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应当是声名狼藉，被举世讨伐。如果某种“恶”居然颇受欢迎，甚至尽显辉煌，堂而皇之地躺在光辉伟业的圣殿中，那必定经历过一番特殊修炼，脱去了俗体凡胎；但这样一来，岂不更加神通广大，所向披靡？如此之恶，其所造成的劫难将何如哉！
读过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人，不会不刻骨铭心于如下一幕：1936年，柏林的广场上人头攒动，万众欢呼，德国历史上空前的盛会——国际奥运会正在举行。人们所欢呼的与其说是体育赛事，不如说是德国的伟大复兴、国家社会主义的空前胜利，欢呼尤其向着举国拥戴的伟大领袖希特勒！希特勒那无与伦比的煽动性演说，他那标志性的举手礼，真正使在场的观众兴奋若狂。
德国人能不兴奋！希特勒上台后不过短短3年时间，德国人就实现了他们的多年梦想。1933年，许多德国人还在苦难与盼望中煎熬，失业、通胀、破产的苦痛，因一战失败而丧师破国、失地赔款的屈辱，让这个古老而骄傲的民族悲愤莫名。
仅仅3年之后奇迹显现：经济彻底复兴，失业绝迹，希特勒的强势外交屡屡得手，德国不再是列强钳制下的一头困狮，而是蓄势待发、威震全欧洲的一只猛虎。希特勒不仅满足了德国人的物质欲望，也满足了他们在世界舞台上扬眉吐气的精神渴望，圆了他们的强国梦！
希特勒几乎达到了他事业的光辉顶点，他的声望已超过德国历史上的任何领袖，他在国内几乎不再有反对者；先前的民族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共产党人，大多数已心悦诚服地投向他的旗下；在空前强大的民意压力下，极少数潜在的反对者也再不敢吭声，台尔曼、阿登纳、勃兰特之辈要么潜入地下，要么被关入狱中。
希特勒夸口许下的千年王国——第三帝国——的辉煌，似乎已成为现实。在这一切之上，再加上戈培尔那无孔不入的宣传机器的疯狂喧嚣，纳粹主义的辉煌，更要增高八度，不仅风靡了德国人，也吸引了世界各地无数天真的知名人士——其中甚至包括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王爱德华八世——的艳羡目光。
在国内没有对手的希特勒，在国外却有一个让他寝食难安的强劲竞争对手，那就是有着类似理念与行事风格的斯大林。
斯大林治下的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相比少了许多骄人业绩：苏联人依然贫困不堪，野有饿殍；斯大林更不能学希特勒，承诺给每人一辆桥车。但确实如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在苏联消灭了失业，消灭了通胀，在短时间内奇迹般地建立起一个空前庞大的军事—工业机器，迅速装备了一支令人生畏的军队。如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也圆了苏联人的强国梦，斯大林也就成了自彼得大帝之后最声威卓著的俄罗斯领袖。再加上苏联帝国举世无匹的辽阔国土、由特殊意识形态包装所提供的道义形象、由举世无匹的宣传机器所动员的舆论力量、由共同信仰所维系且遍及全球的支持者网络，苏联帝国更具有某种先声夺人的优势，这让希特勒嫉恨交加。
如同希特勒一样，斯大林欣然地享受着几乎举国一致的拥戴与欢呼，他不再有反对者或竞争者，即使有，也已倒在他的枪口之下。他唯一真正惧怕且心知绝不可能臣服的对手在国外，那就是希特勒！对于他们之间最终不免一搏，希特勒与斯大林都不抱幻想。不过，通过1939年的《苏德友好条约》，总算将这场搏斗延后了。
无论是希特勒还是斯大林，尽管辉煌至极，最终都没有给自己的国家带来福音。
有人说，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死去，他至今都会是被人怀念颂扬的伟大领袖，是现代德国的腓特烈大帝。且不说这种估计是否成立——真正秉持文明理念的人士，大概不能认同这一点——，事实是希特勒并没有在1939年死去。他在慕尼黑得手之后，更不能不将自己所导演的疯狂恶剧演下去，直至将全人类卷入空前灾难，也最终将自己送入坟墓。
希特勒的疯狂，让全世界多少人蒙受惨祸，就不去说了。更令人关注的是，当年在柏林广场向希特勒狂热欢呼的那些德国人，到1945年还会如醉如狂地高呼“嘿！希特勒”吗？
不再可能了！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已永远长眠在巴尔干海滨、北非沙漠或俄罗斯草原；一部分人废肢缺手，躺在断垣破壁之中苟延残喘；为数不多的健全幸存者，面对已被彻底摧毁的国家，万念俱灭，哪里还有心思顾及昔日的伟大领袖？1936年的辉煌岁月，能给德国人留下什么呢？当年的繁华盛世、似锦岁月今何在？当年的隆隆国运、四面赞歌今又何在？当年的举国欢腾、激情似火今何在？当一切都已灰飞烟灭之后，还能说，国家社会主义事业的价值，将会精神犹存、垂之久远吗？
如果说，国家社会主义不过是来去匆匆的历史过客，那么斯大林牌的社会主义还不致如此命蹇运短，它终究活过了70岁。然而，这对于苏联这个老大帝国来说，不仅不是一种荣耀，实在是真正的耻辱：希特勒败于全世界，德国人跟随他走到最后一天；而苏联帝国却在既无外患、又无天灾的情况下，因老迈衰朽而被彻底失望的苏联男儿抛弃了。
第三帝国崩塌时德国人垂头丧气、如丧考妣，而苏联帝国崩塌时苏联人欢呼雀跃、载歌载舞。无论两者显得多么不同，但都被毁于辉煌掩盖下的恶，却完全一致。只是第三帝国的恶似乎主要对外——希特勒至死都不忘讨好他的国民；而苏联帝国的恶，则主要对内。
就人民的直接感受而言，无疑后者更差，无怪乎俄罗斯人在1991年要载歌载舞了。对自己人民的恶，斯大林已到了如此骇人的地步，以致不再能认为那是一个正常恶人所为，而只有冥界魔王才能疯狂至此。你不妨想想：一个能将手下3/5的元帅、全部军长、几乎所有师长与旅长、半数团长、绝大部分政委、除列宁斯大林以外的所有最初两届政治局委员、70%的第17届中央委员、90%的地方党委成员、90%的17大代表、数百万民众变成刀下之鬼、让俄罗斯大地真正血流成河的人，仅仅是一个恶人吗？连百般护着斯大林的毛，也认为斯大林“不过杀了一百万人”，只是一百万！历史学家知道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
至于斯大林本人及其后继者实行的种种恶政：诛连妇幼、压制少数民族、钳制言论、洗劫农家、拆毁教堂等等，难以尽述，就不再说了。如果没有这一切，1989年的819政变会那样应者寥寥吗？
国家社会主义与苏式社会主义之恶，今天世人大都已看清楚了。两者的恶的极不平常之处在于，它们都曾一度显露出让全世界迷惑的辉煌。辉煌而又恶，正好被一个富有创意的作者称之为“恶之花”，一个极具表现力的名字。恶之花给世界带来的灾难，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其他形式的暴政。
如果，恶之花只是人类文明的偶然变异，那么它就不会留下什么有价值的教训。真不幸！人类文明的土壤中，竟然生长出为数不少的恶之花，而且愈近现代愈多；似乎人类文明不是在走向健康成熟，而是在走向癌变！
从历史纪录中看到1936年柏林奥运会上那疯狂一幕的人，再没有想象力，也不难联想起1966年8月18日，那个让宋彬彬终身难忘的日子。同样是旗帜的海洋，同样是森林般举起的拳头，同样是因过度兴奋而泪流满面的年青人。不同的是，1936年的柏林年青人不久之后开赴国外战场，而1966年的北京年青人在818誓师之后，却开赴手无寸铁的政治受难者家庭，进行史上最为力量悬殊的荒唐战争。
同样是意识形态主导，同样是空前巨大的动员力量，同样是千百万狂热信徒的激情参与，但一方面用于外战，另一方面却用于内斗；两者都陷无数人于苦难，但后者专门对付自己的亿万同胞，无疑更加卑鄙龌龊，更加荒唐透顶！
尽管如此，陷入疯狂的人们却依然认定那才是真正激情燃烧的岁月，真正辉煌的年代。这样，一朵恶之花——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朵恶之花，就长成了。这朵花所分泌的汁液，让多少人蒙冤受屈，又让多少人神魂颠倒，至今不醒，就不去细说了。
恶之花似乎特别适宜于生长在后进文明的土壤中——纳粹德国也许有点例外。俄罗斯偏处欧洲边沿，错过了近代史上那场伟大的文明进军，作为历史的落伍者，没有多少可自豪的。东亚曾经是文明昌盛之地，但在近代史中的落伍更甚于俄罗斯。至于中东、拉美就更不必说了。因此，恶之花出现在俄罗斯、朝鲜、柬埔寨、伊朗、古巴、委内瑞拉等地，完全不足为怪。除了伊朗与委内瑞拉还能激起某些兴趣之外，其余大概已不进入人们关注的视野了。
1979年，经济繁荣、文化开放、似乎前途无量的伊朗王国被封闭守旧的神权国家取代，大概是现代史上最难理解的离奇事件。这对于盲目乐观的历史进步论者，确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当然不能与纳粹革命相提并论，但亦不乏许多共同之处。伊斯兰革命有赖于狂热的穆斯林，就如同希特勒依赖于他的狂热信徒；伊朗人对于宗教领袖的狂热迷信，绝不亚于德国人对元首的盲目崇拜；伊朗革命卫队之凶悍，也不下于希特勒的冲锋队；伊朗人在两伊战争中所表现出的残忍好斗，并不输于二战中的德国军人。
在神权政治的严格管束下，伊朗人过着清贫、简约的生活，从外界看来一点也不令人羡慕。但伊朗人依然志满意得，对于自己国家领军全世界的伊斯兰革命充满自豪感。正是伊斯兰革命，在世界各地掀起轩然大波，将无数生命淹没在血泊中，伊朗人却毫不在意，他们从腥风血雨中所看到的只是圣战的辉煌。这样，世界就不得不面对这朵完全由鲜血浇灌成的恶之花；眼下，还看不出这朵花有任何凋谢的迹象。
今天，人们已听不到查韦斯喋喋不休的唠叨了。不过，这位特立独行的拉美领袖，这个现代史上真正罗宾汉式的怪杰，对许多政界人士来说似乎还声犹在耳。他在委内瑞拉培育了自己的恶之花。
与所有其他培育恶之花者一样，查韦斯有第一流的动员能力，他也确实拥有大批信徒。他许诺失业者以工作，许诺穷人以金钱，许诺青年以诱人职位……，他以其不倦的热心编织出每个人心中的梦想。他收获的是选票，还有狂热的欢呼，无数崇拜者的忠心效命。
查韦斯并非神人，当然无法兑现那许多承诺。拥有拉美第一石油储量的委内瑞拉，经查韦斯十余年（1999—2013）的苦心经营之后，依然经济不振；大规模的国有化致使产业萎缩、通胀高企。面对愈来愈糟糕的国内形势，查韦斯的继承者应对乏术，一筹莫展，但仍然一味强调“查韦斯革命”的辉煌成就。这种做法，原不过是所有恶之花都具有的一贯风格。
已见识了形形色色的恶之花，让我们作点简单概括。
恶之花有一些明显的共同特征：一、信仰极端的（世俗的或宗教的）意识形态；二、由魅力四射的强势领袖实行独裁统治；三、具有强大的民众动员功能，导演某种可控的民众运动；四、以不可能兑现的承诺取悦于下层民众；五、不受法律约束，不忌惮使用暴力；六、擅长舆论控制与宣传造势；七、强大宣传结合表面或短暂的成功，营造出辉煌的形象。正是这种诱人的形象使恶之花具有“花”的面貌，否则就变成赤裸裸的恶了。
恶之花得以发芽生长，有赖于适宜的土壤。最主要的条件是：一、存在崇拜英雄与服从权威的强大文化传统；二、在社会危机中困苦无助的底层大众倾向激进；三、存在强势的社会思潮或宗教工具。一旦以上条件齐备，适时地出现的魅力型领袖人物，就会联合少数社会精英，形成坚固的核心组织，进而发起庞大的社会运动，逐步实现他们那貌似辉煌实则后患无穷的社会目标。
一战后的德国、俄罗斯、中国，显然都具备上述条件，那里确实也生长出了震惊世界的恶之花。非洲社会具备前两个条件，但缺少或不能掌握强大的精神武器；处于经济大恐慌中（1930年代）的美国具备条件二、三，但已有长期民主习惯的美国社会，并无服从权威的强大传统；中东那些保守的王国具备条件一、三，但这些国家普遍享受着源源不绝的石油财富，不存在激进的底层民众。这些地区不能生长出恶之花，也就容易理解了。
恶之花对于社会的伤害全面而深刻，远非一般的恶可比。首先，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恶之花煽惑起狂野的民众运动，这常常使社会沉滓泛起，各种破坏力量肆行无忌，让那些素受尊崇的文化遗产与社会精英承受毁灭性打击，给社会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
其次，恶之花的统治形式必定是极权主义，而极权主义对人类文明具有最大的破坏性。最后，恶之花容易像瘟疫一样漫延。时过境迁之后，人们常常容易忘记恶之花的恶，而“花”曾经显露一时的美艳与辉煌，则往往让一些人久久不能忘怀。
这就使得希特勒之流，永远不乏崇拜者与仿效者；一旦土壤与气候合适，就会有一个新的希特勒应运而生。因此，根除恶之花，远没有根除一般的恶那么容易。就在不久之前出现于重庆的红海洋，对于那些盲目的乐观者，应当是很好的提醒。
贪渎、腐败、欺诈、暴虐等都是恶。这些明火执仗的恶，固然可恨，但容易识破，没有任何人肯为之辩护，难以酿成大祸，在现代世界尤其如此。恶之花却不是这样。它质本险恶，貌似仁厚，忠奸难辨，为害深远。因此，最大的恶，莫过于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