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今悖论 | Ecency

“这一局我赢了，你服吗？”某甲说；
“那当然，阁下说得很对：是我赢了。”某乙应道。
这很荒谬！它是一个悖论吗？或许，更像是一个文字游戏，其中未必有什么深意。不过，略加改变之后，竟能引出一些有趣的话题。让我们首先看几个事例。

历史的提示

曹操有奸雄之名，但其爱才是无疑的。刘关张兵败徐州，刘备投了袁绍，关羽在与曹操“约三事”之后进了曹营。但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关羽，始终心向刘备，一旦机会来临，就过五关斩六将，终于奔刘备去了。正因如此，关羽才成了古今第一义士，被供奉在“关帝庙”中；其忠义之心，可配天地，足撼鬼神！

曹操必定想：如此良臣，不为我所用，殊为可惜！他还可能想：倘关羽不那样忠义，不那样死心眼跟定刘备，肯定就归我所用了。只是这样一来，关羽就不那么优秀了。那么，关羽之于曹操，是忠义好，还是不忠义好？曹操能不纠结吗？他必定陷入一悖论中而不能自拔。

忽必烈本为化外之人，入主中原之后，竟也继承起儒家传统的用人之道来。南宋末帝并非明君，但在危难之际，不乏忠臣辅佐，文天祥就是其中之最杰出者。不过文氏终究未能挽救宋室，但他留下了传诵千古的《正气歌》。文天祥当然是蒙古人的死敌，但他也是忽必烈最想罗致之人。

忽必烈必定想：如此优秀之人，岂不正是保我元室江山所需的良臣！忽必烈也会纳闷：文天祥又何必如此死心眼，为一个亡国之君尽忠呢？忽必烈想必会惋惜：倘文天祥不那么忠贞不二，该有多好！但忽必烈能喜欢一个变节的文天祥吗？忽必烈内心的纠结，大概不会下于曹操。

在现代史上，张国焘算不上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物：仅以他在第四方面军中滥杀其同志，就为人不齿了。张氏一生的最大败笔，倒不是其从陕北出走，而是他竟入戴笠麾下。

戴笠的部下大多不屑与一个变节之人为伍，致使张国焘在戴笠营中饱受奚落；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领袖——在其巅峰时期曾统率数十万大军——竟至颜面扫地。

蒋介石似乎并不喜欢共产党的叛徒，顾顺章与向忠发在投蒋之后很快就被杀了。但蒋介石肯定十分乐见共产党的优秀将领为其所用；否则，他就不会在陈赓、方志敏等被俘后如此下功夫劝降了。蒋介石究竟是否喜欢敌方的降将，似乎成了一个问题。可以想象，蒋介石一如曹操、忽必烈，在这个问题上很有一番纠结。

不完全喜欢敌方的降将，古今中外都十分普遍；但代对手执法诛杀降将，就不免有些过分，在道义上更引起争议。

刘邦诛杀原属项羽的丁公，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在刘邦大败于项羽以至落荒而逃时，丁公徇私放了刘邦。丁公的这一叛卖行为，奠定了项羽的败局，也被刘邦用作诛杀他的理由：不能让当部下的人效法丁公！但这是以怨报德啊。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由此导致一个结论：

敌对双方在争夺一个可用之人时，似乎在遵循同一标准，又好像使用截然相反的标准，这就不免心生纠结，两可之间，颇费踌躇。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悖论，它困扰了古今无数才智之士。

敌对者的共同价值

看来这纯然是一个事实判断的问题。但一经适当抽象之后，就成为一个可作学理研究的有趣课题。我们面对的问题是：互相对立的双方A，B，对于同一对象x的评价，是否能持同一标准？或者，他们所持的评价标准有多少是共同的？A对于x的正面评价，是否一定是B对x的负面评价？

更一般地，对手之间是否可能拥有共同的价值？而这又引出一个更具争议的宏大问题：存在普世价值吗？面对此问题的困惑之深，已远远超过曹操、忽必烈与蒋介石当年的纠结了。

如果我不假思索，立即说“对立双方肯定拥有共同价值”，未必足以服人。还是再看一些事例，它们可从古今中外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信手拈来。

再没有比战争双方更卓然对立的了，两者似乎毫无共识可言。其实不然。即使在远古时代，交战双方在大多数情况下，都遵守着不杀使者（甚至俘虏）的共同规则，因双方都会觉得这于自己有利。

在战国以前，古人推重“不加丧，不因凶”的战争规则，即不因对手国君新丧或遭遇凶年而趁人之危。及至现代，战争双方的共识或默契就更多：不杀俘虏、不用毒气、不公然屠杀对方平民、不攻击红十字会一类的中立组织……。

这些构成交战双方都不愿轻易逾越的底线；公然逾越底线的一方很难得到国际社会的同情，势将陷自己于险境。二战中，德日两国都有大量屠杀平民的暴行，日军的暴行尤其史无前例，令人发指。这正好说明了，德日两国完全逾越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受到全世界的一致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既然即使交战双方都有共同价值，“非战”冲突中的双方自然会有更多的共同价值。

冷战中，苏美两霸远非处处对立。否则，就不可能有朝鲜停战协定、1956年苏伊士运河休战、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戛然而止、1963年核不扩散条约……。美苏宁愿和平共处，小心翼翼地避免滑向战争深渊，并非出自道义考虑，而是出自各自的利益算计。共同价值，原不过是共同利益的价值，但如此足矣！

热战与冷战，固然随时陪伴着人类，但还不是最普遍的人类关系。最普遍的人类关系是竞争，它弥漫于古今社会，无远勿届，无所不在。

竞争者之间当然不乏共同价值，而且随文明增进而愈来愈多。例如，现代商业竞争的共同价值，早已成为从商者的行为准则，成为商业道德的底线，没有人愿意公然违背，除非你在一个野蛮市场中身不由己，或者你根本不在乎因无视规则而被淘汰出局。

并非有些人所断言的，商人的成功就在于欺诈与坑骗！实际上，因欺诈而一时得手，谈不上是什么成功，真正的成功必定有赖于诚信与守则。毫不足怪，诚信不仅是现代商业的共同价值，而且也已成为人类社会的普世价值。

岂止商业竞争，人类的任何竞争行为，包括体育竞争、艺术竞争、文化竞争、学术竞争、观念竞争、宗教竞争乃至社交竞争、求偶竞争，无不遵循某些共同规则，最终孕育出相应的共同价值。

曹操与刘备，在争天下时无疑进行了最激烈的竞争。无论他们如何势不两立，毕竟有其共同的价值，其中之一就是视忠义为臣下的最重要的品质。元帝与宋帝、蒋介石与其对手又何尝不是如此！唯其如此，他们在取舍之际才不胜焦虑，纠结万分。

规则与价值

规则与价值，在日常语境下，不能说是同一回事。但从本文的逻辑说来，规则与价值应可看作同一件事的两端：规则是不得不遵守的价值，而价值则是已化作信仰的规则。

规则常不免被看作是一种约束，而价值则更可能是被欣然领受的权利。不偷盗，当然是一种被普遍认可的人类规则，而且是最古老、最基本的规则之一；但仅当它上升为明确的个人（或群体）财产权利时，它才是一种值得珍视并全力去捍卫的价值。

谈到规则，最容易想到的大概是游戏规则，它似乎是某些主事者或机构制定的，有如奥委会制定体育比赛规则一样。实际上，更多的人类规则是在文明的演化过程中自然形成的，未必能明确指出其制定者。

孔子坚持认为，他的时代普遍奉行的全部礼法规章，都是绝代圣人周公制定的。这恰恰说明了，古代礼法并没有一个制定者，因为3000多年前的周公——他毕竟也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神——并不具备制定如此复杂完备礼法的知识积累、眼光与权威。任何个人都极受局限，历史过程则往往夹持着巨大力量。社会规则常常是自然的立法，因此而有统制一切、不可抗拒的力量。

中国古代的所谓道、义，无非是自然形成的社会规则，其力量与权威等同于“天理”。我们的先贤，宁抛头颅，不违道义，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道义的力量当然基于其被普遍接受，尤其是被对立的双方所接受。

对立双方的共同价值、共同规则、共同道义是一脉相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