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文化中，以下警句是最著名的：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此语固然既经典而又精炼，实际上不过是一句大白话，其含义已如此清楚，似乎无需任何解释。但若考虑它的社会功能，情况就远非如此简单，其所关涉竟出人意外地广阔。
首先应当指出，就其本性而言，所述警句纯粹是规范性的，而非实证性的。也就是说，它只是指出应当如何，而并非断定某物是怎样。因此，这里用不着作真伪的判断。所引警句只是一种策略取向的宣示，无非是表明一种态度而已，尽管是一种十分极端的态度。
但要知道，该警句可不是为咬文嚼字的书斋学者准备的，而是给踏上征程的战士们的训谕，这可不是听听罢了，而是一定要执行的。那么，执行者会干得很棒吗？
首先，你可能不知道如何判定誰是敌人。
在战场上是清楚的：敌人当然是希特勒、日本鬼与蒋介石。
在和平时期情况已有点复杂。且不说有点“陈腐”的基督教教义，它似乎只知道四海之内皆兄弟，而这只会让雄视天下、无所顾忌的人嗤之以鼻。不过，在国民中划定敌人的确已不合时代潮流。
罗马帝国发明了宣布它所不喜欢的公民为敌人的统治方法，此方法在法国革命中由雅各宾党人继承，后来被斯大林发扬光大并使之登峰造极，此后又为其他许多国家效仿。但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至少在理论上已不再奉此为圭臬了。
现代法治国家的公民中不免有罪犯，因而有守法之人与违法之人的分别，但并无人民与敌人之分。民主社会固然有“政敌”一词，但那实际上不过是指称对手，并非敌人。
在一国之外，除某些犯罪组织与个体（如贩毒犯、恐怖分子）之外，也可能有敌国，此外并无别的敌人。但宣布某国为敌国，是十分严重的事情，非理智的政治家所敢轻言。
今天的中国似乎并无敌国。你能断然说美国是敌国吗？要是哪个媒体人敢公开这样说，可就要惹大麻烦了，说不定会砸了饭碗。
可见，判定敌人并不容易。不过，且将此问题擱在一边，就本文的论题而言，它并不是最重要的。
或许，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反对敌人所拥护的一切吗？在好几十年中，我们是以美帝为敌的，现在不妨就设定美帝为敌人说事吧。
现代史似乎能够证明：在第二次中东战争中反对英法出兵埃及、在联合国通过决议制裁南非的种族隔离、围剿国际贩毒组织、缔结核不扩散国际条约、反对前苏联侵占阿富汗、反对萨达姆侵占科威特……，凡此种种，美帝无不拥护，甚至是带头拥护。对于这些，我们能一概加以反对吗？大概没有一个谋士敢如此向中国领袖建言。倘当真如此，我不知道还如何能在这个星球上立足。
同样要命的问题是：我们真的能拥护敌人所反对的一切吗？因为不易举出其他敌人的例子，还是继续设定美帝是敌人为例吧。也是现代史证明了：苏修称霸、准备对中国核基地实行外科手术打击、犯罪组织跨境贩运珍稀动物、非法移民、对动乱地区或犯罪组织出口武器、灭绝种族的大屠杀……，这些都为美帝所反对。难道，我们都要反其道而行之，对这些统统表示拥护吗？
不必再多费唇舌了。即使我们情愿，要真正实行“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也是办不到的，除非你不怕自外于全人类。
这就说明了，所引述的著名警句并无实用价值。
令人感兴趣的是：事情既然如此清楚，几乎无法置疑，一句大白话怎么会如此流行，以致真正上升为国家哲学呢？这才是真正值得探究的问题所在。此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远非三言两语所能回答。
依然得回到前面已提到的敌我问题。我们的文化习惯于某种简单化的二分法：善与恶；好人与坏人；敌与友，等等。这种思维得到古今圣贤的充分肯定，且被载入经典，广为传播，以致几乎深入每个人的骨髓。
这种两分法简单易行，容易为我们的常识所接受，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用于日常生活确实也无碍大事。只是它一旦成为治国理念与外交指南，就显得有些麻烦，但也未必有很多人看出其中的问题。
就算敌我营垒分明，怎么就一定要反对一切敌人之所是、拥护一切敌人之所非呢？
其实，这并不是一个理性问题，不过是一种情绪化的宣泄。人们会说，你既然是我的敌人，那就得与你不共戴天！我就是要与你全面对抗，绝不留丝毫能够共处的余地。
我们常常愤然宣布，敌我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没有任何合作余地。这种完全不容松动的决绝，这种大义凛然的豪言壮语，常常容易在大众中获得共鸣，很少有人认为这有什么不妥。至于学者呢，很难说他们竟完全懵然无知。但他们很可能仅仅将这当作无关宏旨的宣传语言而不予深究；或者，明知其非而不敢明言。
在敌我之间划出绝对的界线，而且将世间万事万物在敌我之间作绝对的划分，不容任何通融；凡属于敌者，我永远不要、不学、不容。如此坚持，实不啻为抗敌的最高境界，其中真还透出某种崇高感，这让明白人难以置言。
而且也应承认，其中不无创新之意，还真没有其他哪个政要这么明白宣示过，将话说到这种地步。
正是敢于将话说绝的人，更容易被大众视为好汉甚或英雄。
尽管如此，还是不得不说，就其本质而言，那成为最高境界的抗敌口号，终究不过是一种打架情结，任何斗红了眼的一对对手，双方都会很自然地产生这种心态。
角斗者在盛怒之下，与对手已无任何通融之处，此时并无理性可言。就是要与对手拼命作对，在一切事情上作对，彻底地对着干，方解心头之恨！那种恨意之深，你只要问一下骂街的泼妇就知道了。吵架的心态，衍生出某种行为准则，无论如何包装，无论如何哲理化，都不可能成为崇高价值，它的肤浅、粗鲁与悖理，在稍明事理的人看来，该是一望而知的。
如果上述的事理分析还不足以服人，那么不妨诉诸历史。现代史提供了足够多的证据，说明吵架心态之贻害无穷。
没有比朝鲜更好的例子了，它刚刚除掉了一个千古逆贼。正是金家三代忠实地实践了“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这一准则。其结果当然是将自己彻底孤立起来，且陷其人民于绝境。此中详情，尽人皆知，不必细说了。
与“反对……拥护”论者的判断相反，真实的世界要复杂得多。世界不仅是多元化的，而且不得不共存的个体或族群，彼此有多得不可胜数的共同利益、共同关切、共同期待，哪里能事事作对、处处相争！唯其如此，人类社会才能够存续至今，否则，它早已灭亡了。
上述立论可能会被人讥为抹杀矛盾，否定斗争。这种说法，几乎无需置评。毫无疑问，人际与国际的矛盾与冲突永远存在，且未必一定有害，只要在一定规则内博弈就无妨。在任何情况下都谈不上绝对的冲突与绝对的对立。
**“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时代已经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