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者当然不是超人，而且多半不是明智的统治者。但如果他主动终结了独裁呢？那就必是人间的珍稀动物了。问题是世上真有这样的人吗？不妨看看下面几个故事。
已经逝去整整40年的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1892—1975），是以顽固法西斯分子的形象，存留于相当一部分人心中的。
至于今天的西班牙人，对佛朗哥的印象却远没有这么负面。
西班牙人十分清楚，他们能在20世纪最后25年，跟上欧洲的文明潮流，汇入自由民主的轨道，摆脱欧洲病夫的可悲形象，享受到大致接近于工业化世界的富裕生活，卡洛斯国王（1975年登基，2014年让位于其子）起了极大的作用；
而悉心培养卡洛斯、并将其全力扶上王位的，正是佛朗哥！仅仅凭这一点，你还能说，佛朗哥是西班牙历史上的绝对罪人吗？
佛朗哥无疑是一个独裁者。
1931年，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国王的祖父）迫于形势宣布退位。其后几年国内纷争不断，共和政府几经更迭。
1936年，左派联合的人民阵线胜选上台，当时为将军的佛朗哥立即起兵反抗，内战爆发。佛朗哥得到德意法西斯政府的支持，而共和政府则得到苏联（及稍隐蔽的英法等国）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左派志愿者的支持。
经过3年的血腥内战，佛朗哥推翻了左派政府，西班牙成为“空位”的王国，佛朗哥自任摄政王，他在这把交椅上一直坐到1975年。这个恋权至死的无冕之王，如果还不算独裁者，那么这个世界上就不再有独裁者了。
佛朗哥也绝不是仁慈的独裁者。还在佛朗哥起兵之前，后来成为佛朗哥的权力基础的长枪党，就以其累累暴行震惊欧洲了。
内战期间，佛朗哥至少默认了长枪党对对手的大规模处决。在佛朗哥统治的40年间，关押政治犯的牢房就一直没空过。在二战之后一派和平民主气氛的西欧，这种景象是绝无仅有的。
但是，并非如广泛认为的，佛朗哥是什么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是现代所独有的一种专制主义，它在传统专制主义的那些一般特征之外，还有两个标志性的特征：
极权主义，即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全面的、非程序性的统治；
暴民政治，即广泛动员盲从的下层民众，无限制地使用暴力对付异己者。
总的来说，佛朗哥的统治还比较粗疏，没有达到极权主义的程度；佛朗哥一生都厌恶暴民，对暴民政治并不感兴趣。
让佛朗哥显得法西斯色彩浓厚的，主要是内战期间与德意两国的亲密关系，但那不过是借力而已。二战期间，佛朗哥始终顶住希特勒的压力，坚守中立，这并不容易，其表现至少在法国元帅贝当之上。
佛朗哥无疑是顽固的保守分子。
自哥伦布时代以来，西班牙就从来不缺保守分子。保守分子狂热地维护天主教传统，维护偏执的民族主义，维护古老的君主制，维护不开化的乡村生活传统，维护堂吉诃德所珍视的一切美妙的老古董。
西班牙内战，无非就是保守分子与共和派的决战。
佛朗哥正是保守分子中的顽固派与领头者。
共和派中无法无天的极端分子也实在太多，这倒使得佛朗哥的保守主义显得不那么荒谬。佛朗哥高度厌弃种种时髦花哨，既包括布尔什维主义，也包括无政府主义；本能地排斥现代政党政治与工会活动，唯一迷恋军事强人掌控之下的秩序。
这一切都是他那个时代独裁者最重要的特质。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样一个毫无现代精神的保守分子，怎么会心甘情愿地悉心培养出一个开明的国王，让他完成民主转型呢？
是佛朗哥晚年终于意识到，成就西班牙的民主未来是他应尽的责任吗？从现有资料看不出他有这种觉悟的任何迹象；
是佛朗哥眼看保守主义大势已去，不再有抗拒民主潮流的信心吗？但这不太像他这条强硬汉子的性格；
是佛朗哥寄希望于卡洛斯国王继承他的专制传统吗？但如果是这样，他就应当让卡洛斯接受完全不同的教育；而且他已对卡洛斯明言：你将来不必做我今天不得不做的那些事情。
佛朗哥的内心，究竟如何设想西班牙的未来，或许将永远是一个谜，他在1975年已将这个秘密永远带走了。人们能够肯定的只是，佛朗哥是西班牙现代史上最后一个独裁者；他的继承人卡洛斯不仅不独裁，而且是立宪制度下君主的典范。卡洛斯将要做的一切，似乎全在佛朗哥的预料与筹划之中；你能说，不正是佛朗哥亲手终结了西班牙的独裁制度吗？
蒋经国（1910—1988）可以说是邓小平的同代人，他至今在台湾享有最受尊敬的已故领导人的声誉；即使在大陆，也是很少以负面形象出现于媒体的历史人物。
作为一个政界人物来说，所能指望的公众形象就莫过于此了。
大陆官方欣赏蒋经国坚持统一愿景的民族主义情怀；台湾草根民众则怀念蒋经国倾注毕生心血于民生的改善；历史学家所看重的，恐怕就不是这些东西了，让蒋经国彪炳史册的，更可能是他为实现台湾民主化所作的不可替代的贡献。
如同佛朗哥一样，蒋经国也是一个独裁者，他是统治中国以及台湾数十年的蒋家王朝的最后一人。
从1949年开始，蒋经国就踏上了从其父手中一步步接管权力的漫漫长途。他从“总政战部主任”干起，很快掌控台湾情治系统；1957年任国民党中常委；1965年任“国防部长”；1972年任行政院长，实际接掌蒋介石的全部权力；1975年接替蒋介石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任“总统”，1984年继任直至去世。
较之于乃父的严厉形象，蒋经国无疑温和得多；但对于权力的铁腕控制，也不稍输颜色；况且，要传承乃父的衣钵，他也不可能有另外的选择。蒋经国之为独裁者，在逻辑上与事实上都是无可置疑的。
蒋经国的种种亲民行为，在台湾留下了无数温馨故事，这多少掩盖了他不那么温和的施政记录。
1950年代，他掌控的情治系统直接实施了“白色恐怖”时期的大规模整肃；蒋经国主导了对雷震案（1960）、彭明敏案（1964）、陈鼓应案（1973）、中坜事件（1977）、美丽岛事件（1979）、江南事件（1984）的处理，其铁腕整治的后果一直延续到今天。
就是这样一个独裁者，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年做了几件举世震惊的事情。
1985年，蒋经国在行宪纪念大会上突然离稿宣布：蒋家人将不参选下届总统；执政党绝不违背宪政承诺。这一表示震动了台湾政界。
1986年3月，蒋经国正式提出他的政治革新主张，着手部署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同年9月，民进党成立，蒋经国采取了静观、默认的对策。10月，国民党中常会正式通过取消戒严与党禁的议案。
1988年1月，就在蒋经国去世前两周，正式在法律上解除党禁与报禁。蒋经国固然已来不及在其生前建成台湾的民主大厦，但他已为此奠定了关键性的基础。由此岂不能说，正是蒋经国亲手终结了台湾的独裁政治吗？
如同佛朗哥一样，蒋经国的非常之举，在世界历史上绝对是凤毛麟角。
这就使人疑惑：蒋经国何出此策呢？这符合蒋经国的性格、理念、经历的逻辑吗？
在现代中国政界人物中，蒋经国绝对是一个异类。他在苏联接受了精神上与组织上的严格的红色训练，却继承了反共父亲的事业与权力。
当斯大林的追随者大多抛弃共产主义的原始教义、心安理得地享受起特权生活时，在流放乌拉尔期间历尽艰辛的蒋经国，却成了真诚的社会主义者，他认同的社会主义，就是坚信民众有享受幸福生活的平等权利。
他在台湾的数十年施政践行了这一理念。他在主导建设均富的台湾社会时所表现的极度亲民，岂止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历史上，也是罕见的。
但是，蒋经国的亲民理念，并不必然导向民主转型；无论在苏联还是中国的经历，都没有为他提供任何机会，接受通向自由民主的精神训练与制度训练。
那么，生命的最后几年身陷病榻的蒋经国，仅仅是面对汹涌而至的民主潮流，被动地接受不得不转轨的现实吗？
如果是这样，蒋经国晚年超常之举的精神价值就要大打折扣。
但蒋经国自己的言论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他晚年所为完全出于对民主潮流的清醒认识。
为了说服党内同僚接受其改革主张，他告诫他们：“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知道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这种认知，不是每个独裁者都能达到的。而且，蒋经国启动改革的时候，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远未陷入山穷水尽的地步；蒋经国身后，国民党仍在台湾执政12年就是明证。
实际上，“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世道迟早要变”的认识，在蒋经国的头脑中很早就出现了。他在1978年就任“总统”时就明确表示：再也不要提什么“蒋经国时代”、“领袖”、“万岁”之类的东西了。那时候，蒋经国在台湾的威望还是如日中天呢。
可见，独裁者蒋经国终结台湾的独裁，怎么说都是一种奇迹。
主动放弃权力难，在权力尚且稳固的时候放弃权力就更难！
1987年，蒋经国远未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局，他面前的选择余地还十分广阔。他至少可以继续拼经济，让金元之福冲抑对自由民主的向往；他也不妨继续维持高压政治的现状，或许很多年内反对派都奈何不得。
但蒋经国独独作了最具风险的选择，其动机何在呢？溘然离世的蒋经国或许永远带走了这个费猜的秘密。
戈尔巴乔夫（生于1931年）这个“最成功的失败者”，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当然要远远胜过佛朗哥与蒋经国。
同样作为“终结独裁的独裁者”，较之于佛朗哥与蒋经国，戈尔巴乔夫可能没有那么典型，但或许更耐人寻味。
不过，戈尔巴乔夫是独裁者吗？
除了上升得更快之外，在苏共官僚中，戈尔巴乔夫并没有什么很特别之处。
戈尔巴乔夫出身低微，1955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法律系，早年在其家乡担任地方官员，1970年升任农业部长，1980年进入苏共政治局，1984年成为党内第二号人物，1985年接任苏共总书记。
当时仅54岁的戈尔巴乔夫，远未积累足够的资望，因而并不具有佛朗哥、蒋经国在各自的政府内那种一言九鼎的权威。
戈尔巴乔夫短短的7年统治，充满了震惊世界的政治动荡，也不可能构筑自己的绝对权威。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毕竟是能力超群的强势领导人；而且，总书记这一角色就具有制度赋予的巨大权力。因此，并不能否认，戈尔巴乔夫依然是一个独裁者，他在一系列重大决策上都有不容挑战的权力。当然，就个性而言，在独裁者之中，戈尔巴乔夫还算不上特别凶悍的角色。
其次，戈尔巴乔夫真的终结了俄罗斯的独裁吗？
先看看他在其统治的7年内干了些什么。
1986年，戈尔巴乔夫推出《改革与新思维》一书，全面阐述了他的改革纲领；接着，他以“公开性”为主题揭开了改革的序幕，在苏联社会刮起的狂风，吹散了长期笼罩着官方历史的烟幕，公众被揭露的历史真相震惊得目瞪口呆，许多人开始从精心编造的神话中醒悟过来。
随之而来的是政治开放：1988年，戈尔巴乔夫提议党应接受宪法的约束，确立法律的至高无上的地位；1989年部分实行人民代表直选，由人代会选出的最高苏维埃已初步具有议会职能；1990年，戈尔巴乔夫主持修订了宪法，正式结束苏共的政治垄断，确立多党民主制；1991年，随着叶利钦在粉碎819政变过程中的崛起，及随后的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的政治生涯进入尾声。叶利钦接管了权力，但那已不再是总书记的权力。
就性格与气质而言，叶利钦比戈尔巴乔夫更强势，但他却不是独裁者，他那些显得既专横又粗暴的行为，最终还是在宪法的约束之下。
继叶利钦之后的普京，甚至比叶利钦更强势，更自行其是，但他也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独裁者，至少在原则上，他不可能公然违背宪法与议会的约束。可见，俄罗斯的独裁体制，确实已被戈尔巴乔夫终结了。
更微妙的问题是，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终结独裁呢？
他在总书记任上过得有滋有味，竭力维持那至高无上的权力，岂不是更好的选择吗？
对此可以有很多解释。
苏共保守派及其同道的那些责难，诸如“背叛”、“出卖”、“内奸”等等，都不值得一提。戈尔巴乔夫从自己的经历中，或许能体会到苏维埃制度的经济效率低下；但对于独裁体制的非人道方面，却未必有切肤之痛。他的官场经历顺风顺水，几乎在每个节骨眼上，都恰好有贵人扶助。在《改革与新思维》中固然充满了对旧体制的高调批判，但毕竟纸上论理的成分多，饱经沧桑的实际感受少。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目标，直接以自由、民主、法治、人道等人类普世价值为依归。
这些价值既有悖于苏共的意识形态，也不属于俄罗斯的历史传统，戈尔巴乔夫所受的教育及其官场环境，都不太可能提供什么渠道，使他有可能接触并获得这些价值。
在公开性运动中大量禁书露面之后，戈尔巴乔夫竟然也如草民一样深感震惊，大呼当年要是早看到这些东西就好了！可见，他原来尽管身居高位，所能接触到的信息，也未必比一介草民多多少。
此外，戈尔巴乔夫也没有什么西方生活的经历。
这一切，都使得他身上的异端思想，似乎成了无源之水。
局外人十分清楚，正是独裁的勃列日涅夫将他提拔到中央；独裁的安德罗波夫将他提携到靠近最高权力；开始民主化的俄罗斯则让他几乎失去了一切——这就排除了他选择民主的纯粹个人利益动机。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他百折不饶地终结独裁呢？
必定有许多人在寻找这一问题的答案。
这也许将成为一个历史之谜，但这并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苏式独裁制度的捍卫者们如果意识到，一个似乎最不可能背叛的红色接班人，居然义无反顾地以终结独裁为己任，那么如何去构筑那道百无一漏的防线呢？有什么办法能够保证，不会出现另一个终结独裁的独裁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