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年代出现的新词中，如果要找出一个普遍使用且无人挑剔的词来，大概非“共识”一词莫属。但若要实际达成共识，却往往难乎其难。困难多半与共识的程度有关：所要的是高度的共识还是低度的共识？或者说，是要天花板上的共识还是地板上的共识？后者也称为底线共识。在一个共识稀缺的年代，强调底线共识不失为明智之举。
天花板上的共识，即最高限度的共识，用今天或许更流行、实际上有点词不达意的话语，就是最大公约数。在人类生活中，这种共识或许从来未曾有过，根本就不应成为寻求的对象。
至于接近于达到天花板上的共识，则在人类经验中应不乏记录。然而具体说起来，还是会面临很大的复杂性。
首先，共识一词，只有用于某个人类共同体才有意义。此处的人类共同体——或简称为群体——具有最宽泛的意义，包括家庭、村落、团体、民族、地区、国家、联盟等等。
仅当群体成员拥有共同关注事项时，才谈得上共识；而且，共识总是针对某个或某些事项而言的。例如，对于欧盟来说，可以谈及其中各国在贸易问题上的共识、在难民问题上的共识、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共识……；至于“在一切事情上的共识”，这样的说法多半没有意义。
在逻辑上十分显然，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共同关注事项愈多，达成共识就愈困难。因此，追求最大共识的群体，首要的问题就是尽可能限定所涉及的议题。
每年依例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吵吵嚷嚷，场面壮观，为全世界媒体提供了绝佳机会。但那些头头脑脑们关注的问题也实在太多：南苏丹内战、叙利亚难民、乌克兰危机、朝鲜核试验、人权问题、贸易问题、环境问题、气候问题、反恐问题……，不胜枚举。
要就所有提出的议题达成共识，显然机会少之又少。因此，每年的联合国大会很少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实际上只是给热衷于上镜的各国政要提供一个讲台而已。
诸如内贾德、查韦斯、卡扎菲、卡斯特罗等牛人，在联合国大会上口若悬河、泡沫横飞，岂是冲着寻求共识而来？过把瘾而已。
如果只议及一件事，那么仅有两种可能：有共识或者无共识，前者就是最大共识了。如果有10个议题，已就其中8个议题达成共识，而在另两个议题上绝无可能谈拢，那么，就可以说已达到了最大的共识。
类似地，群体成员愈多，对某个问题达成共识就愈困难，而可能形成的最大共识所包含的议题就应愈少。这一层意思，道理极为显然，无需多说。
对人类来说，要命的是，恰恰对那些巨大群体的共识感兴趣，例如全民族的共识、全国的共识、全人类的共识……，这样的共识，你还能说出多少来？真的，我很怀疑存在“全人类的共识”这种东西。
或许，至少“想活着”该是全人类的共识吧？也未必！那些准备自杀的人就不想活着。因此，在绝对的意义上，巨大的群体谈不上任何真正的共识，至多只能说到“群体中绝大多数人的共识”。
例如可以说，绝大多数中国人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在日常语言中，追求百分之百的准确性并无意义，忽略那微不足道的例外是可行的。因此不妨说：承认自己是炎黄子孙，乃是中国人的共识；保护地球是全人类的共识，等等。
作了这一系列说明与限定之后，现在已可谈及某个群体的“天花板上的共识”，这意味着，在特定时间点上，该群体就一组特定议题部分地达成了共识，而在余下议题上达成共识已无可能。须补充说明两点。其一是，共识与所选定的时间点有关，因而一般是随时间变化的；其二是，对于巨大群体而言，共识总是意味着绝大多数成员的共识。
就当代的大多数人类事务而言，底线共识，亦即最低限度的共识，要现实得多，因而更有意义。
在很多方面，底线共识与天花板上的共识恰成对照。
首先，达成底线共识通常比达成天花板上的共识容易得多，不必对所涉议题数量加以严格的限制。无论有多少个议题，两种最简单的可能结局是：对任何议题都无共识；至少有一个议题达成共识。
在前一种情况下，底线共识就不存在了。人们的运气还不至于一坏至此，这种情况不妨不予考虑。在后一种情况下，存在底线共识，它至少包含一个议题上的共识。这种情况应当不致十分稀有；因此，达成底线共识，一般不是特别困难的事情。
其次，与天花板上的共识相反，在逻辑上很显然，共同关注的议题愈多，亦即选项愈多，存在底线共识的可能性就愈大。这一事实，是任何在谈判桌上呆过的人所熟知的。无论你与何人探讨共识，你带去的方案不能太少，也不能没有一点回旋余地。
如果选项很多，那么得到的底线共识的幅度就可能大些，不必仅含区区一个议题而已。
此外，几条附加说明也是必要的。其一是，底线共识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不过，它似乎更有时间上的稳定性。其二是，对于巨大群体而言，决定底线共识时，只须考虑其中绝大多数人的意向。其三是，底线共识与群体的规模有明显的关系：群体愈小，存在底线共识的可能性就愈大，这种共识的幅度通常也愈大。对于巨大的群体——例如民族、国家等等——而言，底线共识即使存在，通常其内涵也是很小的。
我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底线共识的价值何在？这才是本文的中心论题。
一个群体的共识是其合作的基础。因此，所有共识都有其利用价值，这正是人们寻求共识的意义之所在。但在这件事上人们受到明显的限制：寻求、研判与运用共识，都不是很简单的事情。这就促使人们仅仅关注少量的共识，而为此，底线共识是更合适的选择。
与天花板上的共识比较，底线共识有如下好处：
其一，底线共识通常只涉及较少的议题，发现、研判都相对较容易。联合国大会秘书处最大的难题就是，在如何起草决议上大费周章。大会有那样多的议题，在顺利的情况下可能形成不少共识。但如果仅追求底线共识，涉及的议题大可不必过于广泛，关注点就可以大大集中，起草决议或许就不是很困难的事了。
其二，已获取的共识，只有在良好的管理下，才可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管理共识，初听起来，似乎匪夷所思；但其涵义不难界定，且作用颇大。试想，如果世界气象组织通过了某个决议之后，就束之高阁，没有任何专门机构与具体措施去推动、监督它的实行，那么，它不过是一纸空文；而这意味着，体现于决议中的那些国际共识，完全处于有效管理之外。注意到底线共识通常事项较少，其管理较容易是不言而喻的。
中国历史上有订立乡规民约的传统。例如，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推行于关中蓝田乡间的《吕氏乡约》，就是史上最早的成文乡约，近2000字。从其形成过程与内容来看，《吕氏乡约》正是地方乡民所达成的一份底线共识。以“乡约”形式管理的共识，在历史上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上面提到的乡约，只是现代通行的“公约”的原始形式。现代“公约”，小至一村一街的《文明公约》，大至国际公约，例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日内瓦公约》、《巴塞尔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等等，被普遍认为属于人类的主要文明成果。
公约的条款，无非是在一定范围内约束一定行为的规则。要使这些规则得到订约者的自觉遵守，订约者对于所订规则具有共识，无疑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因此不妨说，一份公约就是订约者的某种底线共识。一旦这种共识经过时间的洗炼趋于成熟稳定，它就会具有足够的权威，以致获得某种神圣性，成为人们心中不可侵犯的公理。
具体说到某个底线共识，例如《海洋法公约》，其条文是否都值得被尊为公理，当然大有商讨余地。但将底线共识与公理联系起来的上述思路，却是完全可取的。这也反过来证明了，底线共识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价值。
在人们心目中，公理就如同天理一般的神圣。即使是中学程度的人，都知道在自然科学中公理的份量，公理似乎永远正确，且其正确性无需证明！尽管现代科学已对如此极端的“公理观”提出挑战，但至少在常人心中仍然保持着对公理的充分敬畏。
而这就决定了，倘若将公理一词用于社会生活，那么所认定的公理，一定要有近乎自然科学公理的权威。唯有这样的公理，才有足够力量去唤起人们心中的激情，使虔信公理的人士愿为公理战胜邪恶而赴汤蹈火。
稍知近代史的人，一定至今耳边还回响着“公理战胜”的声音，那是“五四”年代爱国者的口号声；那时，一度从“巴黎和会”传来消息：被德国侵占的青岛将回归中国，激动的国人自然欢呼这是公理的胜利！那时的人初脱蒙昧，但也不必去翻书查找何谓公理；每人凭直觉就知道，公理乃天理一般的东西，天道往还，乾坤朗朗，那是无人可抗拒的。
“五四人”所据的公理，就是“国家主权不容侵犯”！它是否涵盖于某个底线共识，你略加打量一下就清楚了。
这里并不需要什么哲人的智慧，仅仅用一点点悟性，就足以体认现代人耳熟能详的那些公理。这里无意去开出一个清单，作为例证，不妨提一下近代以来最风行天下的自由、平等、民主等等，你不认为它们是公理吗？
已有人在窃窃发笑了：这些老古董还能算公理？早被聪明人丢进垃圾堆了。但这正是我们的悲哀！你就不能在夜深人静之际，屏去庸人的喧嚣，反躬自问一下，你能拒绝自由吗？你能拒绝平等吗？你能拒绝民主吗？如果你终究想象不出自己能拒绝这些，那么由此推己及人，一个正常思维的人能拒绝吗？
在这番拷问之后，应当能够断定，在任何理性的群体中，自由、平等、民主都会进入共识。而这就意味着，它们该进入某个底线共识了。既然如此，我们能不承认它们是众所公认的公理吗？
依然回到我们由之出发的共识二字。它似乎意味着和谐、合作、互利等等，真是妙不可言！现实却远没有这样美妙。真实的经验常常是：达成共识的艰难，寻求共识的渺茫，已有共识的无序。这些都提示人们，共识固然是好东西，但你常常驾驭不了它，因而难以为用。当下最需要、而又最被忽视的，还是底线共识；它的优势已于前述，不必重复。
底线共识的最大好处，或许是它的简单、清晰与平凡，因而更容易被认可、熟识与坚守。如果在一个游园门口你同时面对两组“游客须知”，其一简短、清晰、易行，其二详尽、琐碎、难行，自然不消说，你更乐于认可并守住前者。底线共识就如同前者。
在更流行的话语下，守住底线共识就是守住底线。
守住底线既不是英勇壮举，也不是高尚德行，仅仅是遵守某个简单的“公约”而已，它平凡之至，卑下之至，常常让人不屑一顾。然而，正是它应当成为人们行为的第一准则，成为当代社会的道德基石。
我们的社会最大的问题，不是人们看不懂村规民约，而是人们太多地被要求去当圣徒。每个人自孩提时代起，就被千百遍地教导去学习古今圣人，学这英雄那英雄，去做“共产主义接班人”，唯独不要求遵守最简单的行为规范。
这种好高骛远、避实就虚的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夸夸其谈的假君子，他们唯一的缺陷就是，不知道如何守住底线。
如果你不懂得自由的价值，无端限制他人的合法行动；不尊重他人的平等人格，不屑于与卑微的下等人平起平坐；不习惯他人行使民主权利，喜欢独断独行的家长作风，那么，你就自外于底线，你那些“一切为了人民”的高谈阔论就一钱不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