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统治者的角度看来，东西方的民众确有天壤之别：东方民众懂得感恩，从来将皇恩浩荡记在心头；西方人则刻薄寡恩，抛弃一个政界领袖就如敝屣。那么，是西方领袖羡慕东方领袖，还是东方民众羡慕西方民众？
1917年，在清帝退位6年之后，张勋率领辫子军攻入北京，将小皇帝宣统又扶上了龙椅，让开始习惯共和生活的天下人，震惊得目瞪口呆。老百姓或许在打听，如此死忠于清帝的辮帅，到底是何方满爷？哪有这回事！张勋不过是生于江西的汉民一个。
辛亥那年，“江南提督”任上的张勋，也没有拼死抵抗民军，以身殉清，在南京打了几下子就败下阵来，远遁而去。只是到清帝真正退位之后，张勋似乎才心有愧疚，感到自己有负皇恩；但也没个主意，只是自己及手下官兵留下辫子而已。到1917年终于瞅准了一个机会，了却心中的报恩之愿。张勋是清帝的哪届门生？其实也不过是一个寻常出身而已，如此知恩图报，应可载入清史忠烈传了。
在民国年间，依然记得皇恩浩荡的人，固然还有几个，王国维、辜鸿铭、郑孝胥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但毕竟已是珍稀动物。树倒猢狲散，哪有那么多死心眼的人。那时共和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纵然是村夫野老，谁个不知？
但若是古代，懂得皇恩浩荡且知恩图报的人就多得多。
对于中国史上第一个皇帝秦始皇，我不知道是否有什么至死效忠的遗臣遗民。或许是秦皇过于刻薄寡恩，但更可能是秦人已差不多被杀光了。至于后世的王朝，无论如何不济，在其谢幕之日，都少不了几个孤臣孽子效忠至死，给王朝留下一点面子，也让后世的史官总能写下几页忠烈传。当然，正史所载未必可尽信，但也不致全属虚言。
东汉末年，宫廷的黑暗已经无以复加。就是这样一个烂透了的王朝，还是少不了忠心报主的忠烈。单单是为了除掉那个奸贼董卓，就没少人情愿血溅宫门。
有宋一代，从现代眼光看来不失为一个颇有亮点的王朝，却并不被历代士人看好。单就其尽人皆知的羸弱，就让后世血性男儿深感屈辱。
但就是这样一个王朝，恰恰忠臣最多。那个“精忠报国”的岳武穆，在风波亭上觉得皇帝的恩德如何，不得而知；至少在他出生入死图取中原之际，那份报效宋室的忠心，是日月明察、皇天可鉴的。
被蒙古人翦灭的南宋朝廷，毫无可爱之处，却汇聚了历史上最耀眼的一班忠臣。空前忠烈的文天祥就不说了；那个背负末帝投海的陆秀夫，该让多少后世人不胜唏嘘！别忘了，宋代是理学的发轫期。无数忠臣义士誓报皇恩，是理学大师们训导所致吗？
尽管现代有人对朱元璋赞赏有加，真有头脑的人不太可能看好明朝。但就是这样一个由昏君阉臣簇拥着的王朝，忠烈传中着墨绝不更少。当明末北京陷落时，全国各地就不乏以自杀殉旧朝的官员，仅浙江一省就有6人。
至于“民族英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至死不降清，乃是忠于汉民族，未必感恩于朱氏王朝。但用民族感情却解释不了在朝堂上殉职的那些大臣。
今天人们似乎只记得一个抬棺进谏的海瑞，海瑞毕竟进谏之后还是活了下来，有谁记得那些因进谏而被活活打死在朝堂上的人？在那个不曾远去的“火红年代”，如果也有几个这样的人，现代中国人或许不至受那样多苦难！
在明代朝堂上冒死与阉宦一博的忠臣义士的消失，意味着不再有现代人肯舍命报皇恩了。但这并不表示，现代人不会说皇恩。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对皇恩的歌颂超过以往任何时代。
那首曾经响彻云霄的“爹亲娘亲，不如某某亲”的歌，在你心中不会激荡起受恩无穷的幸福感吗？然而，在新时代，“感恩”与“知恩图报”未必是一回事。
所有得到“隆恩眷顾”的人，没有不感恩的；其中却没有一个人，愿意担最小的风险，将文革中的社情民意上达天庭。倒是那几个绝对算不上“圣眷”最深的人，例如宋庆龄、章士钊、张治中，算是做到了知恩图报，以各自的方式犯颜直谏，虽不至于“冒死”，但因此而须承担的风险，他们是不会不知的。
在中国历史上，感恩的极致大概是，被诛臣子临死前的一声“皇恩浩荡”了，他们从幼时起就曾千百遍地背诵圣人训戒：“君要臣死不得不死”，早就知道自己应尽的职分。如此尽忠的臣下是否认为皇恩真正浩荡，就不必深究了。
真的，经“三纲五常”教义训导了几千年的国人，倘若突然面对血淋淋的现实，其真实心态如何，是一个非常微妙的问题，且不说不明底里的局外人无从知晓，就是局中人，恐怕也是不敢正视的。
那个在开封以“刘卫黄”之名蒙难的现代第一重臣，死前总算留下了一句“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更多类似的蒙难者就干脆永远沉默了，想知究竟的人到哪里打听去？
上面这些故事或许太沉闷了，幸而还有另一方面的故事在。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最有福气的皇帝，他埋下至大的祸根，却根本未尝苦果，他就是明朝的万历皇帝。
万历因一己私利与朝臣发生争执，竟然赌气罢工，20余年不上朝，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江山慢慢衰颓朽败。因此在史上流传一句话：明亡于万历！当然，明朝并未亡在万历手里，万历享尽一世荣华，好端端地寿终正寝。人们可能忘了，万历罢朝20年而不天崩地裂，全赖于万历的内阁首辅张居正。
张居正曾经是万历的老师，当万历幼年登基时，张居正实际上是摄政大臣，在十余年中总揽朝政，且倾尽全力整顿朝纲，革新吏治，推行变法，一扫当时已严重危害国家的衰朽之气，挽救明朝于危亡。
正是张居正奠定了这番基础，才使万历无所事事地坐了46年安稳江山。张居正岂不是万历的大恩人？万历早年也未尝不这样看。但不知万历心中记着张居正的哪一过节，竟然在张居正死后尽弃前恩，将张居正毁名夺爵，掘墓鞭尸。这岂不是史上少有的“以怨报德”的案例？
当然，说“万历以怨报德”，是将万历与张居正视为平等的人来说的。如果站在万历皇帝这一角度来看，就不存在以怨报德的问题了：万历对于张居正皇恩浩荡，怎么处置张居正都是他的权利，身为臣子有什么好委屈的？
经历过文革结束之后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对于平反冤假错案，胡耀邦作出了最大的贡献；说他是中国现代史上无与伦比的大善人，也不为过。竭尽全力为右派、黑五类这些草根平反就不说了。更具戏剧性的是，胡耀邦冒着巨大的风险，解放了那些被打入第18层地狱的高层政要，其中就包括彭真、薄一波等人。
让胡耀邦做梦也想不到的是，他正在编织现代史上最震撼人心的“农夫和蛇”的故事。这个故事的最惊心动魄的一幕上演于1986年12月，在由邓小平主导、薄一波主持的党内高层会议上，元老们废黜了胡耀邦——这并不是最惊人的；更出人意外的是，正是彭真、薄一波这些人，对他们曾经的恩人，给予了最大的侮辱，其言词之激烈、污秽，大概会使不知底里的人以为，他们与胡耀邦曾经有深仇大恨！
彭真们可能没有细想，他们以其无以复加的丑陋表演，将自己、自己的主使者、自己所从属的群体永远钉上了历史的耻辱柱。
因为有了这个史上空前的以怨报德的故事，中国历史上的其他类似故事都不值得说了。
国外当然也有以怨报德的故事，但其情况似乎完全不同。
对于举世闻名的丘吉尔，即使是对英国人有积怨的人，大概也不会否认，他是二战中的大英雄。如果没有丘吉尔，虽然也不至于世界就得听命于希特勒，但对二战的进程影响几何，战争是否依然能在1945年结束，恐怕就没有人敢下定论了。
按照我们的逻辑，这样一位大英雄在战后不仅应继续坐江山，而且即便不上班也永远是伟大领袖。我看不出，我们这里有多少人会反对这种逻辑。但我们不知道，至少有半数以上的英国人就反对这种逻辑。倒不是说英国人不认可丘吉尔的功勋，他们只是认为，劳苦功高与是否应当继续执政，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在1945年夏天，英国人恰好认为，以让他们日子过得更好而言，有比丘吉尔更好的人在，那就是当时工党的领袖们。为不损坏丘吉尔的心情，要英国选民放弃自己的选择，是绝不可想象的事情。他们甚至可能想，丘吉尔在战争中劳累至极，况且年事已高，适时隐退、坐享天年，岂不更好？这样，丘吉尔就被选掉了。
他是否因这次挫折而心情大坏，不得而知；至少，他在表面上还是显得若无其事。当丘吉尔得知其败选时，他正在波茨坦的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乘机调侃他，他却付之一笑，声言“我努力打赢战争，就是保卫了人民将我选下来的权利。”
说英国人对丘吉尔“以怨报德”，恐怕只是一种东方观念，英国人未必这样想。
上面所举的事例，涉及许多不同身份的人之间的恩怨纠葛，很难作出某种统一的评判。为了作某种一般的分析，不妨作适当限定，只考虑执政者与其子民之间的恩怨，这无疑是人们最感兴趣的情况。
从逻辑上说，在执政者与人民之间可能出现如下四种情况：执政者对人民感恩；执政者对人民以怨报德；人民对执政者感恩；人民对执政者以怨报德。下面分别考虑。
对人民感恩 如我们曾提及的，人民永远有恩于执政者（参看《谁是衣食父母》一文）。至于执政者是否认可这一点、以及是否对人民感恩，则不可一概而论。
专制的执政者多半不认可人民有恩于他；相反，他会认为自己有恩于人民，而且要求人民对他感恩戴德。当然，他也不至于傻到直接对人民说：对我感恩吧！甚至不忘谦逊地表示：我们的一切都是人民给的。他只是让亲信或手下媒体去说他真正想说的话：爹亲娘亲不如领导亲啊。
那么民选的执政者呢？他也不是圣人，未必心中真诚地认为人民有恩于他；但至少在公开场合，他绝不敢断然否认自己的执政地位来自选民，而且在口头上与行动上都尽力地回报选民。在一个成熟的民主社会中，民选官员对选民的回报，似乎有很大的真诚成分。
对人民以怨报德 首先指出，民选的官员不太可能对其选民以怨报德，否则将会自砸饭碗。我不知道是否有适当的反例；如果出现这种反例，也绝不可能是常态，或者，那种选举政治根本就是劣质的。
至于专制的执政者，则很可能对人民以怨报德。他倒也未必存心要这样做，除非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作恶者。
在今天的世界上，大概没有存心与其人民过不去的统治者。统治者亏待人民，多半是出于玩忽职守、庸碌无能、好大喜功、假公济私等等。但也不能说，专制者就必定亏待人民。在今天这个多种色调的世界上，不乏一些善待人民的专制者，不论他出于什么动机，已故的李光耀大概就算一个。
对执政者感恩 人民会对专制统治者感恩吗？至少在公开的表达上，大多数人会感恩的，无论专制者是否真的有恩于他们，这也是他们维持平安的生存方式，况且多半是专制者所固执地要求的。一种生存方式持续久了，也会生长出真诚的成分，这就可能出自内心地喊出“皇恩浩荡”！
至于民选的执政者，则会面对完全不同的景象。原则上，执政者对选民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在他应尽的职守之内，并非对选民的恩惠。而实际上，现代民主社会已将选民惯得够娇了，他们早已失去了歌功颂德的本能与习惯，要他们说一个好字是很难的。
在局外人看来，奥巴马似乎干得很不错了，但很多时候其支持率都低于半数，这意味着大多数人并不满意，他们岂有“感恩”的想法？不骂他就不错了。在这种氛围下，民选执政者自然具有非常现实的期待，没有哪个家伙会想入非非，梦想自己能如金正恩一样，被人山呼万岁。
对执政者以怨报德 人民会对专制统治者以怨报德吗？那真是出现奇迹了，因为专制者处心积虑的事情，恰恰是要人民相信他是民众救星！
至于民选执政者被选民以怨报德的事情，前面已举过这样的事例了，丘吉尔的遭遇不就是如此！这只是罕见的例外吗？恐怕也未必，不妨说多半是一种常态。
只要想想，西方政要的支持率大都那么低，超过50%就简直是奇迹了，难道这些政要真的都是酒囊饭袋，比周永康还差劲？政要们从政伊始，恐怕就要时刻准备着受点委屈。知道了这一点，我们的头儿就更要坚持“五不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