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早上，那通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我就知道坏了。前主任的声音像浸了冷水，硬邦邦地砸过来：“律师函的事，你问我？你该去问谁自己心里没数吗？”
我握着听筒，手心里有点潮。那封催二十万保证金的函，上周五躺在我抽屉里，白纸黑字，刺眼得很。我是平台上的对接人，来来去去的单据上都落着我的名字。收到函的那一刻，我几乎没多想，这么多年，习惯了，有事不都是先找主任么？
“我马上退了，就图个清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懂不懂？”他的声音压低了，却更沉，像块石头往下坠，“你现在该直接找总经理定。你跑来问我，怎么，倒显得我该听你安排，给你汇报工作了？”
我喉咙发紧，一个字也挤不出来。只能对着话筒“嗯”、“好的”地应着，像个出了故障的应答机。挂了电话，办公室的热风，仿佛吹着冷气。
下午，我钻进了档案室。空气里有股陈年的纸张和灰尘味道。我找到那家公司的卷宗，一页一页地翻。付款申请单、审批签字、银行回单……我一张一张拍照，动作很慢。心里那点说不清的委屈，还有惯性依赖突然被掐断后的空落，也跟着这慢吞吞的动作，一点点沉淀下去。他说得对，我知道。只是人情里的那点“以为”，碰上了职场里冷硬的规矩，总是自己先碎掉。
总经理下午出差了。也好，事情推到了下周一。我们都得缓一缓。
回到座位上，电话铃声又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接起，应付，放下。声音机械地进出，连自己听着都觉得陌生。同事探过头问：“没事吧？”我摇摇头，扯出个笑：“没事。”
能有什么事呢？工作难找，有个位置就得咬着牙站稳。批评的话，左耳进右耳出，听着就是了，又不会真少块肉。他就要退休了，最后这段路，谁不想走得平稳点，少些磕绊？是我没转过弯，还拿老皇历办事，撞在了人家最想避开的枪口上。
下班时，暮色已经染透了天。我把下午拍的凭证照片拖进文件夹，重新命名，标上日期。在关电脑前，鼠标又划过那封律师函的电子档。二十万的数目，沉甸甸的。但此时涌上心的，却不是这个数字，而是今天这结结实实的一课：人在哪里，就该找哪里的人。那条看不见的、划分责权的线，一直都在。以前有人在前头挡着，自己看不见；现在那人要转身离开了，线便清晰地露了出来，横在那里，提醒你，从此有些路，得自己蹚过去。
我五点准时关上电脑，走出办公室。心里那点淤积的郁闷，散了不少，毕竟思绪伤脾，焦虑伤肝。大概，这就是所谓的“长点心”吧。只是这“点心”的滋味，初尝起来，总归是有点难以下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