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图书馆中，你很可能在同一书架上找到梁启超与章太炎的著作，尽管此二人分属于维新党与革命党时曾经不共戴天；在今日的剧院舞台上，你可能同时看到赞颂曾国藩与洪秀全的戏剧，尽管此二人几乎殊死搏斗了一生；你在一本讴歌民族英雄文天祥的书上，说不定会同时看到对成吉思汗的顶礼膜拜……。文天祥与成吉思汗，曾国藩与洪秀全，梁启超与章太炎，都曾是对头冤家，他们不会想到会被历史波涛卷到一起；他们在彼此面对之际，将互相诉说些什么呢？
梁启超（1873—1929）绝对是近代中国的顶级人物，即使不算他在维新运动中的贡献，仅仅作为学者与文人，他也是出类拔萃的。
梁启超生于广东新会一士绅之家，幼即聪慧，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他的生平几乎交织着清末民初的每一件大事：与康有为一道发起“公车上书”；领导北京、上海强学会；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创办《新民丛报》；任袁世凯政府中的司法总长；加入段祺瑞政府；1917年起弃政从文，进入文化教育界；倡导文学革命、诗界革命；支持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等等。
章太炎（1869—1936）是同样重量级的人物，但其履历却迥然不同。他虽然是辛亥元老、民国元勋，但生平更与国学相连，在民初学界是第一号传奇人物。他生于浙江余杭的士绅之家，家学渊深；21岁师从俞樾，专修经学达8年之久。曾任《时务报》撰述；因参加维新运动而亡命日本；在日本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因触怒清廷入狱；与蔡元培等发起光复会；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任孙中山总统府枢密顾问；参加二次革命；1917年起脱离国民党，从此以讲学为业，以朴学大师名倾天下。
梁启超与章太炎在维新运动中有过短期交集。章太炎纵然狂狷自负，那时还是颇以结识成名更早的梁启超为荣的。在流亡日本期间，两人曾有短期交谊，但分属保皇党与革命党，从此势如水火。章太炎自幼即已形成强烈的排满意识，不惜诉诸激进革命，却认为共和不如专制；梁启超更憧憬于宪政理想，厌弃革命，却不在意报效一个异族皇帝。两人在理念上的碰撞乃不可避免。1901年，章太炎在东京《国民报》上发表《正仇满论》，开始尖锐批判梁启超。章太炎赞美革命：“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而其民族主义情怀日趋激烈，甚至直斥欧美。
彼时，《新民丛报》对《民报》，梁启超对章太炎，正是棋逢对手，笔战正酣之际，观战擂台，岂不煞是好看！梁启超的文章，亦文亦白，情文并茂，打动了大量读者，是被众人模仿的新文体；章太炎更自认是国学阵营中第一人，他那种典雅的文言，虽然读来颇不轻松，却是无人敢轻视的文坛正品。梁启超纵横捭阖，章太炎嬉笑怒骂，两人都不肯让半分，于是舞台上好戏连台，吸引了海内外众多看客！
梁启超固然旷达随和，章太炎却倨傲狂狷，颇不易亲近。二人既然在笔战中结怨甚深，关系就很难缓和。1917年之后，两人都已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活，都主要从事教育、学术活动，但似乎并未尽释前嫌，没听说有什么往来。其实，在两人的晚年生涯中，未必处处不可调和。无论政见还是学术观点，接近之处逐渐增多。
例如，在政治方面两人都日益趋于保守，都不喜欢激进的革命，尤其不喜欢苏俄；两人都不再完全坚持以往的政治主张，梁启超接受共和而放弃君主制，章太炎不再坚持激进革命而鼓吹重用清室旧人；对于西方制度文化、风俗学术，两人都越来越取保留的态度，拒斥激进的西化主张；两人在晚年都有更多的时间钻入故纸堆，对传统学术的欣赏与迷恋与日俱增；两人对经学都有某种偏爱……。
这样一对冤家，理应有聚首之日，却终究是陌路之人，不亦悲乎！
曾国藩（1811—1872）已是逝去150年的人物，今天其名气似乎仍然有继续上升之势。称其为“一代完人”者有之；称其为“中国最后的儒学大师”者有之；称其为“洋务运动的先驱”者有之。至于曾国藩当年最荣耀的头衔“中兴第一功臣”，早已不再是一种荣光。但无论怎么说，今天曾国藩能被世人记住，最主要的因缘还是与洪秀全的世纪之战；如果没有洪秀全，曾国藩很可能什么也不是，甚至未必能在《清史》中占据一页。
注定要与曾国藩并留史籍的洪秀全（1814—1864），当然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他生于广东花县一个耕读之家，其人生轨迹本来与这种身份的人应没有什么两样。但他在一场重病之后的一个神秘梦境完全改变了他的人生。据说他在梦中被上帝授予救世主的使命，他因此而创立“拜上帝教”，进而创建太平天国，遂在南中国掀起滔天巨浪，差点夺了满清的江山，也让曾国藩获得了一个建功立业的千载良机。洪秀全本人的结局很惨且不说，那千千万万指望跟随他进入天国的太平军将士命运更惨；而因太平天国之祸惨遭涂炭的近一亿生灵，几乎没有人再提起。如果有什么能证明上帝不存在，这件事就是最佳证明：难道上帝就忍心牺牲一亿人，来成全他所导演的拜上帝教悲剧吗？那些至今还在竭力维护洪秀全形象的人，或许没有看到马克思的如下评价：洪秀全是灾星、妖魔，太平天国之灾超过满清。
大概从1854年起，曾国藩以其文弱之躯，率领他的湘军与洪秀全整整苦斗了10年。他与洪秀全没有过任何个人接触，对于洪秀全的个人品性、学识，也未必有多少了解。这根本不是两个人之间的战斗，曾国藩的敌人也不是洪秀全个人。曾十分清楚，他与洪秀全争的是什么：如果洪秀全得胜，朝廷的命运还在其次，曾作为忠实的孔孟之徒视为生命的儒家道统，就将被拜上帝的邪教所取代，这才是曾真正在意的心腹大患。这一层意思，曾国藩在湘军誓师时发布的檄文中，说得再清楚不过了。因此，曾国藩与洪秀全之间的冤仇，既非个人冤仇，也非族群冤仇，而是教理的冤仇。这种心机，曾国藩以及围绕在他周围的那一小群读书人心里明白，洪秀全那个脑袋哪里明白？
这一对冤家，最终也没有一面之缘。1864年天京（即今南京）陷落前夕，洪秀全身亡，据说是饿死，更可能是自杀。即使他活着落在曾国藩手里，估计两人也无话可说；他们生活在完全没有交集的精神世界里。作为一个邪教教主，洪秀全本来已处于半癫狂状态，覆灭前夕更甚。他始终认为自己总在与上帝交谈，毫不怀疑即将进入天国；近在眼前的城破、几十万徒众的毁灭，都不在他心上。
曾国藩也未必有一睹天王的兴趣。他只是亲眼见到了被俘的李秀成，太平军中少有的优秀将领。当然，李秀成根本代表不了洪秀全，他是一个完全心智健全的人，在曾国藩面前没有任何疯语。他隐晦地表达的愿意投效曾国藩，也是完全合于常情的。可惜，曾国藩对此完全不感兴趣，只简单地赏了他一刀。
在中国历史的群英殿中，各路英雄应当已经挤得满满的。其实，仔细推究起来，真正十分完美的英雄根本就没有想象的那么多。但无论按什么标准衡量，那个写了《正气歌》的文天祥，都应位居前列。即使没有“舍生取义”的那最后一幕，文天祥作为一个状元出身的文职官员，洁身自好，恪尽职守，以一介文人，勇赴国难，也堪为后世楷模。而他的最后一幕，那就真正是千古绝唱！
与许多其他的英雄不同，在文天祥的操守中，没有任何匹夫之勇的成分。绝不是什么偶然的机会，成就了文天祥的英雄壮举。他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权衡自己的选择，其中的每一分钟，都可用来选择一条生路，但他却铁定选择了死！如果这样的人还不算英雄，那就真是世无英雄了。
那么文天祥在对抗谁呢？或许非现代人所能想象的是，包括文天祥在内的那时的人，竟然未必很清楚！中国人当然知道什么是外夷，但却未必确切知道蒙古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外夷。来自漠北草原的无敌铁骑，是一种陌生的神秘力量。不幸被掳至北京的文天祥，应当知道元帝忽必烈，却未必深悉成吉思汗。说成吉思汗是文天祥的冤家，只不过是因为成吉思汗开始了导致文天祥国破家亡的入侵。文天祥实际面对的是忽必烈，一个对文天祥给予了很高评价与足够尊重的异族君主。我不知道，文天祥的内心是否仇恨此人；能肯定的只是，他所受的全部教育、他赖以安身立命的信仰，都不允许他投效此人，且唯有让此人要了自己的命。在这个意义上，他们真的是冤家路窄了。
文天祥可能不会细想，一个被南人认为只会“弯弓射大雕”的异族君主，竟然熟悉人伦大义，充分认识道德操守的精神价值，为招降一个异族臣子，情愿等待3年。如果临安城中的君王也有这番境界，而不是听任奸佞误国，又何至江山易手？如果能看到这一层，不会认为那丧权辱国的国贼，是更可恨的罪人吗？
无论文天祥曾想到哪些前因后果，他都不可避免地来到与成吉思汗同在的世界，无可回避地接受后世人的评判。至于后世人是文天祥的后代，还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不仅人们无从知晓，而且根本不重要了。人们所知道的只是，文天祥与成吉思汗双双进入了中华历史的群英殿，被戴上了同一顶桂冠“民族英雄”！面对此情此景，他们会握手言欢，还是不胜唏嘘？
曾经的冤家：梁启超与章太炎，曾国藩与洪秀全，文天祥与成吉思汗；还不妨提到其他的冤家：荆轲与秦王，刘邦与项羽，刘备与曹操，王安石与司马光，孙中山与袁世凯，蒋介石与李宗仁，粟裕与张灵甫，周扬与胡风……。他们都不约而同，聚首于历史的群英殿，在那里各自拥有自己的冠冕与牌位。他们能有知吗？我宁愿相信，他们将感知这一切！但成为问题的是，他们能够容忍自己的对手吗？我也宁愿相信，“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这就是历史，消融掉许多东西的历史！能不称之为历史熔炉吗？
消融仇恨是不必再说了。当事人都去了另一个世界，他们四目相对之际，各人意下如何，后人何以得知？至于其后人之间哪能有那多仇恨？孔东梅访问台湾时是否会见蒋家后人，不得而知；刘源是确实与毛新宇握手言欢了。
稍许让人困惑的是，还有一些更微妙的东西也在被消融掉，它们是功过、是非、善恶。
对于清廷来说，曾国藩是“中兴第一功臣”，其功至伟，更有何疑？而洪秀全创邪教作乱，涂炭天下，罪不容诛，岂止有过！但在孙中山看来，就恰恰相反：清本胡虏，窃据中华，作为孔孟门徒的曾国藩，不思驱除鞑虏、光复中华，反而效忠清廷，清剿义军，岂不是助纣为虐？而洪秀全志在扫除满族妖孽，伸张民族大义，功莫大焉！这样一来，谁功谁过，就不容易说清楚了。你会说，不管到什么时候，历史功过总应当有一个“公论”，问题是，谁来当这个“历史公论”的裁判呢？
梁启超与章太炎，唇枪舌剑，打了好几年的笔战，似乎不了了之。一般人可以毫不介意，但今天的学生却一定要一个是非分明，否则该如何在历史试卷上答题？一些人会教导他们：章太炎坚守革命立场，批判梁启超的保皇思想，真理当然在章太炎一边。但另一些人反驳说：梁启超的宪政理想，才真正符合世界潮流；章太炎鼓吹的革命岂有正面结果？那么，要判断是非，就只有请来一个教主了。但你会喜欢教主吗？你宁愿过教主护持下的日子，还是宁愿让一些是是非非没有标准答案地悬着？
800年前，成吉思汗及其后人的铁骑蹂躏了中国，让中原大地十室九空，江南地区血流成河；在万千死难者中多半就有你我的先人。如此残暴，岂非大恶！而文天祥奋不顾身，誓赴国难，志在救民于水火，虽然亊有不济，但不失为大善。这种善恶之分，似乎再无争论。但还是有反对的意见：在蒙古人手里，中华大地终成一统，也让现代中国继承了较大版图；而文天祥死保的那个南宋，苟安一隅，最终不过是一种分裂势力，维护它有何善可言？如此说来，岂不连善恶都颠倒了？
现在你看到了，看来本应明如白昼的事情，竟然会堕入混沌。那么，消融了功过、是非、善恶的历史熔炉，会是历代英雄的归宿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