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蒋南翔主政清华时曾有一句名言：人之可用, 唯听话、出活而已。
由此可见，在当代父母官看来，对于国士的要求，其实与对乖孩子的要求无异：“听话”而已。“听话”之为当代道德的第一要义，为任何国民模范行为的第一准则，最权威的证据是文革中的如下官方号召：读书，听话，做好战士（定语已省略）。
将所有国民，无论老少，无论贵贱，无论贤否，无论智愚，一概与幼童等同，一概以“听话与否”决定奖惩亲疏——如此整齐划一，实在妙不可言。只是它是合理与必要的吗？
“听话”当然是“服从”的表现与结果。于是问题是：“服从”永远是必要的吗？或者说，“服从”是一种基本伦理吗？
这里需要某种历史与社会学的观察。“服从”之所以成为一种人类现象，乃是人类组织成社会、社会出现分工的结果。即使只有最简单分工的原始时代，社会中就已有某种权威的管理者，其行使职能的前提自然是他人的服从。
分工普遍而又复杂的现代社会，更加处处需要服从。人们为行使由社会分工所决定的职能，必须依赖于某个由从属关系连结起来的社会链条，对上服从，对下要求他人服从。就此而言，“服从”确实是人类社会之要件。一旦没有了“服从”，人类社会必定会退化到无序的原子状态，社会也就解体了。
就其一般属性而言，服从的意义就是如此。但若说到服从的演变与内涵，那么事情要更复杂些，而且后者正是我们的主要关切之所在。
首先，对某人的服从并不是先天命定的。既然“服从”关系原不过是社会分工的结果，而分工绝不是固定不变的，那么服从与被服从的对象就可能时移势易。
以色列强人拉宾曾在佩雷斯内阁中任国防部长，那时他不能不服从佩雷斯；但后来佩雷斯做了拉宾内阁中的外交部长，这时佩雷斯就得听命于拉宾了。历史上，尚未进入常委的毛也曾听命于周恩来，这本来没有任何可惊之处，但今天有些人似乎不记得或不愿相信了。
在现代社会中，“服从”主要源于由契约所规定的义务。例如，我既然自愿到你的公司打工，且已签约，我当然服从你！“服从”也可能源于公意所决定的义务。例如，既然你已被选为总裁，尽管我没有投你的票，我还得服从你，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在一个非个人所能左右的组织系统中，有时“服从”并没有多少选择余地。例如，既然我打算在某个衙门内謀碗飯吃，那就总得服从某个科长或主任，无论他是否值得我敬重与喜欢。
以上所述，可说是“服从”的变易与来源。下面得揭示“服从”的要义。
“服从”固然关涉到特定个人，但在现代观念中，我们所服从的，本质上是规则而非个人。我作为一个科员服从科长，是规则加于我的义务，我几乎会本能地服从，而不论面对的是张科长还是王科长。
“服从”本质上是一种职业伦理或工作伦理，而不是一种身份伦理。
服从规则，固然是人之天职，但其中并无任何神圣性。既然服从以规则为准绳，它丝毫不违背平等原则。作为部下我乐意服从你，但记住：我与你在人格上是平等的！况且，无论你今天在我面前如何颐指气使，你并不能绝对肯定，不会在某一天成为我的下手！
最大的误解莫过于，以为现代意义下的“服从”，不过是古代经典所训导的那种“服从”的延续，因而似乎也是一种国粹了。
对于那些最坚定的国粹至上论者，当然不能指望本文的观点能为其所认同。古代经典，博大精深，远非此处所能置评。但就其伦理方面而言，则其要旨无非是严格遵守“谁听谁”的人伦大义而已——这就是著名的“君臣、父子、夫妇”大纲。
说到三纲大义，现代人似乎最不能理解的是：事涉国家的“君臣”关系，怎么能与一家之内的“父子”关系等量齐观呢？实际上，在古代圣贤看来，国就是家，君就是父，家国一体，它们本来就不应严格区别。假若不信，就想想“国家”与“君父”这两个词吧。
在这一点上，先贤们可一点也不含糊，是实实在在地要求人们“视国如家”、 “事君如父”的。至于历代士人是否真能如此实行，那当然是另一回事。要紧的是，拟君臣如父子，就将社会伦理转化成了家族伦理，将非亲缘的社会关系变成了亲如父子的血统关系。
既然子孝父乃天经地义，那么臣忠君自属理所当然了。这就为臣下服从君上找到了最不容置疑的理由。既然听命于君上就如同儿子听命于父亲一样，推而广之，下级听命于上级，也应如同儿女听命于父母一样。于是，“父母官”的威严也就有自然的根据了。
这样，以家族伦理为基础，形成了古代社会的整个“服从”体系。这一体系虽非我们今天所认可，但它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稳固的社会体系之一。
几千年来，士人们津津乐道君臣、父子、夫妇的神圣关系，对之深信不疑。臣当然要永远服从于君，岂可萌生君臣易位的妄想！但是，不同于前面论及的对于“服从”的现代理解，古代社会中臣服从君，并非服从规则，而是服从天命！一旦曹丕已登大位，自认更有才华的曹植，即使心中不服又能奈之何！天命不在他啊。
不过，李世民却敢于在玄武门改变几乎已加于他的天命；这不恰好说明了，即使是天命也未必是神圣的、不可更改的吗？其实，哪来什么天命，终究不过是人命而已。只是在古代，皇位的竞争如此诡秘莫测，胜利者只能以自称“奉天承运”来强化其地位罢了。
既然现代观念中的“服从”只是一种职业伦理，那么它必定只是相对的，远非绝对的；“服从”只能是一种有确定边界的行为，而且其边界也是由规则决定的。
例如，我作为科长的下属，在工作上完全服从科长，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完全听话的。但我的“听话”也就仅此而已。倘若你在工作之外还叫我扬国粹、读经典、唱红歌、拜偶像、赴酒宴、表心意，那我是一概不听的！更不必说在酒席上识趣地代上司灌酒、在上司雅兴勃发时毫无反抗地接受其性侵了。
这种“不听话”，丝毫无损于职业生活中的“听话”，尽管似乎有悖于传统经典的训诫，有点犯上之嫌。在传统上，臣下对君王的服从是绝对的、非选择性的、无边界的。君要臣死，尚且不得不死，此外还能有什么是可不听的！君要你说白马是黑的，你当然说那就是一匹黑马！然而，将君臣之间的这种绝对从属关系，移至现代社会中的上下级之间或官民之间，就大谬不然了。
你会说，理论上固然如此，但实际上现代的职业生涯岂能如此单纯？不错，早已没有了皇上，也似乎没有了如狼似虎的长官，今日职场的“听话”，无论如何已近于理性与温情了。
即便如此，今天人们所表现出的柔顺，多半足以使各级上司们满意。从理论上说，上下级都应守住公私际分，不让服从越出边界；而在实际上，大多数从业者似乎都会圆通处事，公私之际，绝不致耿耿于锱铢之较，界定“边界”一说，也就无人置论了。
其实，问题并不在于观念上的认定。从观念上说，管人者总希望将自己的意志不折不扣地加于人，希望下属在任何事情——不排除工作之外的某些事情——上言听计从；被管者则总希望有尽可能多的自由空间。
问题的关键在于，有适当机制清晰界定管与被管的关系，使两者都在规则的轨道上有序运行，不致人人在“听与不听”或“服与不服”之间徒费踌躇。一旦规则明确且全社会信守不渝，人们就不再为命运的捉摸不定所苦。
而且，只要社会系统存在灵活有效的退出机制，任何苦于“听与不听”的人，都有重新选择的广泛可能，就不必吊死在一颗树上。你不喜欢低能的老板在你面前唠叨不休吗？那就另謀高就吧！你不喜欢一个妒贤嫉能的上司对你发号施令吗？那就离开官场另谋职业吧！重要的是，你身处其中的职场应当是一个进出自由的开放系统；这样一种合理的社会状况，即使还不完全是眼前的现实，无论如何也应当是可期待的诱人前景。
以上所述，就是关于“听话”议题的社会学分析，纵然略嫌简略，但似乎亦可充一家之言。颇出人意外的是，从社会学的角度看来，无论“听话”还是“服从”，这类字眼本身并不具有褒贬之意，因而不应带有什么情绪倾向。你不经常听到“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吗，其中岂有一丝贬意在！
服从究竟是美德还是奴性，须依具体情况与条件而定，并不可一概而论。从个人的平常心态来说，似乎会本能地喜欢自由自在，而不会乐意“听话”于任何人，哪怕是什么盖世高人。问题是，你身处尘世，并非齐天大圣，如何能够做到不听命于任何人！完全可以说，应当将听话的本能保留在每个人的天性中，以应不时之需。
至于我们在潜意识中稍稍倾向于贬抑“听话”，也不足为怪。在我们的文化中，“听话”确实经常自然地与奴性联系在一起。或许，正是我们祖辈极度缺乏自由的不幸境况，使我们几乎本能地厌弃“听话”一词，当然也厌弃那无可奈何的“听话”地位。
这虽然不无道理，但未免不得要领，流于肤浅。其实，并不必厌弃“听话”本身，只是要厌弃依据身份等级决定“听话与否”的那种社会安排，厌弃那种智愚错置、没有任何选择机会的僵化的社会机制，厌弃那种将人类命定地划分为圣人与门徒、首长与群众、父母官与老百姓的理论教条！
在一个人格平等、选择自由、竞争有序的开放社会中，“听话”完全只是一个事涉分工的中性词，“听话与否”将不再成为一个问题，更不致引人烦恼；“听话”一词甚至不再进入人们的日常话语中。你不妨注意一下，在涉及现代生活的欧美文献中，会频繁地出现“听话”之类的词吗？如果某个人心血来潮，居然在曼哈顿的大街上高呼：
读奥巴马的书，听奥巴马的话，做奥巴马的好战士！
周边人的反应只会是：这个人疯了，快点送医院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