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科学概念中，要举出一个人人都挂在嘴边、却又似乎没人能说清楚的例子，大概非“基因”莫属。你能准确地告诉我基因是什么吗？但如果有人奚落你“连基因都不懂”，或许你又会坚决否认：“基因这样众所周知的东西，我如何不懂？”
至于“社会基因”，情况就更复杂些，它的使用还停留在某种“隐喻”阶段，更谈不上什么严格的定义。不过，总得有一个出发点，不妨就认定下面这个定义：
一个社会的某种要素称为基因，如果它在社会的独立演进中能长期保持稳定，除消、涨、显、隐的变化之外，并无实质性的改变。
在用语上，社会基因、文化基因等词语，不妨不加区别。
在外观上，社会基因可能表现为风尚、气质、惯例等等。在一个非独立发展的社会中，基因可能因外族征服、民族融合、宗教侵入等而改变；也可能在某种强大压力下隐匿其外在表现，却并未消失，只是成了一种隐性基因，或者称为潜伏的基因。潜伏的基因极容易被忽略，但它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长久地存在着，不时表现出来，强有力地决定着基本的民族性格，是最值得重视的东西。
In the modern concept of science, to give an example where everyone is hungry but no one seems to be able to say clearly, it is probably not a "gene". Can you tell me exactly what the gene is? But if someone degenerates you “even the genes do not understand,” perhaps you will firmly deny: “How do I know things like genes?”
As for the “social gene”, the situation is more complicated, and its use still stays in some kind of “metaphor” stage, not to mention any strict definition.
无需深入研究就会发现，战国时代的秦国绝对独具一格，大大不同于关东六国。要解释这种区别的深层原因，刚刚提到的基因概念就派上用场了。
正是秦国或者秦人，有十分独特的基因。其主要者有：尚武、顺从、粗朴等等。正是那些以天下无敌的武力扫荡了六国的秦人，具有顺从基因，初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当然，秦人绝不会在战场上顺从其敌人，也未必顺从其周边的竞争者；只是彻底地顺从于任何已经支配他们的人，包括国君、长官、一旦被俘之后的敌方监管等等。秦人的顺从非常实在、完全且绝不因利害的计较而轻易改变。总之，这种顺从简直可爱极了。你可曾从历史文献上看到过，秦国的本土人在什么时候造反过？按理说，秦国苛政猛于虎，造反的理由多多。秦朝覆亡之后，原来的秦人很可能被杀得差不多了，但似乎不能排除，总有一些秦人幸存下来，潜居于关内外。汉代之初，社会并不安宁，反叛事件层出不穷。但你可曾听说过，有什么秦人造反的记载？应当说，被征服的秦人对于其新主人的顺从，实在无懈可击。有了如此出色的表现，还能说，秦人的顺从基因不货真价实？
为什么以彪悍著称的秦人有顺从基因呢？秦国发祥于西部边陲地带，逐渐从游牧生活进至农耕社会，其生存环境极其险恶严酷，在列国时代，是集权化与军事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在这样的经历中发育出顺从基因，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有这样好基因的民族，实在好统治啊。但一旦在战场上厮杀，人们眼中的秦人就似乎是虎狼之种了。此时，他们的顺从成了潜伏的基因。
对于关东六国，如果要举出一个基因，大体上为六国所共有而不为秦国所有，那就是对个人自由的崇尚；为表述简单起见，不妨就称之为自由基因。在一个似乎最不看重自由的国度，居然还有自由基因，而且古已有之，岂不是天外奇谈？但事实就是如此。
首先，不妨回顾一下东方六国——齐、楚、韩、赵、魏、燕——的历史。它们或者完全从土著部落发展起来，如楚国；或者由周朝诸贵族在其封地发展起来。这些国家所在的关东之地，曾经百族混居，小国林立，从未经历过什么大一统局面，其中的小家族甚至个人，都有一定发展空间，私人经商、办学、游说、游侠、养士等等，都有久远的历史与浓厚的气氛。正是在这块土地上，产生了各显神通的百家人士，包括孔孟、老聃、墨翟、荀卿、范蠡、张仪、苏秦、韩非、吕不韦、荆轲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如果没有适度的自由气氛与自由空间，这样的局面绝无可能。这一切就不为秦国所具有。你可曾听说，秦国产生过什么学者、学派、说客、游侠、奇士？也不要忽略，东部六国包括殷商旧地，殷人具有远远高于征服了它的周人的文化，而且颇重商业，这些都是培育自由的土壤。
一旦华夏归于一统，六国原有的自由空间就不复存在，从此个人自由也成了一种珍稀资源。但并不能说，原有的自由基因已经彻底消失，它只是成了潜伏的基因。此后两千年，“百代都行秦政制”，即使一般还不像秦代那样严酷，潜伏的自由基因也很难出头。经长达两千年的潜伏之后，今天自由基因已经显著地弱化了。但它毕竟还没有完全消失，终究将有苏醒之日，这不能不说是华夏之幸。
略知西方历史的人，都能看出西方人特别注重进取、征讨、探索、崇尚规则，这些可看作有别于东方的主要文明基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崇尚规则，尤其是崇尚法治，这已成为现代文明的一个最主要的元素；为表述方便起见，下面称之为法治基因。
法治远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包含多种要素。例如，法治必定包含平等的元素：一个成熟的法治社会必定要求所有人，或者至少一定范围内的人在法律面前完全平等；一旦这种平等丧失，法治也将荡然无存。因人设法的那种“法治”，绝对不是法治！其次，法治的实行需要一个常设的、非人格化的司法主体（法院、法庭等）。秦始皇圣心独断，或行政首长判案的那种“法治”，也不能称作法治。鉴于法治异常复杂且又十分精致，它并不能从任何土壤中发育出来，必然与较高的文明相伴随。
欧洲的法治基因最初生长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人们对于古希腊文明赞赏有加，但没有多少人注意到，它产生于一块极度严酷的土地上。希腊陆地破碎，海岛众多，资源贫乏，不可能建成一个自给自足的富裕社会。它从远古时代起就高度依赖于商业，而有成效的商业只能建立在某种自由、平等、守信的环境中，而这一切恰恰需要某种法治来维护。
可见，古希腊人的法治基因，是古代商业社会的产物或者遗留。
那么，西欧人的法治基因又从何而来呢？
西欧的生存环境固然与希腊人不尽相同，但也是高度类似的。西欧大陆并不过分广阔，而海岸十分破碎，港湾遍布。从远古时代起，西欧各地之间的海上交通就远胜于陆上交通。正因为海上交通发达，当时遍布欧洲大陆的原始森林、河湖泥沼，并不成为各民族交往的严重障碍。因此，西欧人对商业的高度依赖、频繁的商业活动、浓厚的商业精神，有久远的历史传统。这就不难理解，法治基因在整个西欧的存在，是很自然的事情。尤其是在古罗马，法治的源流并不迟于古希腊，而其发达程度，则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代法学界，始终尊古罗马法学为其鼻祖，绝不是偶然的。
另一方面，也不妨说，欧洲的法治基因正是古希腊、古罗马法治基因的继承。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西方古代世界的灭亡，伴随着空前规模的民族大迁徙，尤其是日耳曼“野蛮人”从四面八方向罗马帝国境内的大迁徙。这一大迁徙的过程，也是欧洲各个民族、各个文明相融合的过程。在这样的融合中，古希腊、古罗马的的文明基因，包括法治基因在内，自然成为其他民族文明基因的一部分。
“具有法治基因”与“建成法治社会”，当然不是一回事。就是古希腊社会与古罗马社会，也算不上真正的法治社会；在黑暗中摸索的欧洲中世纪，就更不用说了。但在漫长的中世纪，欧洲的法治基因何在呢？当然绝不会消失，而是潜伏下来了。唯因其没有消失，一旦人类迎来了近代的曙光，法治基因很快就苏醒过来，并支配了近代法治社会的构建。如果连这样一个潜伏的法治基因都不存在——例如开辟新大陆之前的印第安社会就是如此——近代法治社会还能从天而降吗？
如同生物基因一样，社会基因当然也有优劣之分。上述的自由基因与法治基因，无疑应当进入人类社会的优质基因库。至于“顺从”基因，其优劣如何，或许人们看法分歧巨大，且置而不论。
不太可能有争论的坏基因并不缺乏，专制基因就是明显的一个。那么谁拥有专制基因呢？就不必讲客气了，你我身上就有！祖上传下来的嘛，无可奈何啊。
何谓专制基因？这应该谁都知道，似乎不需要什么解释。但要准确表述也不容易。大概说来，专制基因是人类的一种倾向，它诱使个人（或一群人）将自己的意志以非法定的方式强加于他人。注意，仅仅是“强加于人”未必就是专制；警察在抓捕罪犯时，肯定要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但这是依“法定的方式”进行。可见，在对专制基因的界定中，“以非法定的方式”这一修饰词不可去掉。
在最一般的意义上，专制基因存于所有民族，且可追溯到人类的远古祖先，甚至动物社会。猴王或其他什么王对动物群体的专制，是很容易观察到的。不过，也不能说，不同民族身上的专制基因完全没有区别。专制也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在任何事情上我们都不愿意后于他人，在专制基因这一点上当然也不例外。真不必谦虚，我们拥有世界上少有的、货真价实的专制基因。就说专制基因是东方的特产，也无大错。
既然如已指明的，专制基因起于远古，就不存在追踪其起源时代的问题。但不妨检视一下专制基因明显展示的时代，这有助于认识它的特质、程度与表现形式。
说到专制基因，不能不提到王朝专制主义；而为此又不能不提到秦始皇的专制主义。专制主义当然不是秦始皇的发明，他必定继承了早就存在于他之前的某种专制基因。指出这一点，并不抹杀秦始皇的功劳：正是他开创了中国的王朝专制主义。这种专制主义绵延两千年之久，在历史舞台上演出了最多姿多彩的巨剧，其丰富美艳的程度，超过了人类大多数的想象。今天，作为一种专制主义文化的继承者，我们完全是以一种颇为得意的心情，来谈论那段光辉历史的，常常忘记了将它与专制二字联系起来。
每当我们看到出现在银幕上的帝王将相，看到人们疯狂地呼喊皇恩浩荡，看到激动人心的山呼万岁场面，就会情不自禁地感慨于雄图伟业的振奋人心，不能不欣赏那些奠定了万世帝业的千古英雄。谈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在我们心中那千古一帝的高大形象，可还沾染了一点点罪恶的血腥？在我们心中可还有对于历代帝王身后累累白骨的一点点联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的专制王朝，在人们心中留下的形象，竟然与它所携带的专制基因几乎脱离得干干净净，那个终究主宰了这一切的专制基因，在人们心中该埋藏得有多深、有多稳固啊！
在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一百余年之后的今天，再郑重其事地谈论王朝专制主义，不免有点时代倒错之感。无论山呼万岁的呼喊似乎还隆隆在耳，无论一片三跪九拜的穆穆朝堂似乎还历历在目，人们也不能不翻过历史的那一页，专制王朝毕竟已成为过去；无论还有多少遗老遗少活在今天，都不能再演一幕原汁原味的帝制活剧了。
今天唯一值得关心的只是一件事：专制基因今何在？回答肯定而干脆：它依然存活于社会意识的“心中”，也存活于我们每个人——包括你我他——心中。这一结果，应当使帝王崇拜者们深感满意：专制基因毕竟没有消失！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有那样多的人期待救世主降世？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现代帝王庙中依然会那样香烟袅袅？如果不是这样，何至于还有什么“白头山家族”一类的神话继续流传？凡此种种，岂不让人忘了今夕何夕？
但这一切终究改变不了一个事实：今天已是文明世界！因此，专制基因不再能保持原有的生存状态了，它只能潜伏着，恐怕还会长久地潜伏下去，直至其真正淡出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