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流传很广的一句话是：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对中国人内斗危害之重，没有比这更形象的表达了。下文中的一些内斗事例，颇具典型性，尽显那个时代的官场生态。这些事例涉及河南、安徽、山东，它们属于大饥荒年代的5大重灾区（另外两个是四川、甘肃）。内斗与饥荒相连，这不顺理成章吗？
官场以外的人，虽不至于天真地以为官场同僚精诚团结、亲如兄弟，但也不至于想象成势如水火、你死我活。然而不幸的是，后者或许更是事实。
我们的第一个故事涉及两位官员：吴芝圃与潘复生，大跃进初期分别官居河南省委第二把手与第一把手。
吴芝圃（1906—1967），
河南杞县人。此人并无忧天情怀，倒是将河南折腾得天翻地覆，其中的重头戏就是与潘复生合演的双头斗。
潘复生（1908—1980），山东文登人。本文无意全面评价此两人的功过是非，只关注他们的官场折冲。
在中国官场中，吴潘两人的官阶决定了，吴绝对应听从潘，没有任何争辩余地。但在1957年12月的河南省党代会上，吴芝圃似乎奇迹般地颠覆了多年以来的官场规则，奋起批判潘复生的“严重右倾错误”。并非吴芝圃特别胆大，敢于以下克上，而是他的后面站着副总理谭震林，而谭震林的后面还有最高领袖。
那时最高领袖正在筹划大跃进，而河南的两大员，潘偏右吴偏左，领袖早已看在眼中。消息灵通的吴芝圃见机而起，是很自然的事情。在那个疯狂年代，偏右于国是很高的德行，而于己则是极大的风险。
一号政治上失势，二号乘机而上，取而代之，这种事在中国官场并不足怪，也谈不上失德。但吴芝圃继续落井下石，穷追猛打，下手特狠，就不免过头了。
1958年5月，北京的中央会议作出了吴上潘下的决定。会议还没有结束，吴芝圃就强烈要求将因病住院的潘拉出来批斗。会后，立即将潘从北京楸回河南批斗。吴芝圃一回河南就召开省委全会，主题就是“批判潘复生的右倾机会主义”，通过了《彻底揭发潘……反党集团的决议》。吴本人在大会上公开号召：对潘复生“要斗透，从政治上、思想上揭发，要反复斗争”。会后紧随而来的批潘运动声势之大，火力之猛，就是在那个内斗盛行的年代，也属罕见。河南全省抓的“小潘复生”，竟有20万之多，其中厅局级干部18人；批潘的“大字报”达十几亿张。这种架势，在局外人或后世人看来，绝对是不可理解的人世奇观！
吴芝圃对于已经“落井”的昔日上级，在政治绞杀中的种种狠招，难以尽述。无论从官方公开申言的政治道德、自古以来士大夫信守不渝的传统道德，还是出于人之常情的民间道德，吴芝圃都找不到替自己行为贴金的理由。而且，吴芝圃正是乘批潘的势头，在河南掀起不顾民众死活的大跃进，最终以数百万饥民生命的代价，为自己的官场生涯画上句号。
据说，吴也是饱学之士，每次去地县巡视，居然也学老人家，总不忘带一大篓子线装书。或许他只是附庸风雅，但总读过一些古今贤哲的书，不会不知道败德背义的行为，最终将逃不过历史的仲裁。一个在内斗中不择手段而又失政害民的人，他将在史册中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我们的故事中的这两位主人公，后来命运都不佳。
吴芝圃在河南铸成大饥荒，1962年免职后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遭批斗，郁郁而终。潘复生1958年撤职后下放农场劳动；1962年平反，任职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1966年调任黑龙江省委书记；文革中犯“极左”错误，文革后被整肃，案子至1980年去世时仍未了结。
一个颇为灵验的规律是：在战争年代敢斗敢闯的人，到了和平年代的地方官任上，多半也是勤于折腾、不惮于闹个翻江倒海的狠角。曾希圣正是这样的人。
曾希圣（1904—1968），
湖南资兴人，战争年代他是毛的爱将，1950年代主政安徽，风格激进，深得主公赏识；只是直至将个好端端的安徽，硬是折腾成全国闻名的重灾区，让几乎500万饥民成为饿殍，才在1962年黯然下台。曾希圣视政坛如战场，长于政治角斗，不忌惮排除异己，整人无数，最著名的受害者就是张恺帆。
张恺帆（1908—1991），安徽无为人，大跃进年代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与常务副省长，
是曾希圣的主要副手之一。张出身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早年师从有气节、讲操守的乡绅学者，自幼得到抑强扶弱、救世爱民一类传统观念的熏陶，并不情愿做一个泯灭良知、残民以逞的无德官僚。
这样一个人，在那个昏天黑地的大跃进年代，如何能够既洁身自好、又不损官运？其遭遇不测几乎不可避免。张恺帆的受难地不在别处，正在他的故乡无为。
无为是一个濒临长江的鱼米之乡，但在1959年却成为特重灾区，损失了近1/3的人口，人祸之惨烈，莫此为甚！风闻无为大事不好的张恺帆，匆匆赶去调查，他所看到的真正是“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老乡们在他面前下跪，直呼“省长救命”！
面对此情此景，张恺帆还有何话可说，只是救民而已。他立即下令：停止上调粮食，足额发放口粮，解散公共食堂，开放集市贸易……。这就从鬼门关拉回了无数生灵，却不曾想，自己已经陷入了险风恶浪。
原来，曾希圣的心腹已将张恺帆的所作所为记录在案，火速上报了正在庐山开会的上峰。最高领袖立即对此事定了性：张恺帆是“彭德怀、高饶的余党”。敌人就在眼前，曾希圣等人岂能不闻风而动？由庐山直接指挥的批张运动就此迅速展开。
对一个钦定罪人布置批斗，自然是曾希圣分内之事，没有人能苛求他放过张恺帆。问题在于，对于自己知根知底的这个主要副手，而且还是多年患难与共的老战友，曾希圣不免下手太狠了，远远超过了寻常道德与情义的底线。
在曾的直接指挥下，将张恺帆连续批斗了51天，关押审讯了200多天，最后开除党籍，流放到矿山服苦役。从批斗张开始，张的一家就被扫地出门，押到淮北一个林场劳改；与案情完全无关、原为新四军老战士的妻子，在流放地吃尽苦头，几至双目失明。张的亲朋故旧也受到株连，有6人被迫害致死。株连还波及无为的近3万普通民众、干部。
仅仅因为救灾民于水火，就使自己、家人、故旧及民众蒙受如此大难，这大概是张恺帆始料未及的。尽管如此，“张青天”之名还是不胫而走。不过，在那个荒唐年代，民意顶个屁用！
曾希圣1962年被调职，并被追究在安徽的失职。此后淡出政坛，文革中未免整肃。张恺帆1962年被解除处分，此后直至1980年代，一直在安徽任职，官声颇佳。晚年热心于文化活动，有诗集传世。这是一个“好人自有后福”的稀有例子。
下一个故事转到了山东。齐鲁大地原是“礼乐之邦”中的礼义之乡，它能容得下违情背礼的内斗吗？好家伙！内斗的大戏照演不误。孔夫子也得过阶级斗争关，不斗行吗？
这次的主角唤作舒同、赵健民，分别官拜山东省委书记与省长。
舒同（1905—1998），江西东乡人，
自井冈山时代起，就是毛泽东的亲近追随者。舒同半生戎马半生官宦，最终竟主要以书法家之名行世，而且并不是捧出的虚名，他独创的“舒体”已具相当影响，成为今日电脑中的重要字体。这也算是现代史上一件趣闻。
或许正因为如此，舒同一生都生活在他练字时达到的那种虚无缥缈的幻境中，从未立足于真实的现实土壤。他战争年代仅涉政治宣传工作，并不亲手行兵布阵，似无大碍。和平时期一旦作为地方诸侯独当一面，又不能充分信用手下才俊，刚愎自用，就不免闹出许多笑话；再加上紧追主公的浪漫狂想，那就更加不可收拾。
大跃进期间的山东乱局，已荒唐得十分了得，一个自古富庶之地，竟至活活饿死人无数！而舒同多少年之后心中仍然不甚了了，只是说“被别人骗了”而已，岂非十足的痴话？
就是说痴话，也解释不了与赵健民的二人斗。
赵健民（1912—2012），山东冠县人，
1955至1958年任山东省长，成为舒同的主要副手。赵健民长期在山东生活、学习与工作，战争年代既当司令又当政委，和平年代既当书记又当行政主官，对于地方事务自然有较实际的经验，而这与舒同那种不着边际的想入非非，不免有很大的反差。舒同在处理人事与政务时，似乎仍然如他写草书般的天马行空，浪漫飘忽，这就使赵健民这个省长越来越难当了。最高领袖站在哪一边，是不言而喻的，赵健民的命运也就决定下来了。
两位主官政见不一，这种事情古今中外都不稀罕，通常也不缺乏平和的破解之道。但唯有毛所倡导的办法最具有独创性，那就是用“阶级斗争”来解决，即“正确路线”一方斗倒“错误路线”一方，当然，“正确”得由权力说了算。
舒同与赵健民之间的这笔账，终于在1958年夏天清算了。赵健民埋头政务，并不知道大祸临头；而舒同则似乎已经盘算定当，成竹在胸。
6月，舒同主持省委会议，集中批判赵健民，罪名是地方主义、分散主义、宗派主义，这些名词今天人们已经十分陌生。不过，舒同说的大白话，倒是点出了问题的实质。舒同批判赵健民：
“无非是要把省委搞掉，由健民同志取而代之”。赵健民是否想取代舒同，我们不得而知；但舒同真正在意的就是这个：任何人不得夺了他的大位！什么这个主义那个主义，都不过是表面文章，权力才是真正的命根子。
本来，文明社会中的权力博弈并不稀罕。但像舒同那样完全变成赤裸裸的叫板，变成贩夫走卒式的争夺，不讲任何规则与修饰，也只有在毛时代的中国官场才能看到。既然一切都以组织的名义安排好了，赵健民哪里还有招架之功？唯有缴械投降了。1959年2月，山东省作出了对赵健民的处分决定，将赵贬到济南钢铁厂当副厂长去了。
只要出现分歧，就一概指斥持异议者有野心、想夺取，并以“反党”罪将其打倒，这是中国政治的一个最恶劣的传统，它不仅制造冤案无数，而且使官场一片萧杀、了无生气。
这场内斗的两个主角后来的命运都不平坦。舒同1961年因大饥荒的责任被撤销山东省委书记职务；1963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期间一度被拉回山东批斗，此后遭长期监禁；1979年获平反，历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全国政协常委等职。
赵健民1962年获平反，调任云南省委书记处书记；1968年被康生诬为叛徒，入狱8年之久；文革后获平反，任第三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晚年热心于参与政治民主化、反腐方面的学术讨论。舒赵两人堪称长寿，应不乏会面机会。倘在晤谈中共同忆及当年旧事，不知他们会有何感慨？
上述故事中的6位主要人物，命运或有差异，功过或有高下，但都是内斗中的失败者，谁也没有从内斗中得到什么东西；即使一时得分，那也不过是过眼云烟。实际上，内斗给了每个人的身心以沉重的打击，此后他们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岂止是这6个人，在中国所有陷入内斗的人，无论出于主动还是被动，都难逃脱类似的命运。这就不能不说，对于中国社会——首先是官场——内斗是真正的祸害，是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罪孽。
于是自然要问：不斗行吗？
在疑惑之际，你可能恰好听到一个伟大的声音飘然而至：
中国有8亿人口，不斗行吗？
我真不知道此话的逻辑何在，为什么有8亿人就一定得斗，今天14亿人了岂不更要斗个天翻地覆？或许，可能的理由之一是：
任何群体（包括组织、机构、政府）难免不同声音，这就有碍于一致行动。
破解此困局有两条路径：用程序化方法作出选择；或者强势者压服弱势者，令其闭嘴服软。第一种方法需要完善的规则与组织构架，费时费事。第二种方法看起来颇为不雅，但简单方便，一定会有一些人大呼痛快。要对手闭嘴，非内斗别无选择。
现在，你应当已经明白：不斗行吗？显然，只是对于接受第二种方法的人，上述理由才说得通。然而，既然已有那样多的事例说明内斗恶果累累，再坚持使用第二种方法，就匪夷所思了。为了避免内斗的恶果，值得付出一定的代价，这就是为运用第一种方法作必需的准备——那正是为建设一个现代法治社会所需要做的。
最后一层理由似乎说明了：不斗能行，而且应当力避内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