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计划花数百亿美元去寻找地外生命。不过，与小说家的想象不同，在现阶段，科学家的雄心还不是邂逅外星人；在死寂的外太空，哪怕发现最低级的原始生命，也足以带来惊喜。科学家之看重生命，于此足见。那么，一般而言，现代人该如何看待生命的价值呢？
此处只谈人的生命。似乎没有疑问：在所有生物中，人的生命最有价值！但实际上，对人生命的价值最有争议，看法也颇为混乱。
说到生命的价值，人们很少能毫不动情；古往今来，不知已有多少文人墨客凄婉低吟过了。只是依然不甚了了：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
生命岂能没有价值！不正是有生命的人，创造了你眼前这个美妙无比的花花世界吗？在宇宙中，与那些了无生气的死寂星球相比，我们的星球独享人类文明，岂不是要高级千百万倍吗？
但是，生命的价值难道就在于，它能不断创造财富、增进文明吗？那么，生命岂不是一部功利机器？那些因种种原因不能工作的人——这种人何止千万——岂不毫无价值可言，活该由某个希特勒来尽行了断？
况且，如现代科学所指出的，地球文明迟早将归于毁灭；难道生命的价值就在于，徒劳地创造出那注定要毁灭的琼楼玉宇吗？
或许，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文化。文化无疑是宇宙中最灿烂的花朵，它给一个本来浑浑噩噩的星球植入了灵魂。但是，这岂不意味着，创造了更高级文化的那部分人类，其生命具有更高的价值？
没有人能否定，现代工业社会与原始社会相比，代表了更高级的文化。那么能否说，与尚未开化或欠开化的民族相比，文明人类的生命更具价值？当工业社会的拓殖者首次进入美洲莽莽荒原、进入太平洋诸岛国时，对于蒙昧土著人的生命该不屑一顾吗？
或许，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创造了伦理，孕育了情感，使冷若冰霜的混沌世界沐浴在人世的温柔之乡。在伦理生活与情感生活的领域，生命的价值似乎得到最高的体认与肯定。然而，对于那些殉情者来说，生命似乎不比感情更有价值。那么，在这一点上我们陷入了悖论吗？
无疑，创造物质财富、精神产品与伦理观念，确是生命的独特功能。然而，断定正是这些决定了生命的价值，则如上面所述，不是大有疑问吗？那么，生命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这或许是一个纯粹的形而上学问题，未必有最终的答案。但不妨指出，上面提及的那些似乎应成为生命价值之源的东西，未免太复杂了。凡属事物之本原，似乎总应当是简单的。
我提出的答案就是这样简单：生命之所以有价值，其实就在于生命本身。说得更明白点：
人活着就有价值！
价值在于活着！真是骇人听闻。这不是将圣洁无比的生命价值，贬抑到最低贱平庸的境地吗？对任何哲学命题，都不可能给出严格意义上的逻辑证明；“价值在于活着”，正是这样一个哲学命题。
我的兴趣只在于：“价值在于活着”这一命题，有一些极具意义的逻辑推论；它们意义浅显，其真理性，似乎更难以置疑，因而应成为人类行为的普遍准则与指南。
断言“价值在于活着”，首先意味着：各个人生命的价值是平等的，无关乎寿命长短、地位高低、贡献大小、财富多寡。这就排除了一部分人被认为缺少价值而面临生存威胁；也排除了依生命的不同价值给人们以不同待遇。这件事意义有多大，现实生活已提供足够多的启示，或许你我都将有充分的体验机会。
既然每个活着的生命都是有价值的，那么，“尊重生命”就具有绝对的意义；无论个人与国家，都应视其为首要的责任与义务。
既然“尊重生命”具有绝对的意义，那么，生存的权利就永远应置于首位；这意味着，生存权乃第一人权！
既然生存权是第一人权，那么对生命的侵犯，就是最严重的侵犯人权。剥夺人的生命，即使不应被绝对禁止，也应看作最重大的事情。所谓“人命关天”，正是这个意思。
既然承认“人命关天”，那么，致人死命的罪行就是最严重的罪行，最不可饶恕的罪行。大屠杀的罪行就更不必说了，其罪恶与荒诞是无法用人类语言来形容的。将“种族灭绝罪”列为最严重的罪行，将希特勒、东条英机、波尔布特等列为恶魔，并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既然确立了生命权的首要地位，那么，与“尊重生命”比较起来，任何其他事项均应退居其次。拯救生命是第一义务，而涂炭生命则是第一恶行。当灾难发生时，现代国家常常不惜一切代价拯救生命，置金钱、面子等种种次要考虑于不顾；对于杀人犯，现代国家必定处以最高刑罚，而不论该犯曾经的赫赫功劳、耀眼光环与显贵尊荣。
这些原则，似乎已得到普遍认可，因而成为不言而喻的普世价值。
尽管如此，这并没有阻挡每天都在发生的对生命的剥夺，甚至是大规模的剥夺。剥夺生命是可以避免的吗？在当今世界，既不可完全免除战争，也难以完全废除死刑，绝对排除剥夺生命是不现实的。
剥夺人之生命，当然是一种恶，至多在特定情况下，当作一种无法避免的恶来使用；即便如此，依然会被人们深恶痛绝。如果说，战争与死刑毕竟都是非常之事，是有待铲除的人类毒瘤；那么，在平常情况下，禁绝剥夺他人生命的任何行为，就应该成为一种人类共识，一条文明底线。这应该是没有疑问的。
那么，这条文明底线是否得到普遍遵守呢？不幸情况并非如此。在王朝时代，骇世暴行绝不少见。看看山西长平被秦王坑杀的40万降卒的累累白骨；想想朱元璋为除掉一个胡惟庸，不惜送数以万计的无辜者命归西天；想想张献忠杀人如麻，致使必要用好几代人从“湖广填四川”；也回忆起“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你不认为，这千千万万的无辜死难者，也曾有过鲜活的生命吗？
幸而，我们的古代史还不致绝对的黑暗。其实，除了暴君与蟊贼，应当说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先人是遵守一定文明底线的，“人命关天”这一古老格言就是明证。
翻阅自唐律至清律的古代刑律，会发现古人对于处置杀人罪的条例规定之细，分别情况量刑之合情合理，均超乎常人想象。
与许多不究底里的现代文人想当然地指责的相反，古人并不是完全“刑不上大夫”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事例，并不少见。“包公铡陈世美”，固属传奇，且不说它。朱元璋亲审他的驸马，倒是于史有据的。当然，说古人已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则未免言过其实。
总之，我们的先人毕竟留下了一些正面的历史遗产。应该说，古代王朝已走到了文明时代的门槛边。
不幸，在上世纪的某个时期，我们又从文明的门槛边后退了，竟认为人命未必关天了。一种来自北方邻邦的理论竟然认为：与崇高的目标相比较，个人的生命似乎算不了什么。与几亿人的福祉比较起来，一个人的生命确实不算什么；但一万个人呢，一千万个人的生命呢，也不算什么吗？
如果你自忖：总不致有人拿千万人的生命来做赌注吧！那你的胆量实在还小了点。你应该读读如下豪言壮语，它是一位伟人在谈到核战争时向全世界宣示的：
“这样的一场世界大战中国可能会死掉四亿人口。但是中国用三分之二人口的牺牲，却换来一个大同的世界还是值得的。死掉四亿人，用不了多少年，中国就又可以恢复到六亿人口了。”
对于同一话题，一个捷克记者发出疑问：“一旦发生核战争，像我们捷克这样的小国岂不要灭种？”我们的一位很可尊敬的领导人当即回答：“如果这样，为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利益，小国就得作出牺牲。”在听到如此高论之后，对于我们领导人的政治智慧与人道情怀，全世界会作何评价，就可想而知了。
宏大理论的信奉者坚持认为，为实现某个辉煌理想，无论要付出多大的生命代价，都未尝不可一试！如果认同这一点，你现在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在朝鲜牺牲几十万人，换来三代白头山君长是值得的；一场大饥荒夺去数千万人生命，那不过是摸索前进的一点代价；疯狂年代滥批、滥斗、滥杀赔上几百万人，依然无损于形势一片大好！
如果这一切都可以理解，世界上就不再有不可理解的事情了。
那么，为了崇高的目标，果然可以不惜任何代价吗？不是吗，“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崇高的牺牲，早已被注入诗意了。但至少有三点值得讨论：
A 你所定的目标果然崇高吗？其崇高性由谁来判定呢？古往今来，宣称崇高而其实并不崇高的事情还少见吗？
1950年金太阳并吞韩国一举崇高吗？1980年勃列日涅夫出兵解放阿富汗崇高吗？波尔布特在柬埔寨不惜牺牲200万人，进行骇人听闻的乌托邦实验，其目标也崇高吗？
B 即使目标是崇高的，付出多大的牺牲才算是值得的，或者可承受的呢？如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用几百万人甚至几千万人的代价去换取某个胜利，肯定没有哪个民族愿意承受；那么，更少一点的代价也是大有争议的。二战中德国投降前夕，苏军统帅朱可夫为争得率先进入柏林的桂冠，竟不惜多牺牲苏军士兵十万人！对此，苏联国内自然不敢有什么异议，但这种代价在英美方面是绝对不可想象的。在这一点上，我们祖先的良知似乎更胜一筹，否则，就不会有“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浩叹了。
C 如何决定由谁来承受不可避免的牺牲呢？牺牲是否应当是自愿的选择？在战争时期，大敌当前，每个人都有保卫祖国的义务，一旦应召奔赴战场，就不再存在是否自愿献出生命的问题。但如果是和平时期呢？例如，现在有一个人落水，在众多围观者之中，那个奋不顾身，跳入水中救人的勇士，当然会得到社会的赞誉。但出于爱惜自己生命而踌躇不前的人呢？他们该得到什么社会评价，还真是一个伦理难题呢。
“放弃生而选择死”，似乎总是崇高的。再没有比这种误导更荒唐的了。如果生与死都不关涉他人的利益，我当然选择生，这不关乎道德，甚至也不关乎人性，而完全基于好生恶死的生物本能。
其次，如果你所处的地位有权替一大群人选择生与死，那么请尽可能地选择生吧，除非这会导致更大的灾难。
请千万不要在毫无意义的情况下，驱使千万人去慷慨赴死，而自己却选好求生之路。萨达姆不失为一代枭雄，曾被多少人视为英雄。他的倒行逆施已将其追随者陷于绝境，还不忘命令部下抵抗到最后一个人，而自己则早已藏身地洞之中了。他终于成了狗熊，永远为后人所耻笑。
太平天国唯一值得称道的人物石达开，倒算是一条汉子：他在大渡河畔兵败援绝之后，毅然将自己交付清军，只求用自己的一颗头颅，换得手下众兄弟的生命。然而，在我们的正史中，这个石达开的地位又如何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