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派的故事

从西方输入的词汇中，如果有一个最词不达意、最不合常理，那就非“左派”一词莫属。左右乃人体视向的方位之分，绝对无关乎政治观念的分野。然而，几十年来中国人已如此频繁、熟练地使用“左派”、“右派”一类词汇，就好像它们就出自固有的华夏文化。正因为如此，对这类词汇的误解、误用、被误导之深，才让有识之士既感诧异而又不无忧虑。

最早的故事

在1950年代的中国，要知道什么是左派、右派，根本无需请教理论家，就是小孩也知道：凡八面威风、神气活现、有资格登上讲台批斗坏人的，就是左派；被戴上“帽子”、形象狼狈、千夫所指、随时接受批斗的，就是右派。右派被认定为坏人，几乎被驱逐出人类之外；连小孩都会唱一首歌：“右派右派，像个妖怪……。”

在那时的中国，左右之分就是好人与坏人之分；至于为什么要分别以左、右称之，几乎无人知晓、无人关心、无人深究；已深陷恐惧的人们，哪里还有追溯抽象问题的兴致！

好好的统一人群，突然间被权力强行划分成了左右两派，黑白分明、好坏两立，在中国是亘古未有的大变局，让许多人措手不及，根本来不及思考是怎么回事。这个给千百万人带来灭顶之灾、又让千百万人背负良心债的左右之分，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左右派之说，完全不属于我们的固有文化，是地地道道的“西方那一套”。关于它的故事，说起来话长，而且错综复杂，远非1957年“左右标签”的制造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

说来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左右派之最初划分，纯粹出自一种偶然。

1789年，导致法国大革命的“三等级会议”在巴黎召开。其中第一与第二等级是教士与贵族，是当时的上等阶级；第三等级是平民，包括新兴的资产者，他们代表社会的大多数，当时处于在野地位，在会议中与第一、二等级成对立之势。

在会议上，这互相对立的两派大体上分坐会堂的左右两边，第三等级坐在左边，这就出现了左右派的最早划分。

法国革命中派别林立，争斗惨酷；上台的一派垄断权力，而下台的一派则人头滚滚，为后来世界各国的内斗——尤其是左右两派的斗争——开了最恶劣的先例。

以议会为战场的这种血腥内斗由来有自，可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古罗马的“元老院”，看似皆为德高望重之辈，实则刀光剑影不断。正是法国人的主要祖先高卢人，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在意大利境外，高卢是古罗马帝国最重要的行省。

在法国革命期间，虽有左右两派角斗于一时，但左右派的名称并未通行，出现得更多的是山岳派、雅各宾派、吉伦特派这类名称。

左右派名称的通用，出现在1848年欧洲革命期间，特别与1848年法国革命中的派别斗争有关。

在许多方面，1848年法国革命都是法国大革命的继续；革命派也自称是法国大革命中左派的继承者。但左右两派的阵容已有很大变化。此时，贵族阶级已经式微，资产阶级则已上升为支配力量，无产阶级也不再默默无闻。

马克思主义及其所主导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左右派概念广泛流行，成为通行于世界的政治术语；而且，以阶级划分作为左右划分的主要依据，也成为流行的观点。

这意味着，左右两派，分别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作为其基本队伍。人们的政治观点、政治倾向错综复杂、变动不居；而阶级属性则相对稳定，较易辨识。以阶级划分为依据，大大方便了贴左右标签的人。但人们却没有预料到，这种教条后来在东方阵营中带来极为可悲的后果。

随着苏联阵营的崛起，以及随之而来的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对立，在东西方演绎着很不同的左右派的故事，而且差异愈来愈大，后来几乎成了恰恰相反的东西。这样一来，就不再可能讲述一个统一的左派故事，而只能分东西方分别叙述了。

东方的左派

此处所说的东方，指原苏联阵营所属各国。在苏联解体之后，东方就主要指中国了。东方是一元化社会，无论从阵容与内涵来看，东方的左右派都远比西方简单，首先讲述东方左派的故事，就顺理成章了。

在19世纪，西方左派未必受到普遍欢迎。但即使是右派，大概也会承认，左派是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街垒上、在流放地、在监狱中慢慢打发着苦难的人生，将对未来的憧憬与美好构想传给后代；他们的故事悲壮、靓丽而激动人心。

这样的左派形象，大体上也适用于东方阵营掌权之前的革命者，这些人或多或少是俄罗斯12月党人的继承者。没有人否认，12月党人属于俄罗斯人中的最优秀部分。

但在革命胜利之后，上述意义上的左派就不复存在，因为这类左派存在的土壤与需求都没有了。原来的左派要么已经献身于理想，要么成了新社会的官僚。

尽管如此，东方仍然沿用左右派的名称，只是其构成与内涵都完全不同了。

首先，东方的左右派的身份标志变得完全清晰了，根本不存在辨认的困难。左派就是权力中枢及其追随者，愈亲近的追随者就是愈坚定的左派。

在苏联，左派就是斯大林及其或大或小的追随者，尤其包括加里宁、马林科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

在中国，左派就是“听毛主席的话”的人；究竟谁算得上“听毛主席的话”，只能由毛本人或他能信任的人来裁定，至少包括康生、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也曾包括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后来失宠的人物。

至于右派，则是由于各种原因，被领袖或者握有权力的左派裁定为不堪信任的人；权力者恶感愈深的人，就是愈坏的右派。

在苏联，最大的右派包括斯大林的所有对手：托洛茨基、加米涅夫、季托维也夫、布哈林等等。

在中国，右派首先是那些让毛反感极深的人，例如章伯钧、罗隆基、张乃器、储安平等等，这些人被正式贴上了右派标签——一项别出心裁的中国发明；后来又包括那些毛认为构成威胁的人，例如刘少奇、邓小平、林彪等等。

那么左右派的内涵呢？东方的理论家们都字斟句酌地给出了标准的官方界定，中苏两国虽有细节上的差别，但主要点上是一致的：左派是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守者，右派则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的代表。这些东西，当然只是用来糊弄老百姓与敷衍外人；实际情况是怎么回事，领袖们当然心知肚明。

概而言之，东方的左右之分，不是任何意义上的阶级分野，也不是什么政治倾向上的实质区分，仅仅是对于掌权者的亲疏远近的划分而已。社会学上的那种左右之分，或者西方所理解的那种左右区别，在东方根本不存在。天真的西方人，到东方政治中去寻找左派或右派，简直是枉费心机。刘少奇曾経是“毛泽东思想”的首倡者，那时自然是响当当的左派，谁敢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但后来似乎不那么“亲毛”，就说他“走资本主义道路”，最后被裁定为“叛徒、内奸、工贼”，就连当右派都不够格了。这种逻辑，谁敢不信？

进入邓小平时代、尤其是网络时代之后，左右派有了新的、不再由官方界定的含义，且意义繁杂、变化不定，非此处所能详述。

西方的左派

如果将西方左派界定为“苏联阵营在西方的支持者”，那么至少包含两方面的误判：支持苏联阵营者未必都是左派；一些根本算不上左派的人——例如凯恩斯——就曾强烈地支持苏联。另一方面，西方左派未必都支持苏联阵营；例如，西方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对中苏两国都持强烈的批评态度。

不同于东方，西方社会存在着形形色色的政治派别，彼此竞争激烈，其中就包括左派与右派。不同倾向、主张的各派，其观点就写在各自的旗帜上，没有人需要刻意隐瞒或者矫饰自己的观点。这对于准确地认识西方左派，当然是一个有利条件。

然而有趣的是，恰恰因为西方社会太自由了，对于其中左派的原有想象，竟然远离了今天的现实。今天的西方社会是如此光怪陆离，各种政治派别的光谱如此多样化，不同派别的主张如此彼此交错，派别的分化组合如此频繁……，那个想象中的阵线分明的左右对垒何在呢？想象中的严格意义上的左右派还存在吗？

这样一来，对于西方左派的界定，岂不更加困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前面要强调，対东方左右派的描述简单得多。

看来，就别指望一个完全、准确、众所公认的左派定义了，不如接受一个有点含糊的、一般化的定义：

左派就是更欢迎新起的社会因素、更呼应社会大众的要求、更不排斥政策调整的派别；而右派则往往与此相反。

注意，这个定义几乎回避了任何具体的政策主张。下面就要来说明，何以如此。简单说来就是：一涉及具体议题，就会出现很复杂的情况，没有人们通常所想象的那些固定模式。

左派是处于社会底层、可怜巴巴的被压制者吗？那就要告诉你：西方左派掌权的机会未必少于右派，社会党或工党——其渊源都可追溯到恩格斯创立的第二国际——都曾长期执政。

左派必定信奉某种革命的意识形态吗？这在19世纪或至迟二战以前或许没错，但今天已是旧时代的故事了。今天西方的主流是“去意识形态化”，左右派都小心与意识形态切割。这种做法竟至如此彻底，致使任何固守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都不可能取得大众信任，因而不可能有政治前途，除非情愿做一个边缘化的小团体，更别想上台执政了。德国的主要执政党之一的社会民主党，是公认的老资格左派，早在1960年代就正式从党纲中删去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之类的话。你也不要想象：它岂不反马克思主义了？非也；如果它宣称这样，岂不又成了一个意识形态政党？

左派必定反对资本主义吗？仅仅“去意识形态化”这一要求，一个左派政党就不太可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反资本主义”。而那些执政的左派政党，例如刚刚下台的奥朗德的法国社会党、布莱尔的英国工党，在台上时维护其现存经济制度的力度并不低于任何公认的右派。实际上，从任何政界人物——无论左右派——口中都很难听到资本主义之类的词儿。

左派必定支持民众的任何福利要求吗？投票给左派政党的民众确实怀有这种希望，左派们也惯于慷慨承诺。但没有哪个在台上的政党能做到这一点，当然左派也不例外。

左派肯定支持社会主义国家、支持各国的革命运动吗？东方人士很可能有这种想象；西方左派也确实有过这方面的记录。但一个以执政为目标的左派政党，第一选择就是以国家利益为标的；在这个前提下，它并没有太大的选择余地。1968年的苏联与1989年的中国，都曾备受西方批评，最强烈的批评声音恰恰来自西方的左派。

对于这类无端想象的澄清，还可以写出很多，就不必尽述了。

不过应注意，除了左派政党、左派团体之外，西方也有各式各样的独立的左派人士，他们有更自由、更多样化的选择，就不宜套用上述结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