是：

随着政治的进化，政治伦理与民间伦理的差距逐渐缩小，最终将趋于消失。

这当然是好消息，它意味着，指望官员们按平常道德行事，这样一种民间理想，即使还不是眼前的现实，也最终将近于实现。

好人政府

以下两种看法固然很极端，并不符合事实，但实际上听到的频度都很大：

“政治就是丑陋，你争我夺，勾心斗角，从无道德可言。”

“搞政治就是当领导，当然都是优秀人物。”

依前者，政府中就没有好人了，未免看得过于黑暗。至于后者所呈现的，那就是“好人政府”了，对这样的政府人类盼望了几千年呢。

但好人政府的存在，与前面所说的“政治伦理低于民间伦理”相矛盾；就眼下而言，期盼完全的好人政府并不现实。明白这一点，你会超脱些，不致想入非非，误判现实；也不致自叹生不逢时，怨天尤人。

尽管如此，期待好人政府，总比看坏所有政治为好。

如果认定官场中人，完全是另一种人类，对于民间伦理中的任何一条戒律，全都不放在眼中；对于任何意向高尚的人类行为，都不能理解；如果断定政界人物所宣示的每一句话，都不过是哗众取宠，欺世盗名，那么，怎么还能相信，这个世界还能有光明在呢？其实，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生活的是同一种人类，既非尽善，亦非尽恶。就人性而言，大多数人本质上差别甚小；之所以表现或做派大不相同，多半是因环境使然。

认定政治伦理将趋于民间伦理，正是肯定好人政府的前景可望。只是它不会从天而降，而是人们奋斗的结果。

如前所述，人们所致力的目标，就是官场社会与民间社会的沟通；这件事无非是改变官场环境，使得官员们更容易接受民间伦理的制约。如果说，完美的好人政府还不是眼前的现实，那么，近似的好人政府则并非奢望。今天，丹麦、瑞典（或许还有新加坡）等国的政府，似乎已够格领受这一美誉。

好人政府廉洁高效，大大节省了社会治理成本，能显著提高社会的安全度——人们常常这样赞扬好人政府。其实，好人政府的价值，主要还不在此；最大的价值或许在精神方面。

迄今为止，民间记忆多半充塞着令人心寒的官民对立。如果有朝一日，高踞于民间之上的官员，终于成了真正的公仆，成了实实在在地具有高尚德行的人，那么民间所享受到的，将不仅仅是高质量的政府服务，而是人性向善这一千年期待的理性社会氛围。

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主要还不在于灯红酒绿，更在于时时体验到善在主导世界；而善常常是上帝的别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