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有一个国家特别看重历史教训，那无疑就是中国了，它用一本巨著——《资治通鉴》——来专门提示历史教训。然而，有负先贤们的期望，在吸取历史教训方面并不很成功，说明这一点的最有力证据就是：几乎所有的王朝都因类似的败政而衰亡。人们自然要问：这是智慧欠缺还是劫数难逃？
经历多次甚至数十次失败，意识到乃同一失误所致，在痛定思痛之后，断然改弦易辙，似乎仅需很低的智力。但历史所昭示的事实却并非如此。古代帝王们所犯的错误，许多都是相同或相近的，出现频率最大的大概是：纵容宦官；外戚专权；纵情声色，荒废朝政；因内廷专宠而轻定废立，酿成内乱；听信谗言，诛杀忠良；放纵权门，终至尾大不掉，等等等等。
宦官几乎是中国宫廷的特产，它本来没有什么政治功能，但常常弄到把持国柄的地步。秦二世而亡，固然秦始皇早已种下恶果，但宦官赵高专权乱政，肯定是一个重要因素。继秦而起的汉朝，在杜绝宦官乱政这一点上，似乎并未用多少心思，尤其是后汉一代，宦官的为恶已到了空前的地步，所谓“十常侍之乱”，实际上终结了汉帝国。不要以为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就足以约束宦官擅权这种丑事。唐太宗固然有能力开创贞观之治，对宦官管束也较严，却无力阻止他的子孙宠用宦官，还在盛唐的唐玄宗时代，宦官就已横行宫廷了。以杀人立威的朱元璋，似乎明白不能让宦官干政的道理，明令“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但恰恰是他，为有明一代宦官专权的登峰造极创造了条件：他在诛杀丞相胡惟庸时，竟将丞相这一职位也给废了，而皇帝又不是全能之人，岂能包揽政事？皇帝老子不信赖身边近臣，首先是宦官，叫他信赖谁去？永乐之后，宦官干政就成了常态。像魏忠贤这样的宦官，竟爬到了九千岁的高位，让九泉之下的朱元璋情何以堪！要明朝不亡，也天理难容了。清朝似乎还真的从明朝那里学了点东西，大部分时间中对宦官有所管束；但慈禧手下的几个宦官就够放肆了，现代清宫戏中哪里少得了那个大名鼎鼎的李莲英！自秦至清绵延两千年，皇帝老子并非全是白痴，他们就不能悟出并记住一条教训：绝不能委政于阉宦？
外戚专权的故事似乎没那么龌龊，但更加刀光剑影。汉代的皇权几乎操在外戚手中：诸吕、霍光、王莽、窦婴、田蚡、梁冀、何进，哪一个不统制着满朝文武？两汉之亡，不能说与外戚专权没有关系。此后的王朝焉能有教训？即使皇帝老子有教训，内廷里的女人们哪管得了兴亡大事？她要推举几个娘家人做官，说来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但下一步就是外戚专权了。不过，自宋以后，皇室对于权力看管得越来越紧，外戚专权这种事确实少见了，这可以说是王朝得益于历史教训的一个难得亮点吧。
古代立个太子是皇帝老子的家事，岂容他人置喙？不过也并非完全如此。在正常情况下，帝位继承制度还是比较严格的，无论立长立嫡，并不能轻易违反；如出现违规，大臣们就能以“事关社稷”为由进行干预，也不能一概以“皇帝家事”予以搪塞。但皇帝专宠嫩妻幼子这种事，哪朝哪代都少不了，以幼换长的争执也就难免了。要用“陛下务以社稷为重”一句话劝驾，岂为易事？刘邦、汉武都是极有主见之人，为废立之事也伤透脑筋，其他人就更不必说了。朱元璋再老谋深算，也不会想到，他安排的建文帝还是被其叔父篡了，而且由此引发的内战祸及天下。“幼主难控天下”这种教训，按理说是易被后世人记住的。但万历还是忍不住要以其幼子取代太子，虽未如愿，还是纷扰多年。清代近三百年都没有确立一个清晰有序的继位制度，以致争执不断，为现代宫廷戏留下了无尽的素材。
如果就事论事，上面所述的宦官、外戚、立嗣等事，都不深奥复杂，但历两千年之久，就是没有立下一个铁打的规矩出来，以致纰漏不断，甚至屡酿祸乱，直至亡国灭族。可见，其中的教训，并不像初看起来那样容易吸取。
与古人比较，现代人当然聪明多了，那些博览群书、鉴古知今的人，就更非古代帝王可比。但在吸取历史教训这一点上，似乎并未显示出智慧的优势。现代史上不幸出现的一连串失德败政，不仅有悖于古代史的教训，也悖于现代史的教训，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鼎革之后，似乎最不可能犯的错误就是左倾了。从遵义会议起直到七大为止，左倾不是被整整批了10年吗？若从1942年算起，王明等左倾分子在延安整风中不是被整整清算了3年吗？要说左倾的教训还不深，那么人类就无教训可言了。然而，后来犯的错误恰恰就是左倾，而且前后绵延近30年，其程度与规模都让在延安认罪服批的那些左倾分子相形见绌。今天，仅仅提到批武训传（1952）、强制集体化（1954）、整胡风（1955）、取缔私人工商业（1956）、反右（1957）、大跃进（1958）、整彭德怀（1959）、反修（1961）、突出阶级斗争（1962）、四清（1963）、整肃文艺界（1964）、文革（1966—1976），也会让人不寒而栗。正是那些在延安狠斗王明、博古、张闻天的人主导了这一切，他们能够这样健忘，能够心安理得地容忍被他们批得臭不可闻的“左倾”二字吗？
前30年盛行的个人迷信已经登峰造极，让全世界惊诧莫名。或许还可辩护：在现代中国尚无前车之鉴啊。但是，斯大林个人迷信的种种恶果，还不足以警醒世人吗？正是在苏联开始纠正斯大林个人迷信的1956年，中国官方反应迅速而积极，明确无误地表达了对苏共革新路线的某种支持。在天真的人看来，吸取教训的宣示言犹在耳，重犯个人迷信的错误简直不可想象。谁曾想，远超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接踵而来，而且“个人迷信”一词也奉命改译“个人崇拜”了。也许，有些人内心深处并不认为，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有什么不好，不是对斯诺说了“总要有点个人崇拜”吗？也许，认为外人的教训与我何干！
即便如此，熟读古书的人就不能参照一下古人的教训？开明的帝王也不乏自知之明，懂得“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自知有错则能下“罪己诏”。刚愎自用的帝王，在史家的笔下并不被宽待。这些古代的有用遗产，完全可以成为现代的执政资源，但一概被弃置一旁了。视“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人，岂肯折腰学古人？“绝不下罪己诏”啊。
就算斯大林这个外人的教训不足取，蒋介石这个地道中国人的教训岂能置若罔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已被骂了几十年，延安时代哪一天不发声强烈谴责蒋介石的专制言论“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整整一代中国人，从官方教科书中学到的标准结论就是：蒋介石专制独裁政府反民主、反人民，最终自取灭亡。这条教训明明白白：独裁导致灭亡，民主才是成功之道。就是那个一直被人津津乐道的延安“窑洞对”，也郑重宣示了建政后的民主选择。但蒋介石还在从吴淞口败退台湾的船上，北京的口气就不同了：“不是骂我们独裁吗？说对了，我们就是独裁！”这个世界当然还少不了独裁者，人们对于朴正熙、蒋经国、李光耀这样的独裁者还不乏几分敬意。但那可是货真价实的政绩换来的！“国民经济近于崩溃”这种政绩也能换来同样的敬意？即使是独裁也有程度之别，我们见过的那种则世无二例，那是1比10亿：10亿人不乐见的事情，一人就是敢定，文革中的“全面内战”不就是这样？就是在最高层内部，哪兴民主这种东西！1970年在庐山，几乎所有的人都主张设国家主席，只是一人反对就被否决了。否决也罢，还要将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批为反党分子，这种架势，古今中外何曾见过？
看了这一幕幕之后，对于人类吸取教训的能力，你还有信心吗？
笼统地说“人类是不善于吸取教训的动物”，肯定没有说服力。立即可以作出反驳：被火烧痛一次的小孩，再也不会将手伸入火中了；你能说，小孩吸取教训的能力不强吗？不妨说，人类对于挫折的教训，有时很敏感，但有时则很迟钝。那么，为何会有这种差别呢？在什么情况下，教训才是难得的呢？这就不是简单的问题了。世事纷繁，没有人能统观一切。不妨将兴趣集中在现代的社会决策。
由个人或集体决策的社会行为都可能失败。若败在失策，则应吸取教训以作后车之鉴。这正是千百年来智者所主张并奉行的圭臬，它已被誉为一种治国艺术。但无论给予什么哲学或伦理的包装，它实际上平凡至极，不含任何需要特别解释的深奥道理。人们真正的困惑，并不在于人类是否需要吸取教训，而在于有效吸取教训的成功事例少之又少。这就需要某种合理的解释。下面考虑几类主要的情况。
A 分散决策 有些事情纯由无数人几乎无意识地推着走，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不起作用或难起作用；即使参与者意识到行为不当，因而总结出某种教训，这种教训也难以发挥作用，甚至不被多少人理解；只要驱使众人盲目行动的那些因素依然存在，曾经发生的错误又将重复，甚至多次重复。在这种情况下，“难得教训”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乃是一种常态。例如，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一旦经济升温时期到来，对热门行业的过热投资就不可避免，直至使该行业形成超量的产能过剩，酿成新的危机。无论理智清醒的人如何警告，要阻挡那种投资的狂热，多半不起作用。不会因为有过度投资引发危机的教训，下一个循环就不再到来；即使那些因盲目投资而损失惨重的人，也未必在下一轮投资狂热中束手。这一类的教训对于干预市场少有作用，至多可能促使宏观经济管理者去调整某些市场机制。
B 独裁者决策 独裁者有多得不可胜数的理由不吸取任何教训。首要的理由是，他未必认为自己有什么错误。独裁者多半是天生的自恋者，从来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高明，他的决定永远是对的。如果出现败局，他的下属多半出于恐惧而不愿意告以真相，让他依然沉浸在胜利的幻象中；即使他得到某些不利的信息，也会本能地归咎于他人，绝不愿轻易自认失策。即使他多少意识到某种失策，由于习惯性的固执，由于放不下脸面，由于意识形态的理由，更由于对失去控制的恐惧等等，也不愿改弦易辙。在以上种种情况下，指望独裁者吸取教训都是徒劳的。
C少数人决策 假定这少数人中缺少权威的最终负责者（否则就属于独裁者决策了）。在这种情况下，一旦遭受失败，在承认失败、吸取教训这一点上，人们不会有太多顾忌，但在寻找失败原因时，很可能意见不一，难以达成共识，这就不容易形成明确的教训。即使在某种共识之下形成了明确的教训，将教训贯彻于后续行动中，也可能因缺少果断一致的措施而遇到困难。我们刚刚经历过的“九龙治水”时期，大致就是如此。
就上面所考虑的情况而言，智力因素似乎不起什么作用。这一事实表明，即使将吸取教训寄希望于智者，看来也未必有什么结果。或许，智力还是可能发挥某种作用，但必须在某种较“纯粹”的条件下，这就是下面的情况：
D 纯理性决策 假定决策者是理性的个人或少数人，此处“理性”意味着决策者能正确地估量自己或群体的利益，去除了自恋、固执、虚荣、推诿、猜忌等等非理性因素。于是唯一的问题是：决策者如何从失败中正确地总结出教训呢？一般来说，这是一个经验归纳的问题，其成功率正比于失败的次数。一次性的失败很难让人确信某项举措失当；连续多次失败则很难让人确信举措完美无缺。但为得出一个可靠的教训，要付出多次失败的代价，必定不是人们所乐意的。如何用较少的失败达到同样的目的，那就需要智慧的力量了。
既然有种种缘由妨碍吸取教训，“难得教训”也就不足为怪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