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似乎不再是能激发兴趣的话题。但一旦有人说“文革旨在铲除官僚阶级”，那么，作为文革亲历者，你就很难一声不吭。文革前是否存在一个官僚阶级？官僚阶级是否应当完全铲除？这些都不是简单的问题，或许大有讨论余地。只有一点完全不必含糊：文革根本未曾想、没有也不可能铲除官僚阶级！否则，文革就真是一场圣战了。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oes not seem to be a topic that can stimulate interest. However, once someone says that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designed to eradicate the bureaucratic class," then as a person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you would be hard to say no. Is there a bureaucratic class befor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Should the bureaucratic class be completely eradicated? These are not simple questions. There may be much room for discussion. There is no need to be ambiguous at all: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did not think at all, did not and could not eliminate the bureaucratic class! Otherwise,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as a holy war.
文革前的官僚阶级
文革刚刚结束时，一位从不激进的老先生对我说：中国就是一个干部的国家！我当时颇有几分惊愕，但细想一下之后，实在无法置疑。说中国是干部的国家，当然不意味着国民人人都是干部，或者大多数人是干部；只是意味着，在中国干部占绝对支配地位，在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诸方面都无可争辩地占据优势。实际上，国家就是他们的，他们才是国家的真正主人！
话说到这一层，需要表达的事实已经完全清楚，并不需要套用官僚阶级一词，更不需要受什么《新阶级》（前南斯拉夫政要吉拉斯著）的启发。但也不可否认，对于一些具有根本意义的社会现象的恰当描述与分析，“阶级”概念具有难以替代的优势；这并非只是马克思的意见，在基佐、韦伯等思想家中也有普遍共识。只是，将“干部”称为“官僚阶级”，在观感上可能产生令人震惊的效果，后者无疑是一个很刺激的词，在中国的习惯语境下尤其如此。
如果不考虑“观感”因素，那么不妨据实承认，以“官僚阶级”指称“干部”，实在恰到好处。干部当然就是官，没有哪一级干部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官”，否则，流行的“官方”一词就没意义了。可能认为“官僚”一词略带贬意；实际上它是一个中性词，完全不必神经过敏。同样，“阶级”也是一个中性词，它只是表达一个其构成与利益都清晰可辨的群体，而干部显然正是一个这样的群体。在中国，“阶级”一词格外刺耳，乃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记忆与氛围，让人们深感恐惧之故。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干部”是否为“官僚阶级”，而是这个阶级的表现如何，在文革前人们如何看待官僚阶级。
实事求是地说，在文革前，大多数中国人对这样的问题几乎没有什么概念。自古以来，老百姓对于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和参与意识都极低，而且对衙门深怀恐惧，总是本能地回避与官场有关的一切。在被大力宣扬为“官民融合”的新时代，这种状态并无改变，实际上过之无不及。极左年代的超强势管治，更大大提升了人们对政治的恐惧感。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去想：官僚阶级如何如何。
但还是有少数敏感于社会现实的人，强烈地感觉到，官僚阶级的实际表现与新时代的理想严重背离。在某些时期，例如“大鸣大放运动”中，人们以最温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疑虑，而其结果则是，出现了一批批的政治受难者，最大的一批就是1957年的55万右派。这一类悲剧的频频发生，恰恰以一种特殊方式证明了：中国的官僚阶级不仅存在，而且表现极端强势，或者不如更准确地说是极端暴虐。
在文革前，对于官僚阶级的认识十分朦胧，而且仅流行于极小的范围内。恰恰是文革极大地提升了人们的认识。经历文革之后，“文革前官僚阶级就存在且表现不佳”，这种认识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确认，实际上已成为许多人的常识。民众认识上的这种提升，或许正是文革的主要成就。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对文革的正面肯定，那不过是歪打正着而已。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文革前的官僚阶级的以下表现都千真万确：
垄断全部权力，包括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与社会权力，且以专横的方式行使其空前强势的权力，专横的程度超过历代执政者。心安理得地享受物质特权，与下层民众（尤其是农民）的生活差距，并不小于今天。一个月工资200—400的高干，与“工分日值”不过几毛甚至几分的农民，其差距几何，已远远超出了任何常识的想象力。如果不是这样，大跃进期间何至千万人饿毙？以空前暴戾的方式对待老百姓。调集数以亿计的男女老幼挖煤、开矿、开河，在短时间内修筑成千上万的土高炉……，只是为实现那个异想天开的乌托邦！说什么人们热情似火干劲冲天，任何来自民间的人都不会相信这种神话；老百姓的苦难，完全不下于给隋炀帝修运河的先民。大跃进胡闹的大部分劳动都白费了，只是几乎砍光了全国的森林，毁灭了无数价值连城的文化遗产。对于如此肆无忌惮的官僚阶级，文革前的老百姓没有表现出哪怕是最轻微的抗议，这既是出于恐惧，也是世世代代养成的顺从。或许正因为如此，才不乏莺歌燕舞，让今天的五毛煞有介事地演绎出“热情燃烧的岁月”，以误导缺乏了解的年轻人。
文革中的官僚阶级
文革中还有官僚阶级？不是被文革烈火烧光了吗？这就是稚童语言了。难道文革中竟没了掌权者，或者掌权者真的全成了圣人？
首先，文革乱世尤其需要掌控者。文革中的掌权者主要包括如下三部分人：
崛起的新贵 其中包括红得发紫的江青、毛远新、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陈永贵、吴桂贤等。这些人要么沾亲带故，要么是为发动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左棍。陈永贵、吴桂贤等不过是为毛别出心裁的用人理念配景而已。新贵们红极一时，灸手可热，控制了中央文革，而这实际上就等于控制了权力中枢。
部分老干部 其中包括被认定紧跟毛主席的革命元勋，如周恩来、李先念、余秋里等；还包括结合进领导班子的中央与地方干部，例如纪登奎、华国锋、韦国清、吴德、马天水等。
军队干部 其中深度卷入文革的，是被吸收到中央或地方政权机构的军人，主要是林彪的各级老部下，如黄永胜、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这些人一度权势显赫，但相当多的人做了林彪事件的牺牲品。913事件之后，军队势力基本上退出了文职官僚系统。主要由以上这些人，构成了文革中的官僚阶级。
此外，文革官僚队伍中还包括少量造反派代表。但他们从未被授予真正的权力，仅仅作为诠释毛的文革理念的一种摆设，而且经历短暂的辉煌之后，很快被排除出去，其中许多人下场悲惨，饱尝铁窗风味，只有一度被毛选作接班人的王洪文，是唯一的例外。因此，这一部分人对文革中的官僚阶级不构成任何真正的影响。
余下的关键问题是，文革中的官僚阶级表现如何？与文革前相比，是否有本质区别？
就垄断权力与虐待民众而言，肯定远远超过文革前，这是任何经历过文革且无偏见的人不会否认的。可能有争议的是在特权问题上。一些无良文人对文革权势者涂了不少脂粉，例如说江青节俭、自律；说王洪文拿原来的低工资，陈永贵只拿补贴不拿工资；说张春桥、姚文元等如何清廉，甚至开会时自备茶水费，等等。这些也未必全非事实，权贵们是长于表演的。当然表象之下的真实情况远远不是这样。只是因为信息的高度封闭，局外人很难了解真相。但仅仅从那些典型事例即可看出，新贵们的胃口绝不低于旧人，实际上更无顾忌。像林立果选妃子、江青命令服务员跪着给她调试房间温度、王洪文在中南海打鸟飙车、康生仗势侵占故宫文物等等，在今天的哪个衙内阔少看来，都是十分荒唐的事情。至于对女知青的广泛性侵、无处不在的开后门——毛本人就承认“我无非是送了几个女孩子去北大”——利用权力调看禁书禁片等等，在文革中只能算寻常小事了。这一点也不奇怪。如果新贵们不这样干，才真成了世间怪事。首先，大多数文革新贵正是因为素质很差、无法无天才抢到上升机会。最主要的是，新贵们几乎权力无边，有权不用，简直如同违背宇宙定律！“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条铁律，真是找到了最合用的地方！
对官僚阶级的圣战
那么，文革的大刀，是否向官僚阶级的头上砍去呢？
文革中与文革后的左派文人们，就是这样鼓噪的。文革旨在反修防修、铲除官僚主义与贪污腐败、铲除各种特权与不公、实现普遍平等的理想——总之，文革就是要对官僚阶级宣战，并务必彻底歼灭之！这种美如福音的高调已经唱烂了，文革发动者就已唱得够多。
事实当然不是这样，否则中国早就成为人间伊甸园了。
且看在文革圣战的凌厉攻势面前，官僚阶级如何了。
就在文革初期的短短的几个月内，大多数老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都被打倒了，这可都是领袖的股肱之臣啊。这种自断羽翼的事情，确实古今中外都无先例，其气魄之空前，岂能不震惊全世界！正是这一壮举，使得“文革讨伐官僚阶级”之说，几乎成了定论，而且至今都让一些天真的人，其快意直透五脏六腑。
最大的历史误会实在莫过于此。首先，几乎没有一个被打倒的官儿是以贪腐罪行遭清算的。老干部的倒霉，理由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即政治上不够忠诚。且不说这一罪名如何荒唐透顶，与贪腐怎么也沾不上边。尤其是那些因牵连彭德怀案、思想右倾、搞“三自一包”、物质刺激等等而被打倒的人，恰好是党内有良知的佼佼者。其次，被打倒的大部分干部，尤其是中下层干部，很快就被解放或者被搁于安全位置。这一点特别证实了：“打倒一大片”不过是配合打倒刘少奇的苦肉计，这幕戏该如何演，大概一开始就筹划好了，蒙在鼓里的只是那些少不更事的红卫兵小将。当然，为使戏演得更逼真一点，不免有一些无辜的官员迟迟得不到解放，真的成了牺牲品。这一类人的命运，就如同江西时期的“AB团”、延安时期的“失足者”一样，不过为锻造“***思想”增加几件祭品而已。
总之，由文革的遗老遗少幻想、鼓吹的那个“打倒官僚阶级的运动”，既没有被领袖预先设想过，也没有被认真策划过，更没有真正发生过。在中国，确实发生过一场几乎以所有干部为对象的政治运动，那就是刘少奇具体操盘、且投入了极大精力的四清运动。指责四清运动“形左实右”、认定绝大多数干部都是好的、亲自出来纠偏的，正是伟大领袖。说领袖有意用文革来打倒官僚阶级，只能是“恶毒的诬陷”，绝对不合政治逻辑。
至于“文革中的官僚阶级”，正是文革赖以进行并达到预定目标的骨干队伍，更不可能成为文革的讨伐对象。
这样，如果界定文革为“对官僚阶级的圣战”，那么这样的文革根本就不曾发生过！
文革后的官僚阶级
谈论“文革后的官僚阶级”，对于本文议题似乎不太有意义。不过，对文革之后中国社会的演进路径的观察，有助于看清在文革中扑朔迷离的那些谜案。
后文革年代的主要变化是什么？是主流舆论所宣称的“大国崛起”，还是左派所谴责的“两极分化”？这些判断都不无道理，但未必是最本质性的东西。实际上，
后文革年代最影响深远的变化是官僚阶级的崛起。
怎么文革后才崛起呢？难道文革前没有过官僚阶级？这就需要澄清一下：此处如此表述，意在强调，官僚阶级经过文革的冲击，文革之后再度崛起，其权势、财富、统治技术、气度与野心，都达到以往根本无法比拟的鼎盛阶段。
邓时代与毛时代当然有很不同的景象。不过，这只能说明邓与毛有很不同的治国理念；绝不意味着，邓实现了什么改朝换代。在基本队伍上，邓时代的官僚阶级还是毛时代的那些人，被清洗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在毛时代不过是一些叫得很响的小爬虫而已，在传统的权力结构中并不具有真正的重要性。后来官僚阶级固然被迅速更新，补充了大量更有文化的新人，但其基本格局与精神传承，却没有任何重大变化。
简言之，文革前官僚阶级的真正继承者，正是由邓奠基的“文革后官僚阶级”，而不是毛在文革中匠心独具地创建的那个不伦不类的混合物。
但要强调的是，从根本上说，邓的建树并不违背毛的初衷，只是摒除了一些过于异想天开的乌托邦幻想而已。邓与毛都需要一个高度集权的、全面管治的、没有杂音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能实现官僚阶级的独占统治。邓看清了这一点，并身体力行地实行之，同时兼顾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此不排除使用某些资本主义的方法；毛似乎看得不是很清楚，尤其忽略了官僚阶级对财富的向往与追求。
在这种意义上，毛失败了，而邓却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