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大跃进与文革的硝烟早已散尽；尽管已经三令五申禁谈那个极左年代，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整整几代人，都不得不长时间生活在极左年代的阴影之下。这就不能不关注：极左年代有哪些遗产？不难开出一个很长的清单，但下述的五项遗产或许是最主要的。
人们记忆中的极左年代，首先与国家权力伸向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联系在一起。
这一事实与中国历史传统差别之大，形容为“天隔地远”绝不为过。
历代王朝虽有专制之名，实际上对于社会的控制是非常粗放的。人们习惯上以“天高皇帝远”来说明，朝廷几乎听任边远地区自生自灭。
其实，即使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之内，官方管理的事项也十分有限。民间社会的生老病死、丧葬婚嫁、宗教习俗、节庆娱乐等等，官方几乎不与闻问，除非民间出现某些有损王权安全的异常事态。
此外，王朝的统治并不及于县以下的乡村地区，那是宗族乡绅的势力范围。
与此相反，极左年代的社会治理，则遍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宗教、艺术乃至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自治”这个词，无论在原则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没有一星半点可用之地。
这就是极左年代的第一项遗产：国家垄断。
人们早已接受、习惯且深深地依赖着国家的全面管治。
国家垄断的直接后果是：人们从此认定国家是万能的家长，对个人的一切负有理所当然的责任。国家对于个人的安全、就业、居住、医疗、基本福利负有责任，就不必说了。
人们对于国家的期待，甚至远远伸展到非常私人化的生活领域，某些极端的例子最能说明问题。安葬死者有困难，找政府去！邻里吵架，找政府去！家中水管漏水，找政府去！下雪天路滑难行，找政府去！天旱菜贵，找政府去……。
没有人觉得，要求政府解决所有这些事，有什么不妥。
民众就是要求一个全能政府！这也太过分了点吧？难道就不能自己担点担子，非得如此事事依赖政府——政府能这样责怪老百姓吗？
如果不是国家垄断了几乎所有的资源，致使民间少有自助的余地；如果不是国家掌控了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致使老百姓全面依赖国家已成为习惯；如果不是几十年的反复宣传，让所有人都对国家恩赐一切深信不疑，政府的保姆般的形象何至如此根深蒂固呢？
确实，国家责任之重，有点超乎常情，早已不堪重负。
但难道这不正是国家对社会的过度控制的报应吗？权力与责任，归根结底是要统一的；如果不能自觉、顺势、舒心地做到这一点，就必定被动、扭曲、痛苦地做到这一点。
国家垄断对于今天的改革进程具有灾难性的影响。
改革所要实现的转型，无非就是要将国家的大部分责任，转变为社会与个人的责任：个人自己去找工作、购房、买保险、打官司、寻乐子，社会提供各种服务，国家则仅提供安全、制度与法律保障。然而，这种新格局变化太大了，无论它已显示的或许诺的优越性有多大，湾子如此之大，老百姓岂能一下子转得过来？要老百姓对改革唱赞歌不容易啊，这不仅仅是人们碗中鱼肉多少的问题。
在许多人看来，极左年代的主要优势，是它实现了不容置疑的公平。
那时没有压迫与剥削，消灭了贫富不均，废除了种种特权，实现了普遍的平等——这些优越性，无论朝野都一直挂在嘴边，即使今天也很少人提出异议，而且被当作今天种种弊端的正面参照。
对于极左年代的评价，最大的误区莫过于此了。
首先，怀旧者眼中“辉煌岁月”的公平景象，真实的成分很少。
那时，即使不考虑“特供”的种种好处，最高工资与最低工资的差距也在15—20倍以上。那时，许多人的工资不过20—30元，而行政1级工资则达400—600元。
至于城乡之间的巨大差别就更不必说了。那时，一个数口之家住一间房子是很平常的事；但恐怕没几个人知道，姚文元住17间房子，康生住39间房子！四川书记李井泉有爱吃某种鱼的雅好，每天有专车从几百公里外运来；今天的省委书记也未必有这种福气。
今天，一些不明事理的知识分子，津津乐道昔日官员的清廉。那时当然不乏坚守理想主义的清廉官员，彭德怀、胡耀邦就是例子。
但那时的经济环境与今天截然不同：一方面尚未完全脱离供给制时代，官员们有种种机会无偿获得生活资料；另一方面，社会高度匮乏，即使有钱也难从市场买到什么东西。
那时的官员自然不可能有如今天这样的捞钱意愿。但最主要的是，那时的权势者既然可以堂而皇之地占用国家资源，又何必愚蠢地去伸手盗窃呢？康生就敢于将价值连城的文物搬回家去，丝毫也不妨碍他继续当“无产阶级革命家”，他还犯得着去贪污盗窃吗？
说曾经有过一个伊甸园般的公平时代，如果不是有意诓骗的谎言，那也是无知幻想的神话。
其次，极左年代所标榜的公平，在最好的意义上也未必是好事。
不错，过大的贫富不均，确实不是一个理想社会的应有之景。但公平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除了极少数特权者之外，那时确实接近于实现了平均主义。
但正是这种平均主义，销蚀了所有人的进取心，毁掉了社会的生命力。如果将这说成是公平，只能说宁可不要这种公平！
这就是极左年代的第二项遗产：虚幻的公平。
尽管对虚幻的公平至今争论不绝，但它对于今天改革的危害却是实实在在的。
无论明说与否，改革进程都不免要经历一个与“工业化早期”相当的痛苦阶段，其间人们需要承受的痛苦固然应尽力减轻，却未必能完全免除。如果有人坚持要以公平的名义中断改革进程，回归普遍的贫穷，那么人们除了去北朝鲜之外，就没什么希望了。
甩手掌柜想必是人们羡慕的角色：悠闲自在、了无责任而又养尊处优。至于甩手伙计，虽未必养尊处优但同样悠闲，或许更加自在。极左年代所培育的，就是甩手伙计一类的角色。
今日上了年纪的一代人，对于那个年代每个月发1斤肉票、半斤油票的光景，已经印象模糊，但一说到那时优哉游哉地做快活神仙，那个劲头就来了。
极左年代在这一点上确实具有无比优越性。
人们无忧：不担心失业、被竞争对手排挤、因责任事故被辞退、在富人面前丢失面子、通不过业务考试而倍感压力等等；也无虑：不担心单位无活可干、产品滞销、公司破产……。
这种种好处，在当年看来可能不以为意，但今天回味起来，也许胜似后来多那么一点余钱剩米的日子。这就毫不足怪，极左年代成了被自作多情的知识界讴歌得最多的年代。
这一事实真正影响深远的后果，倒不在于人们怀旧时的那种不胜唏嘘，而在于整整一代人责任意识的丧失！这是以往任何时代都没有出现过的败象。
即使是最受谴责的王朝黑暗年代，大多数人都不能不厮守着自己的位子，不轻易卸却身上那份注定的责任：农夫得守着他那块土地；匠人得守住他那份活计；贩夫得守住他那个货摊；杂役也要保住他那份差事……。旧时代并不美妙，但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的那种执着与担当，进而升华出的那份忠贞与竭诚，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失去的？
在某些怀旧者眼中，极左年代似乎真是“六亿神州尽舜尧”；似乎那时的人都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带照相机做好事、不忘将美好事迹频频写进日记……，只是有一个小缺点：个人对于他所照管的那个工位全不在意，对于他轮值的那个窗口心不在焉，对于他分管的那份公务满不在乎——恰好这个缺点是最致命的。
个人责任感无疑是现代社会的基石，而这种责任感只能由责任岗位培育出来，而后者恰恰是那个时代所缺乏的。
这就是极左年代的第三项遗产：个人丧失责任感。
能谴责个人缺失责任感吗？
在他们成长的年代，他们可曾有过什么明确地属于自己的东西？可曾有人明确地强调过他们的责任之所在？一个本来就很少有机会承担责任的人，你叫他如何去形成最起码的责任感？责任感的普遍丧失，正是国家垄断一切、让所有的人变成恩赐对象的报应！
国家在管理社会时越位到什么程度，只要提到以下事实就够了：国家不仅代替你管理个人事务，而且还代替你思考！偌大一个国家，真正能够完全独立思考、真正有资格充当导师的只有一个人。
在那个年代，“人民”被提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享受着没完没了的顶礼膜拜：人民是新社会的主人，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人民是真正的英雄……。
但没有人知道，人民是谁，人民仅仅存在于标语口号中。
在红尘滚滚的现实中如蝼蚁般无声无息地忙碌着的，不过是懵懵懂懂的芸芸众生，连想都不敢想要做社会的主人，何谈创造历史？
在我们的时代，大多数人完全被动地卷入社会洪流，从不思考宏大的社会议题，本来并不是一件很坏的事。人类尚未走出精英主导的时代，根本用不着所有的人都去做真正的主人翁。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应将一切推向极端：让所有的人放弃思考的权利，即使社会精英也不例外。
即使我明明知道自己的声音不可能有任何反响，也不可能有人倾听，但我仍然不想放弃思考，更不希望因思考而获罪——而这恰恰是办不到的！
这样一来，除了极少数不识时务者之外，大多数人就知趣地关闭了自己的大脑，一个反智的时代就此来临。
于是，极左年代就有了第四项遗产：不思考的习惯。
这不好吗？大家都不思考，只要全智全能的导师在，社会照常运转，似乎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与吵吵嚷嚷、兴风作浪、四分五裂这样一些社会祸害比较，普遍的懒于思考似乎并无明显的破坏性。正因为如此，至今都很少有人意识到，抑制思考是多大的祸害。况且，大多数人并非生来就勤于思考。
实际上，独立思考的丧失，恰恰是那个时代危害最深远的一项遗产。
试想想，如果所有的人都只接受现成的思想，我们将依靠谁去应对21世纪愈来愈复杂的世界？
一个普遍丧失独立思考习惯的民族，往好里说，它将维持某种平庸的局面，将所有自主创新、引领潮流的机会让给别人，在浑浑噩噩中慢慢消耗自己的生命力；往坏里说，一群头脑僵化、麻木无知的人，随时都可能被某个欺世盗名的乱世枭雄所操纵，酿成无可挽回的灾难。
这并非危言耸听，须知，社会永远不缺少跃跃欲试想做薄熙来的人。
历史上不乏恶行遍地的时期。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时期，人们也未必公然鼓吹恶，以恶行为美德；更可能善仍然深藏于人们心中。
正因为如此，社会一旦回归正常，一时失去的良序美俗，还是有可能迅速回归。
历史上也有过这样的时期：恶行得到普遍鼓励，而善行则被公然贬斥。极左年代就是如此。那是一个“与人斗其乐无穷”的年代，斗争哲学已上升为国家哲学。
首先是斗敌人，例如国民党反动派，这当然没问题，大家拥护；其次是斗盟友，例如知识分子，不喜欢知识分子的人也不少，因此至少有大多数人拥护；接着斗自己人，例如陈毅、贺龙、罗瑞卿之辈，大多数人不知底里，也跟着喊口号；最后斗失宠的亲信、心腹，例如陈伯达、胡乔木、戚本禹等，人们就更加看不懂，但也只能一道吆喝。
这种史无前例的恶斗，战果之辉煌，自然举世无匹。
1978年叶剑英在其宣读的官方报告中确认，文革受害者超过一亿人，这当然是一个最低数字。一亿人及其同情者的历史记忆，当然是一项令人不愉快的遗产，但并非最重要的遗产。
更重要的遗产是：经过战斗洗礼的整整一代人，已将斗争意识深深地刻入脑海了，这将塑造未来几代人的人格与灵魂。
极左年代的第五项遗产就是：内斗恶习。
人类本来不是特别温良的动物，否则它也不可能独霸地球。
但几千年的文明，毕竟已极大地抑制了人性中的恶，使得社会行为有所收敛，不致过于残忍。但一旦斗争成了国家哲学，公然宣称“对敌人要像冬天那样残酷无情”，人性中的恶就再也无法遏止了。
当人们目睹中学生活生生地打死自己的老师与校长——例如卞仲耘——而围观者无动于衷之后，你怎么能指望，人们对这个社会的文明还有信心？
今天，你不时听到光天化日之下杀害儿童、无故杖杀生人、驾车活轧路人等等骇世恶行，当然不应夸大为普遍行为；但你不觉得，更多的人心中隐藏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冷漠，已预示着恶行的更大泛滥吗？这种冷漠不正是内斗恶习酿成的吗？
一些正义人士一谈到今天的“道德沦丧”，就怒火万丈。但他们未必都明白，道德败坏的主要责任正是内斗恶习。
一个在内斗中不惜致人于死地的人，还有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干不出来？腐败分子在你身上挖去一块肉确实可恶，但别忘了曾经有人随时要你的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