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英期间，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观看白金汉宫的换岗仪式。在此之前，已久闻这一仪式的大名，而且也从电视中略知大概了。但毕竟百闻不如一见，对于实地观看还是高度期待的。因此，当我站在白金汉宫的大铁栅门外，看到那高帽、红衫、黑裤、长靴的卫兵迈着标志性的步子走过时，不免有点出神。心想，在现代世界，这也许是最壮观的宫廷仪式了。
大大小小的仪式古已有之，并不稀罕。中国是特别讲究仪式的国度，尤其是官方仪式之隆重壮观、威严肃穆，说它冠绝全球，大概并不为过。专门记载古代礼仪的典籍《仪礼》被列入历代最尊崇的经典之内，仅此一端，我们就不愧为礼仪之邦了。
仪式并不限于宫廷，诸如乡社、学校、教会、社团等等，都各有自己的仪式。当然，最引人注目的仪式还是官方主持的各种政治仪式，例如就职仪式、宣誓仪式、庆祝仪式、纪念仪式等等。
仪式一旦成为制度，它就藴涵了远远超出仪式本身之外的内容与意义，以至成为一种文化。政治仪式的文化，更是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历史上，说政治文化的精粹包含在《礼记》一类的经典中，大体上是不会错的。政治仪式一旦成为文化，它就会在长期积淀中凝结出自己的果实，这就是一种特别打上仪式印记的政治，不妨称之为仪式政治。
政治仪式——仪式政治，这只是文字的颠倒吗？仪式政治具有哪些特点？在现代世界上，仪式政治具有正面价值吗？这都是令人感兴趣的问题。
在我们这个礼仪大国中，政治仪式无疑受到高度重视；相应地，仪式政治也得到格外的培育。那么，我们的仪式政治有哪些特色呢？它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乃至文明？
仪式一旦上升到至尊的地位，仪式本身就获得了某种独立生命，它所藴涵的内容反而退居次要地位，或者干脆被忽略了。这就注定了，仪式政治完全被仪式统领着、掌控着，它的仪式就是生命。因此，仪式政治的形式重于内容，乃是其题中应有之义。在极端状态下，政治的实际目标完全被忽略、被遗忘，甚至在无意识中干脆被取消了。
仪式政治的最高境界就是：政治的内容近于完全消失，仅剩下一个被人膜拜的光鲜外壳。
现代仪式政治的最重要的仪式莫过于会议。人们所熟知的那些会议功能，诸如征集议案、议决某事项、表决人事安排等等，在仪式政治下要么完全被空置，要么只是完全按照预定脚本的表演。已经标准化的脚本，进入了最重要的国家文献之列，所有主事官员必须熟记于心、运用自如，而且不容许有任何逾越、篡改与自由发挥。所有的会议都依标准的流程进行：开幕式，主题报告，讨论，代表发言，总结报告，闭幕式。这还是较小型的会议，大型会议的议程更长。
开幕式也许不长，但常常是最仪式化的一步，其庄严气氛直透入与会者的五脏六腑，令人久久不忘。会议临近结束之际，常不免人心动荡，坐席空虚；即便如此，闭幕式还是要照例如仪。我参加过一些会期只有一天的短会，会议组织者仍然不忘安排开幕式与闭幕式，即使将中间的议程挤压得令人透不过气来，主会者也是不愿砍掉的。一头一尾，正是仪式的精华，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会议的正题。须知，显要人物通常只出现在开幕式或闭幕式上。熟悉现代史的人都知道，一些开幕词或闭幕词，已成为最重要的国家文献。如若不信，不妨去翻翻几位大伟人的文集。
主题报告无疑是会议的主调所在，最需要浓墨重彩。其实，大多数报告多半只是一个空壳，未必有多少实质内容。无论时势如何变化，报告的底本总是非常稳定，能持之以恒的。尽管如此，撰写主题报告仍非易事，非当朝才俊不足以胜其任。其中缘由恰好在于，要将会议主题嵌入形式既定的底本，让各方面都能满意，仍需高超的技巧，且不能不字斟句酌，只有多年致力于此的专门写手方可胜任。报告文本通常早在会议之前就发给与会者甚至各界人士；报告之后还要依据与会者的意见修改，形成正式文本公布。这就完全颠覆了会议报告的“即时性”特质，让报告变成了某种议案，这必定使全世界许多习惯于循名责实的人士大惑不解。我曾有机会聆听这类报告，每每被那庄严的气氛所震慑。但还是不免想：倘不如此仪式化，让与会者自由阅读报告文本并直接参与辩论，岂不更有实效！不过，我最终还是明白了，真正需要的恰好是仪式化的程序所具有的那种震慑力，这是散漫的自由讨论所达不到的。况且，自由讨论本来就是要刻意避免的，而将主报告高度仪式化，正便于达此目的。
某种程度的程式化，大概是任何政治运作所需要的。但是，我们体制中的程式化竟发展至如此极端的程度，我在初次接触时还是不免吃惊不已。这大概是仪式政治的应有之义吧。
我曾有机会为提供咨询而撰写某些社会调查报告。在我的本能想象中，这是一件高度实用性的事情，并不需要任何官场程式参杂其中。当然是我估计错了，这恰好是一件高度程式化的事项。整个事项都被既定程式规定好了：开始该做什么，中间该做什么，最后该做什么，调查报告该如何行文布局、开头结尾、措辞用语……。所有这一切，你都得中规中矩，不能有丝毫逾越，更不可能超越常规，自由发挥；那样，你就只能出废品了，那是一定通不过审查的。此时，我才真正领教程式化的厉害。
仪式政治不能不以一定的程式化相配合。要理解仪式政治的这一秘诀，让我们设想以下虚拟场景吧。今有某甲就某事征询各方意见。某乙满腔热情，有意建言献策，八方搜索，引经据典，写就一份建议书交给某甲。某甲看过以后，大喜过望，连连称赞：好主意！但务请按照我们规定的格式写来；而且，你也不能直接交给我，你得先让某丙过目。此刻，某乙的挫折感就可想而知了。你必定大惑不解：某甲就没有一点紧迫感，难道就不想急于利用乙的建议，立即办好自己的事情吗？如果某甲是一个学者，或者一个企业家、商人，你所说的一点也不错，他确实会立即付诸行动，甚至一分钟也不愿耽搁。如果某甲是一位官员，那么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官员心中未必不知道你的建议立即可用，无需走一圈官场程序。但必定会暗自思忖：如果坏了官场程式，岂不被人讥为不懂官场规矩，岂不招来上司与同僚的轻视？而这种恶果，远不是做出一点点实绩可以抵消的。在经过权衡之后，官员该作出什么决策，就不言自明了。官场程式的牢不可破，其理由或许就在这里。
仪式政治远远不是停留在运作程式的层面上，而是透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也进入人们精神生活的各个层次，以致形成某种特殊的政治文化。这种政治文化的蛛丝马迹早就存在于古代王朝政治中；但从根本上说，它毕竟是近代乌托邦主义潮流的产物。
乌托邦主义的首要特征是，它崇尚某个先验的理想主义目标，对于目标的无条件信仰与膜拜压倒任何自由思考与事实检验，因而不能给实证的意向与运作留出余地。因此，乌托邦主义必然是唯意志论的，而唯意志论的天敌就是征诸实效。这就注定了，乌托邦主义只能重形式而轻内容，重程式而轻实效，永远陶醉于形式化的表面幻想中，刻意回避那注定难与之合作的现实。于是，仪式化的政治文化就成了最佳的选择。
仪式化的政治文化有一些标志性的特点。
仪式政治的语言系统。1977年，当大陆终于开启一扇窗户，接收到第一批外界信息时，人们不胜惊讶地发现，大陆与港台的汉语已经差之千里了。差别就在于，不同的政治文化所造成的不同话语系统。大陆词汇中最令人瞩目者，例如有：无限忠于、永远继承、始终坚持、继续发扬、坚决照办等等，这些很接近于宗教仪式上的誓词口吻的用语，是很难被局外人理解与接受的，也是每个有正常文化教养的人无法欣赏的。
仪式政治的审美标准。1976年流传的一个民间故事说：毛逝世之后，毛亲自审阅了张春桥所写的悼词，大赞其写得好。这个故事的并不荒唐的一面是，它如实地反映了，对于以张氏文章为代表的文风，社会给予很肯定的审美鉴赏。当时——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依然如此——人们就是着迷于那种祭坛祈祷文般的官样文章，而不看好任何稍放异彩的文字。1972年尼克松访华时，在宴会上周恩来与尼克松的祝酒词当然风格迥异。当时我就听到一些人盛赞周的演讲如何好，而尼克松的讲话则被讥为不知所云——中国人已习惯于多年不易的八股调，不能欣赏任何稍带抒情风格的文字了。这不免令人啼笑皆非。
仪式政治的德行标准。文革之后的中国政治舞台，华国锋与胡耀邦先后充当短期的主角，他们作为失败者不无共同之处，但其风格则迥然不同。华国锋木讷少言、不苟言笑、沉着稳重、中规中矩、如礼如仪；而胡耀邦则口无遮拦、襟怀坦白、热情奔放、急公好义、不拘一格、蔑视礼俗。一个未脱旧式政治人物之窠臼，一个则颇有现代政治家之风范。但在相当一部分国人看来，华国锋才有领袖风度，而胡耀邦则举止轻浮，不堪大位。要观察仪式政治所特有的贤否褒贬，莫过于用上述例证。改革年代情况固然有很大变化，但对传统礼仪程式不抱敬畏，依然是官场大忌，犯忌者只能出局，无人敢冒险轻试。胡耀邦的失势，固然有更根本的因素在，但其处事风格之不合官场传统，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因素。
仪式政治的教化风尚。整齐划一，从来都是仪式政治的首要要求；而标新立异，则向来被视为险途。因此，在仪式政治下的为官之道并不深奥，从众而已。我作为一介草民，远在官场之外。一旦偶有机会一睹官场仪态，不免惊诧莫名：今日之官风竟然如此划一！
凡官场中人，无论专业背景、学历高低、职责范围，几乎使用同样的官场语言、同样的官场礼仪、同样的公关技巧、同样的官场幽默智慧，甚至同样的酒量、同样的餐饮嗜好、同样的媚态谀辞，没有人逾越规矩，就如同所有人都毕业于同一个训练班。看到这一切，我似乎霎时明白了：为什么地不分南北，官不分大小，各处的贪官都几乎犯同样的案子，用同样的方法卖官、纳贿，用同样的方式包二奶；一旦败露，则用同样的语调写悔过书。这是怎样一幅精确无比的同一性图画啊，可惜并非美景！
就其主要特色而言，仪式政治大体就是如此。我非官场中人，自然没有独好仪式政治的道理。但我也不想刻意贬斥仪式政治。此处也用得着黑格尔的名言：凡存在的一切都是合理的。仪式政治运行多年而不衰，自有其固有的合理性。至少，在一定的时期内，它的稳定性是不言而喻的。倘稳定而不僵化，它就将继续存在。但仪式化本身就已近于僵化，欲求其长期稳定，岂可得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