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岐山敦促人们读《旧制度与大革命》，当然自有深意在焉，只是我辈浅陋，未能领悟。不过，即使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亦未必无益。例如，如下的观察或许就可收仁智互见之效：法国大革命中，人们只是心急火燎地忙于除旧布新，恨不得一天创一个新局，急呼呼地狂奔，竟一直走到了革命的反面。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岂是孤例？
好谈革命的人，最推崇的多半是十月革命，或其他什么打江山的革命。其实，真正最耐看的还是法国革命，其精彩之处在于，弹指之间好戏连台，几乎每天都有新节目出来。如果你在现场，那真会一饱眼福、流连忘返。要概括法国革命的特点，只需用一个字：急！重大事件，急匆匆地来去；重大使命，急匆匆地履行；重要人物的头颅，急匆匆地砍去；重大战役，急匆匆地开展……，简言之，急匆匆地打发历史！推动法国大革命的，可都是些顶天立地的英雄啊，他们最缺少的就是耐心，哪能磨磨蹭蹭呢？他们要将思考了好多年、酝酿了几十年、孕育了几百年的革命，在一朝一夕之内完成！
要对法国革命的急促程度有一个具体印象，最好是浏览一下那几年的一个大事记：
1789年5月5日，诱发革命的三级会议召开，国王路易十六要求讨论增税，而第三等级却拒绝增税；6月17日，第三等级代表宣布成立国民议会；7月9日，国民议会宣布改称制宪议会，开始制定宪法，心有不甘的国王则开始调集军队；7月14日，巴黎民众攻克有专制堡垒之称的巴士底狱，这一天后来成为法国国庆日；武装起义漫向全国，制宪会议乘机掌握政权；8月26日，制宪会议通过《人权宣言》；10月，国王被迫从凡尔赛宫迁入巴黎，处于革命势力的影响与监控之下。
1790年6月，制宪会议废除贵族头衔；成立最高法院；没收教会财产，实现政教分离。
1791年6月，国王出逃失败，废除王政的呼声高涨；9月，颁布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制，制宪会议随之解散；10月1日，立法议会召开。
1792年，干涉法国革命的外国联军攻入法国；7月11日，立法议会宣布祖国处于危急中；巴黎发起激进民众运动；8月10日，推翻波旁王朝，拘禁国王，吉伦特派掌握政权；9月21日，普选产生的国民公会开幕，次日成立法兰西共和国。
1793年1月21日，国民公会处死国王；2月，普鲁士等组织反法同盟；6月2日，雅各宾党人主导的民众运动推翻吉伦特派统治，建立雅各宾专政；6月24日，颁布1793年版宪法；7月，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公安委员会执政，开始恐怖统治；10月，大批处决吉伦特派人士。
1794年初，外国武装被赶出法国；雅各宾派内部纷争激烈；7月27日，热月党人推翻罗伯斯庇尔并将其处死，开始热月党人的统治时期；1995年10月26日，解散国民公会，成立督政府，恐怖时期结束；1799年11月9日，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推翻督政府，建立独裁统治；1804年，拿破仑称帝；1814年，波旁王朝复辟。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法国政坛经历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制、议会制、雅各宾专政、执政共治、帝制、君主复辟，让法国这艘大船，在惊涛骇浪中摇摆翻滚，岂不惊险异常，随时可能堕入深渊？
法国革命根本就不是一场深思熟虑、前后一贯的革命。它每过一段时间就更换一回舵手：立宪党人、吉伦特派、雅各宾党人、热月党人……，这许多人的目标岂能一致？吉伦特派推翻立宪党人，当然同时推翻立宪党人奋力争来的所有成果；然后雅各宾派又重演故事，而且更进一步，干脆割了对手的脑袋！随后，雅各宾派自己的脑袋也被别人割了。这幕戏就一直在腥风血雨中演下去，直至波旁王朝复辟，举国折腾二十多年之后，似乎又回到了原点。
催生了法国革命的那些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狄德罗、伏尔泰等人，既没有参加大革命的机会，更没有规划大革命的可能，但他们的理想毕竟已写在法国革命的旗帜上：自由、平等、博爱。如果这些就是法国革命的目标，它们在革命中实现了吗？
攻陷巴士底狱两年之后，立宪党人完成了制宪，立宪君主制初步成形。如果能假以时日，革命目标未必不能实现。但立宪党人主导的立法议会掌权还不到一年，性急的吉伦特派就不满意立宪君主制，急急忙忙推翻立宪派，过渡到共和国。这种共和制当然不会完美，但只要有人呵护它，并非没有完美的前景。但实行还不到一年，又被更激进的雅各宾派的恐怖专政取而代之。这样一来，就不再在推进革命，而是离革命目标愈来愈远了。直至巴黎街头血流成河，哪里还有什么自由、平等、博爱的影子？
愈来愈激进的掌舵者：丹东、罗伯斯庇尔等人，究竟如何思考他们的目标与策略，今天已难详悉，他们也许有理想主义的热诚，但就不担心滑向最初目标的反面？当罗伯斯庇尔一个又一个地砍下别人的头时，难道还真正坚守着当初的自由平等理想？
1900年前后的世界，各国统治者都在力图革新自己的国家，无论是自觉还是被迫。俄罗斯帝国的情势可能最富有戏剧性。
自彼得大帝时代以来，俄罗斯就在跟上欧洲的潮流与固守传统之间，跌跌撞撞地颟顸而行。历任沙皇都非庸碌之辈，但他们对于开疆辟土、炫耀武力的兴趣，远远大于革新制度的兴趣。因此，除了版图飞速扩大之外，俄罗斯帝国几乎面貌依旧：既是令人生畏的北极熊，同时也是欧洲反动势力的顽固堡垒。但到19世纪后半，再顽固的沙皇也能看出，倘再不改革，俄罗斯将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欧洲的步伐。
亚历山大二世是一位开明的沙皇。1861年，他采取了一个勇敢的步奏：一举废除了农奴制。与此同时实行的一系列改革，开启了一个大改革时代。其后40年，俄罗斯的经济有长足进步，但其他方面就少有改观，1881年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尤其顽固保守。
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俄罗斯是天塌地陷般的事件：一个地跨欧亚的庞大白人帝国，竟然败于黄种人的蕞尔小国之手，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羞辱了。在这种时候，不可能还有人坚持沙皇制度无懈可击。1994年继位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肯定不是反对派眼中的仁慈君主，但还不失为一位励精图治的沙皇。这样，从1905年开始，俄罗斯经历一个动荡的变革时期，其过程固然不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翻江倒海，但也足够惊心动魄。
在短短两年中经历了许多重大事件。不妨浏览一下大事记：
1904年，自由派人士成立“解放联盟”；11月30日，莫斯科市政府通过决议，要求选举国民议会、实现完全的出版自由与宗教自由；12月12日，沙皇颁布诏书，其中包括一系列满足反对派要求的改革措施；彼得堡爆发大规模罢工，得到民众支持。
1905年1月2日，由神父组织工人向沙皇请愿，支持民众多达20万人，恰值沙皇移居别处，民众与冬宫卫队发生冲突，造成大量死伤的惨剧，形势急剧恶化。1月18日，沙皇解除内政部长的职务，组织以议员为首的调查委员会；3曰3日，沙皇颁布《布雷金诏书》，包含了若干改革措施；5月24日，莫斯科召开市议会代表会议，要求成立国家议会；6月6日，沙皇应允成立人民代表会议；8月9日，沙皇同意成立国家杜马，其方案不能使民众满意；10月，圣彼得堡苏维埃成立，发起大规模罢工；10月30日，沙皇发布诏书，满足民众的一系列重大政治要求，大多数抗议活动平复；11月，黑海舰队的施密特少校领导兵变，遭镇压后被处死；12月18日，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发动大规模罢工，遭到军队镇压，致1000民众死亡。
1906年3月，举行第一届国家杜马选举，选出566人，包括宪政民主党、劳动团体党、社会民主劳动党等党派人士，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抵制选举；4月23日，政府颁布基本法，设定有限制的民主；4月24日，第一届国家杜马开幕；5月6日，斯托雷平出任大臣会议主席，开始主导一系列重大改革，包括土地改革。
俄国革命当然不能与法国革命等量齐观。尼古拉二世远比路易十六强势，且在俄罗斯的传统中，对民众使用武力也更少顾忌；而习惯于吻老爷靴子的俄罗斯民众，似乎也比巴黎暴民温和。
尽管如此，仍然可以发现俄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某些类似之处。最主要的是，对于民众运动的几乎每一次爆发，尼古拉二世都作出了较积极的回应，颁布若干改革举措。俄罗斯民众素来容易满足，但较激进的组织者却总嫌改革的步子太慢，不断掀起一波又一波的抗议运动，使局势刚刚接近平息，又起波澜。
在这种情况下，另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因素就起作用了。此时的俄罗斯已经拥有组织严密、惯于秘密活动的强大地下力量，这就是令人谈虎色变的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信条就是“不断革命”！倘民众不满足于沙皇的让步，他们正好求之不得，可以乘势组织新的运动。斯托雷平执政之后，俄罗斯进入一个稳定发展期，1905年革命的那些成果，被逐步消化并开始发挥正面作用。布尔什维克暂时潜于地下。十年之后，随着那“一声炮响”，斯托雷平时期的全部改革成果都化为乌有，什么“普选制”、“国家杜马”、“法治政府”，都推迟到了一百年后的普京时代。1905年那些急于求成的人，连后悔的机会都没有了。
如果说，在法国革命与俄国1905年革命中，急于求成的是反叛势力，那么，在戊戌变法中，急于求成的是光绪皇帝和他的那些浮躁的心腹臣子。谈到戊戌变法的失败，被谴责的首先是慈禧及其周围的守旧官僚，这当然不无道理。但维新派方面的急躁冒进、幼稚无知，也是失败的重要原因——毋宁说是主要原因。不妨设想，即使没有慈禧、没有荣禄、没有其他强势守旧大臣，光绪、康有为主导的那种维新，恐怕也会搞得一塌糊涂。
不妨看看，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与其支持者干了些什么。
1898年6月11日，光绪颁布《明定国是诏书》，由此开始百日维新。此后一百余天内，光绪就变法发了一百多道诏书，几乎一天一道，按今天的说法，也就是一天一道皇帝令。如果真正实行起来，那个满清朝廷还不翻了天？变法的主要智囊与设计者康有为，为等来这一天，几乎准备了20年！其间他会考察多少、筹划多少？或许，光绪发布的那些诏书，康有为在多少年之前就备好腹稿了。况且，当日变法也不是凭空虚构，主要思路与方案都采自外邦，有关的信息早已车载斗量，对许多了解世界的人来说不过是些常识，只有那些老朽官僚才茫然无知。可见，若变法只是下诏书，那真不是什么难事。
播下种去有什么收获，就要看诏书的内容了。主要涉及以下事项：
机构之兴革：拟设懋勤殿、铁路矿务总局、农工商总局等等，这些办与不办，或许一时还无大碍。但裁撤衙门就不那么简单了。柔弱的光绪在这件事上完全谈得上勇猛，像詹事府、通政司一类的衙门，他一次就裁撤了十余个。如此裁下来的冗官，仅京师一地就近万人。那时候又没有什么安置的机制，岂不哭爹喊妈、喧嚣一片？
人员之任免：提拔维新派人士，如杨锐、刘光第、谭嗣同等提为军机衙门章京上行走，这虽然使守旧阵营不快，但还问题不大。要命的是革除。光绪一次就革除了怀塔布等6名阻碍变法的礼部堂官（副部级高干），这些人对维新派还能不恨之入骨，还能不到慈禧那里去哭诉？
其他诸如创办京师大学堂、武备大学堂、译书局之类的举措，虽然未必立即可行，也不至于备受反对。还有提倡工商立国、奖励科技发明之类，不过是申明一种理念，老朽们听来虽不悦耳，也不见得会说什么。
凡此种种，洋洋洒洒，确实蔚为大观。对于一个没有出过宫门的皇帝来说，能想到或者至少认可这许多新东西，已经十分难得了。问题是，这可不是说说而已，都是要成为国策的。它们能实行吗？实行之后结果将如何？这些都是光绪、康有为等人难以回答的；即使回答了，守旧官员也未必相信；即使反对的官员自知理屈，他们为维护自身利益，也绝不会支持。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慈禧的政变，百日维新成功的希望也十分渺茫。
或许，光绪完全可以做更好的选择：挑选少数几项争议最小的事情试办探路，然后静观待变。但无论光绪还是康梁，都缺少这种韬晦功夫，那么悲剧就不可避免了，看出这一点也无需托克维尔点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