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与革命势同水火，岂有保守的革命？但大千世界就是无奇不有，有些革命还真的尽显其保守面貌。这样的革命能有价值吗？
谁都知道英国是一个保守的国家；要不，怎么会现在还由保守党好端端坐在台上呢。不过，保守到连革命也是保守的，那就有些难以置信了。而英国历史上就是有很保守的革命，那就是发生于1688年的光荣革命。光荣革命不只是其故事很具有戏剧性，而且在世界历史上的意义也非同寻常。
1640年代，由克伦威尔领导的英国革命推翻了王权，而且砍了国王查理一世的头——这次革命不仅不保守，简直太激进了。不过，这样的事情从此就在英国绝了迹。1658年克伦威尔病逝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查理一世之子查理二世登位。自然少不了对革命的清算，但也不可能将对抗王权的势力赶尽杀绝，至少议会还维持着有限的作用。1685年，查理二世的弟弟詹姆士二世继位，他性格乖张，行为暴虐，与国会的关系急剧恶化。
这位国王也确实大意了，英国国会岂是易摆布的主？怎么也不能忘记，仅仅40余年前，国会曾干掉一个国王，怎么就不能同样干掉詹姆斯二世？不过，这一次国会还算够温和的，只是从外面请来一位国王取代詹姆士二世罢了。
请来的国王是荷兰的执政奥伦治亲王威廉，威廉的妻子玛丽是詹姆士二世的女儿。从继承关系来看，国会以威廉夫妇继位的主意，不能不说精明之至，这使得素来保守的英国人不能不认可新君的合法性——在英国这样的国家，合法性可不是可有可无的。
尽管如此，国会方面对于詹姆士二世可能的抵抗，还是做了一定的准备；威廉也没有完全排除与其岳父兵戎相见。不过，事情比设想的更顺遂，仅仅率领1.5万人的威廉一登上英国西南海岸的托尔贝，就得到英国国内的普遍支持，众叛亲离的詹姆士二世就只有出走一途了。这样，威廉夫妇就兵不血刃地取得了王位，分别成为威廉三世与玛丽二世。这样的革命，岂不光荣之至？光荣者，就包含了和平之义。
如果仅仅是王位更迭，就还说不上是革命。但事情还没完。现在轮到威廉夫妇与国会博弈了。其间有多少讨价还价的细节，就不去说它，主要的是结果十分理想——这正是“光荣”之主要所在。新国王与国会终于达成协议，其内容就体现在国会于1689年通过的《权利法案》之中，13条法案规定：未经议会同意不能停止任何法律的效力；不经议会同意不能征税；除经议会同意外，不能征募或维持常备军，等等。这样，光荣革命就完满完成了。
光荣革命的保守性是双重的。它几乎完全弃绝暴力，采用王位继承这种形式，就已经够保守了。国会的法案开启了王权的一种新模式，当然颇具革命性，并不保守。但这种模式竟然能长期维持下来，且导向一个成熟稳定的议会君主立宪制度，则充分体现了对传统与合法性的高度认同与稳定继承。这样的保守性，绝对是世上少见。
与英国相反，法国可不是什么保守的国度，只要看看法国大革命，就知道法国人能干出什么激进的事情来。这样一个具有浪漫、激进传统的民族，也能有它的保守的革命，就更加令人感兴趣了。法国的七月革命，就是这样一次革命。
谈到七月革命，且别急着翻阅中国教科书。从中国教科书看来，除了巴黎公社之外，19世纪的法国史，似乎就与革命无缘了，当然没有“七月革命”的事儿。
1815年拿破仑最终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之后，波旁王朝第二次复辟，国王路易十八统治到1824年。这正是《红与黑》中于连生活的年代。以为那是“还乡团”统治下的完全的黑暗，那就是一种中国式思维了。其实，复辟年代并未完全取消法国革命的成果；在法国革命中得势的那一部分人，也没有完全丧失他们的既得利益，他们只是不完全满意罢了。1824年查理十世接位之后，热心恢复旧制度，就引起了普遍的不满。
1830年7月，查理十世颁布七月敕令，封闭自由派报刊，解散议会。这在巴黎激发了由学生领导的起义，这就是史称的七月革命，参加民众多达8万人。起义者在击退王室军队后，占领了卢浮宫与杜伊勒里宫。8月2日，查理十世宣布退位，被允许流亡英国。立宪派控制局面之后，国会拥立奥尔良公爵路易·菲利普（1773—1850）为国王，开启了“七月王朝”。
与英国的光荣革命比较，七月革命谈不上光荣：在巴黎的街垒战中血火横飞。但七月革命也谈不上激进；若与当年的法国大革命比较，简直不算一回事，因而不能不被称为保守的革命。
七月革命的保守性至少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七月革命可以说足够温和，以法国的激进传统来衡量尤其如此。此前的法国大革命，以及后来的巴黎公社，都要激进得多。
其二，七月革命并没有推出一个新的罗伯斯庇尔，或者一个新的拿破仑，而是推出了一个相对温和、理性的新国王路易·菲利普，他在多数时候持中间路线，被称为资产阶级的国王。当然，身为国王，他不可能不干一些不得人心的事情，例如弹压骚动民众之类。这种时候，路易·菲利普自己与巴黎人未必还记得，当年路易·菲利普曾参加雅各宾俱乐部、改名为“菲利普·平等”，表现出十足的革命狂热。
总之，七月革命的温和结局，使法国避免了一次新的大劫难。这既是法国之幸，也是欧洲之幸。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除了农民起义之外，中国古代史上似乎再无其他革命了。这是我们的教科书的一种典型误导：王侯将相宁肯革命乎？其实，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最有价值的革命，恰好是由王侯将相主导的。赵匡胤所完成的，就是一次这样的革命。
赵匡胤（927—976）其人看起来，远不具有什么完成革命的“光辉形象”，他原不过是周世宗手下一个普通军官而已。赵匡胤的某些特质再加上他的特别好运，使他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晋升机会，在极短时间内就爬到了高位，而且恰好是一个能顺手摘取王冠的位置：禁军的主要军事首长殿前都点检。而他的主子周世宗，偏偏不早不迟，在一个最有利于赵匡胤的时候死去，留下的孤儿寡母，就只有听赵匡胤摆布了。
于是，赵匡胤就演出了史上最狡诈、最伪善的逼宫戏：他在“奉命出征”契丹的途中，哗变军人发动“陈桥兵变”，让赵匡胤“黄袍加身”，“强迫”他返回京城做了皇帝。这幕戏演得如此娴熟，几乎毫无破绽，也不知赵匡胤与其手下经过了几次彩排？真不瞒你，我在少时读到这段故事时，对赵匡胤被迫穿上黄袍的无奈，是一点也不怀疑的。
从官修正史上读到的赵匡胤夺取大位及巩固政权的过程，如此干脆利落，似乎就是两个短促而相继的环节：“黄袍加身”与“杯酒释兵权”而已。倘真如此，赵匡胤的革命也未免太轻松了。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在登位前后的那段短时间内，赵匡胤与其核心幕僚，对军队与文武高官进行了极为复杂与迅捷的调遣，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不过，这些动作大多并没有伴之以流血；但其谋略之高超与气氛之紧张，也不下于一场战争。
赵匡胤出身贫寒，早年颠沛流离，虽然颇爱读书，但并没有机会受到经世之道的系统训练，不能等同于张良、曹操等高瞻远瞩的大战略家。但他以其朴素的思考与丰富的阅历，悟透了帝王权力的一个诀窍：绝不能让任何武人对兵权有可乘之机！而这就需要根本地改变当时的官僚系统，使之永远杜绝任何人拥兵自重的机会。正是这件事成了赵匡胤的首要目标；而这样一个似乎难以达成的目标，竟被他在短期内达到了。这样一件似乎纯粹由一时的王权利益驱动的事情，最终导致中国王朝体制的革命性转折，初看起来颇出人意料。赵匡胤成功到什么程度，只需举一个事实就够了：大宋三百年天下，几乎没有叛将、没有兵变、没有内乱、没有割据……。不要以为，这不过是赵家独收其利而已。实际上，此于天下苍生，岂非实实在在的福祉？
上面讲述了三场革命的故事。前两场在历史上固然有革命之名，其特异性是明显的。今天的中国教科书，介绍英国光荣革命时，只说是政变。至于赵匡胤的黄袍加身，在中国教科书中从未有过革命之名。从主流理论家的眼光看来，三场革命都算不上革命，这就有了“不是革命的革命”。
从我们的传统政治哲学看来，上述“革命”都不成其为革命：
其一，它们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制度或者政治制度。例如，在赵匡胤之前或者之后，中国都是“封建社会”与君主专制制度；赵匡胤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什么根本改变。
其二，它们既未由某个革命阶级主导，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革命阶级的状况。例如，赵匡胤所主导的事变，并不直接涉及农民阶级；而农民被认为是那时的唯一革命阶级。
其三，它们都不是在某个革命理论启发下、并遵循革命理论的指导完成，这些都造成了革命色彩的欠缺。
这些说法的荒唐与浅薄显而易见，因此不必置评。
但对于主张它们是革命的理由，就必要作某些细致的思考。首先指出，所谓革命，无非是社会的某种突发性事变，它至少在某个方面实质性地改变社会或国家的形态。我不想宣布这是一个严格的定义，但相信它接近于对革命的通常理解，而如此也就够了。依此衡量，前述的三个例子毫无疑问都属于革命。
或许，最后一个例子略显模糊，不妨稍作说明。
赵匡胤的革命并非止于黄袍加身；如果是这样，它与类似的政变就没有本质区别，视其为革命就颇成问题了。实际上，赵匡胤的革命包括了一连串精心筹划、前后衔接的步奏，其中最重要的步奏之一就是“杯酒释兵权”。最终结果是：赵匡胤创造了一种很不同于前代的统治模式，其最主要的特点就是：
彻底的文官统治与军队的国家化。
这个成就意义之重大，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简言之，赵匡胤竟然一手将其统治提升到了初步合于现代理念的高度！有了这样令人惊叹的成就，还不能说他完成了一次革命？
当然，如我们已在前面指出的，这些革命都是保守的革命。现在要强调的是，三者的保守性具有某些共同的特征，这一事实不无普遍意义。主要的共同点是：
温和性 这意味着仅仅依靠和平手段或者很低度的暴力。在革命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英法两国国会，倾向于采用和平手段是很自然的，国会本质上就是一种非暴力的权力机构。一生只有军人经历的赵匡胤，能节制自己使用武力的冲动，尽可能以和平方式完成艰巨复杂的政治博弈，则是极不寻常的。因此之故，说赵匡胤是眼光远大、手腕高超的政治天才，也不为过。
有限目标 这意味着只在少数特定的事项上实现创新性突破，而在其他方面继承传统的制度与惯例。因此，保守的革命是极其低度的革命。正因为如此，那些抱负非凡的人势必不屑一顾，根本不将其视为革命。然而，正是将革命目标限制在较小的范围内，大大增加了其成功的可能性，其好处是不言而喻的。
充分利用旧阵营中的力量 在这一点上，赵匡胤的做法也是很典型的，同样表现出非同寻常的智慧。“黄袍加身”之后，赵匡胤几乎保留了旧朝的全部人员，官职原封不动；特别，保留了原来的宰相范质。这种少见的聪明做法，使得政权的过渡极端平静，杜绝了通常难免的那些破坏与挂碍。这种近乎完美的连续性，使文明要素的继承得以保持，而这正是“保守”一词的应有之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