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战争进入童话,或许有点残酷。不过,有一种奇特的战争,本文称之为另类战争,我们的下一代却不可不知;他们需要记住,上一代人在这场战争中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
要对“另类战争”形成一个概念,最好的办法是看看某些“战争”场景。
场景1 1959年7月27日,庐山某会议室,最高级别的批斗会。批斗对象彭德怀,批斗人为除邓小平之外的全体常委。
毛带头发言:“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接着诸常委依座次发言。毛特别属意的林彪火力最准:“你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不要打这个主意……赫鲁晓夫对你评价那么高,你答应了他什么?”毛直挑历史旧账:“你是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彭辩解:“为什么不允许我有一个认识过程……给你写信,丝毫没有什么恶意。”毛紧盯一步:“你骂了20天,还要怎么样?”彭终于沉不住气:“你们在延安骂了我100天娘,我骂20天就不行?”接下来会议室内气氛火爆,彭德怀再无招架之功。
场景2 1966年5月23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斗朱德。首先是朱德作检讨,然后是批判发言,对这个八旬老元勋,与会者——均为朱的昔日老部下或老战友——没有最低限度的宽容。
林彪:“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你想当领袖,自己本事行吗?”陈毅:“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朱德:“我没有这个胆量。”陈毅:“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朱德:“我80岁了,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更不要说黄袍加身。”周恩来:“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场景3 1967年7月,北航造反派学生审讯彭德怀现场。由韩爱晶领导的班子将审讯与批斗相结合,称为“审斗会”,公开声称的宗旨是要“刺刀见红”,通过殴打逼供,要彭交待在庐山“为什么写信反对三面红旗?”“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彭被打翻在地7次,前额受伤出血,两根肋骨被打断;学生李钟奇当众打了彭的耳光,根本没有人在乎被打者是曾统帅千军万马的元帅。
场景4 1987年1月,薄一波主持高干“生活会”,实际上是对在任总书记胡耀邦的批斗会。一开始,薄就要胡耀邦作检讨。不到2分钟彭真就打断胡,指责胡与自由化分子打得火热。接着,杨尚昆说:“如果你想亡党亡国,就不必待在这里了。”薄一波:“你整天到处乱跑……这是游山逛景,哗众取宠。”邓小平也直接出面:“耀邦召集常委会,让办公厅的人通知我,我偏不去!”宋任穷:“我最不能容忍的是胡耀邦对待小平同志的态度。”
场景5 1953年9月,中央邀请党外人士举行座谈。自认与毛曾有交谊的梁漱溟,不经意顶撞了毛泽东,招致猛烈声讨。
梁发言时反映了农村的问题,希望对农民施仁政。毛勃然大怒:“杀人有两种,一种是用枪杆子杀人,一种是用笔杆子杀人。伪装得最巧妙,杀人不见血的,是用笔杆子杀人。你就是这样一个杀人犯。”梁漱溟不服,竟至公开质问毛:“想看看毛主席有无雅量。”引来全场一片呐喊:“不听梁漱溟胡言乱语”、“梁漱溟滚下去!”
场景6 1969年5月,南开大学召开大会,批斗魏宏运等三位教授。依照文革的惯例,魏宏运等有资格享受“坐喷气式”的待遇,即被人将两手朝后举起,这样势必强使其弯腰低头,呈认罪状。这是文革中特别值得自豪的发明。
会议主持者特意叫来了魏宏运的幼女,让她发言批判父亲,发言稿当然是别人写的。预先警告了她:一定要照稿子念完,念完了,你爸爸就可以解放。魏宏运当然没有这么幸运。
刚刚让你一瞥的奇异场景,尽管只是极简短的几笔,所透出的恐怖气氛,已不免使人毛骨悚然。这种使两位元帅、一位改革元勋、两位知识精英惨遭劫难的行动,有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称:批斗会,它是文明史上最丑陋的发明,是20世纪灾难深重的中国大地上的骇人奇观。
批斗会的泛滥,甚至足以形成某种批斗会文化,因而让我们整整经历了一个批斗会年代。批斗会的受难者,上至国家元首,下至升斗小民,数以千万计。它带给中国人的灾难,不啻一场战争。
实际上,批斗会本身就是战争!
但毕竟未见硝烟,能称它为战争吗?那么不妨看看,它们是否具有通常战争的主要特征。
战争首先要有敌人。批斗会的敌我阵线分明,它是“革命人民”对敌人发起的突击,敌人就是阶级敌人!阶级敌人,是大战略家发明出来的一个词,它很快成为20世纪最具杀伤力的一件超级武器,让内斗英雄们无往不胜。
阶级敌人的成员并不固定,它由领袖的伟大战略部署决定,既可以包括社会闻人,也可以包括市井小民;既可以包括不共戴天的宿敌,也可以包括昨天的亲密战友。
阶级敌人就是一个大口袋,随时可依需要装入你所不喜欢的任何人。1966年底,陶铸与秦桂贞这样两个毫无共同之处的人,同时被江青宣布为阶级敌人;前者是刚刚提拔上来的第四号人物,只是因内斗中出手不够狠而要被打倒;后者则是江青在30年代的佣人,因担心她嘴巴不紧而应作预防性清除。
战争的目的是歼灭敌人,或者解除其武装,或者迫使其投降,总之使敌人失去抵抗力。批斗会的目的别无二致,它通常直接写在批斗会现场的大标语上了:“彻底斗倒一切阶级敌人”、“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被歼灭的敌人不一定丧命——丧命者也不在少数,文革中就有数十万之多——一般仅丧失政治生命或人格生命而已,而这对于恪守“士可杀而不可辱”这一古训的人来说,更甚于失去生命。否则,邓拓、吴晗、老舍、傅雷、翦伯赞等就不会宁赴黄泉了。
战争必得有一支全副武装、训练有素的军队。批斗会的军队就是遵照领袖意旨组织起来的革命队伍,其建制几乎接近于真正的军队,那个年代通常就叫“战斗队”、“近卫军”,隶属于无数的“司令部”。
这种战斗队由当代最神奇的一种武器——小红书——武装起来,而且其成员多半在各种“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中经过严格训练,其战斗力之强大,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唯一使命,就是在一声令下之后向阶级敌人猛扑过去。
战争需要高明的战略战术。批斗会同样讲究战略战术,而且所用的战略战术几乎直接来自战争年代的经验。
批斗会的最重要的战斗准备,就是学习毛著,所读的文章与所念的语录,多半是领袖在战争年代写下来的。其中用得最多的一件,是那时家喻户晓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那是必定要读给批斗对象听的,确实也有奇效,听了该文的被批斗者,多半会立即“缴械投降”,低头认罪。
唯一让战斗队员们颇为失落的是,后来发现,被他们看得如此神圣的《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竟然并非真正出自领袖之手,而是淮海战役中某个前线政工人员写的广播稿!
战争谋略千头万绪,其核心精神可归结为一个字:诈!兵不厌诈嘛。批斗会同样如此。
对于阶级敌人,信守诺言这种事,肯定是不合适的。批斗会年代见得最多的——无论大街小巷还是田间地头——大标语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那个年代人们读书不多,几乎整整一代人就是依靠这种标语文化发蒙。
那些急于获得从宽发落的被批斗者,在“竹筒倒豆子”之后,立即会被送往他们该去的地方——流放地或劳改营,哪有从宽发落这种事?刘少奇在其失去自由的前一天,还幸蒙领袖召见;领袖语重心长地叮嘱他看点书,抚慰之意绵绵,让刘感激涕零。只是第二天就遭关押,直至惨死拘押地。胡耀邦在“生活会”的前一天,还与邓相谈甚欢,邓再三强调,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慰勉之意,让素来天真的胡疑虑全消,对于第二天就承受的那种猛烈炮火全无心理准备。后来他懊悔不迭,坦言“早知如此,就绝不做那个违心的检讨了”。
凡此种种,无不说明批斗会就是战争,当然只是一种特殊的战争,一时无以名之,权且称之为另类战争。
批斗会的发明者与热心者,也从不讳言其地道的战争性质。在那个年代经常听到的豪言壮语就是:“决心打赢这一仗”、“将阶级敌人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中”。不要以为,这些仅仅是寻常的比喻,由之所煽起的战争恐怖气氛,丝毫不减于真刀真枪的战场格斗。而且,批斗会之战与“武斗”之战,也没有那样严格的界线。在那个臭名昭彰的“文攻武卫”年代,有多少忠诚的文革战士,正是直接从批斗会的会场走上武斗的战场,其中不少人就葬身战场了。
从古代思想家墨子,到现代和平主义者,都在谴责战争,呼吁制服战争这头野兽。不过这只是人类的终极目标,今天并没有完全的现实性。就我们这个灾难深重的民族而言,更现实而又紧迫的目标,不如说是彻底终结批斗会这种另类战争。
或许,这一目标已经达到;批斗会肆虐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改革开放就是从两件大事起步的: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传统路线;结束政治运动不断的混乱局面。
这两条的真正贯彻,使批斗会不再有存在的余地。自那时以来,确实再没有出现过大规模开展批斗会的局面,以致当代年轻人不再熟悉“批斗会”一词。
这岂不意味着,“另类战争”已经结束?
但立即可以举出反证的例子,前面提到的场景4就是,而且那是震惊世界的特大事件,并不能作为“例外”而被轻易抹去。
有两个因素使得“非战时代”的来临还有待时日。
首先,还缺少一种制度保障,用以防止将一部分社会成员定为敌人。现代文明社会的一条通则是: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的公民权利,即使因触犯法律而受到制裁,也不是政治概念上的敌人。但是,一个依然离不开“敌对势力”这根大棒的社会,岂愿完全放弃批斗敌人的老办法?
其次,在批斗会文化中浸泡了几十年的整整一代人,对于批斗会的兴趣并未真正淡去。即使在这一代人退出历史之后,已经深深地扎根的批斗会文化,仍然会有长期的影响力。
从根本上说,批斗会文化植根于负面的人性本能。许多思想家强调人性中富有同情心的元素,这无可非议;但不能因此而忽略了人性的另一面:其实,人性中潜在着乐见他人受难的本能倾向,不妨称之为反同情心。这种反同情心在不同民族或不同个人身上的表现自然有差别,但在绝对的意义上普遍存在,是没有疑问的。
老一代人不会不记得,在那个年代,不少人是靠阅读判罪布告来抚慰无聊的心灵的。如鲁迅所注意到的,中国人对于看法场、听砍头的咔嚓之声有着旺盛而持久的兴趣。更多的人则满足于看尴尬万状的被批斗者的快意。
人其实距离猴子不远,天然地乐于看到他人受窘。看到他人挨斗受贬,而自己安然无恙,再没有比这更廉价的享受优越感的途径了。在谈到今天文革是否还搞得起来时,一些有识之士断然肯定:今天距文革仅一步之遥!这是很有道理的。
尽管如此,我们并非只能静待“非战时代”的缓缓来临,或者无可奈何地看着“另类战争”的险风恶浪骤起。当代人总还得有所作为。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尽力减轻上述两个因素的影响。具体说来或许有千头万绪,但统而言之,不过是力促法治制度与法治文化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