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盛世，不只是当政者的梦想，更是庶民的殷切期盼。无论官方正史还是野史轶闻，对于汉唐盛世、康乾盛世等等，已有无数的颂词；而像汉末六朝、晚唐两宋、晚清民国这样的衰世，则留下了无尽的悲鸣与哀伤。在很多人看来，盛世就是富国强兵；“富强”成为“24字核心价值”之一，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似乎没有人怀疑，富强就是制度优势，富强就是社会进步，富强就是文明的生命力！
但紧随盛世而来的衰世，却让以上判断似成问题。王莽的败政、安史之乱、晚清的衰败，距离汉武、唐宗、康乾的空前盛世，岂不近如旦夕！纵然隐退但余辉尚存的盛世，其优势、进步与生命力，何曾抚慰衰世弱民的哀鸣？
凡此种种，都促使人们对盛世作更深层的思考。
汉武帝刘彻（前156—前87）自幼聪慧过人，16岁就登基做了皇帝。这个还在幼时就放言要“金屋藏娇”的幸运儿，当然是玉体龙脉，来此世界注定要享受绝世荣华，没有人与他争豪斗富。不过，刘彻倒不是纯粹安图享乐的天子，而是成就欲极强的人，一生都在东征西讨，为汉室留下了一份煌煌功业。至于是否应称“汉武盛世”，后世史家未必十分肯定；但无论如何，在汉武帝手中，汉室江山的宏大壮阔，历代读书人都印象深刻，没有异议。
从汉武帝的赫赫功业中举出几条，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最被历代帝王崇拜者看重的无疑是开疆辟土，这也是现代爱国者津津乐道的事情。确实，汉武帝大大拓宽了祖上留下来的版图，将国界远推至今朝鲜、蒙古、新疆、越南境内。最辉煌的武功无疑是对匈奴的三次成功征伐。自刘邦时代以来，匈奴就是帝国的心腹之患；延续了80年之久的和亲局面，不能不使大邦之民深感屈辱，更使汉武帝这样雄心勃勃的帝王不堪忍受。汉武帝一生对匈奴用兵之勤、投入之大，是很难被有志于开疆辟土的古代帝王超越的。
有了如此显赫的武功，汉武帝的其他功业，就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不过，他在文治方面也并非全无建树。此处仅举数端：颁布“推恩令”，削弱诸侯，加强中央集权；设立刺史，加强对地方的管治；实现对铸币、盐铁的国家垄断；采用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京城创立太学，开启古代的高等教育；建立举贤制度，开启了文官系统的制度化更新，等等。
这些建树，或者惠及当时，或者影响至后世，不能不说是古代帝王少有的丰厚遗产。就此而言，汉武帝肯定应进入中国最伟大帝王的行列，足可以与秦始皇、唐太宗等人比肩。
但如果说，汉武帝为他的时代留下了一个长治久安的盛世，那就是帝王崇拜者们编造的神话了。他连年用兵，几乎耗尽了文景之治中积攒起来的巨额财富，让国家和人民都沦于贫困之境；在他当政的年代，流离失所的人民就达200万之多。而且，他的开疆辟土也没有留下持续有效的果实，在他之后，叛服无常的边界地区依然冲突不断。比较而言，“文景时代”反而是令人怀念的太平景象。汉武帝所开启的铸币、盐铁专营体制，可能得到后世统制经济支持者的赞许，但其利弊在当时就有争论，更别说依现代观念的评价了。他的“独尊儒术”政策，或许为当世与后代提供了一个社会稳定器，但如今天已经清楚的，这恰恰是最大的败笔！还有，正是汉武帝终结了自先秦时代以来的多元文化格局（秦代有一个短暂中断），这件事对中华文明发展的消极影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
至于汉武帝晚年近于昏愦，沉湎巫术，酿成“巫蛊之祸”，诛杀无度，甚至因此而误杀太子，则几乎毁掉了他作为一个伟大君主的形象。《资治通鉴》评价他“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由此观之，很难说汉武帝是一个好皇帝。较严苛的史家，甚至直言他就是一个坏皇帝！
但他总算还有一点自知之明，在离世前两年下了《罪己诏》，即自我批评，为自己的一生画了一个不失光彩的句号。这一惊人举动，使那个坚决表示“绝不下罪己诏”的现代领袖，更显得气魄空前。
在汉武帝之后，汉帝国颇不走运，虽然有“召宣之治”的短暂中兴，但还是很快走向了衰落，80年之后就江山易姓了。
既然如此，汉武之世，究竟是盛乎，抑不盛乎？
与唐太宗开创的“盛唐”之世相比，似乎汉武盛世就有点逊色了。
唐太宗李世民（598—649）在“玄武门之变”（626年）之后继位，虽然皇冠上染了皇兄的血迹，但其功业实在超越千古，也就少有人去计较那点瑕疵了。
说及唐太宗的功业，世人最看重的还是武功；在这方面唐太宗也确是无与伦比。汉武帝奋斗一生所能达到的那条边界线，唐太宗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将朝鲜、蒙古、中亚广大地区并入版图，是至今人们津津乐道的事情。建立如此庞大的帝国，在世界古代史上只有同时期的阿拉伯帝国及后来的蒙古帝国可以一比。
如果只有武功，纵然超越千古，“盛唐”也不过是“汉武盛世”那种光景，至多更多一点开疆辟土的诱人故事罢了。从今天的眼光看来，唐太宗的最大成就，恰恰不在其武功，而在其文治。他所开创的“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良治典范，即使今天也未必能超越。在唐太宗的治理业绩中，最卓著的是其出色的吏治，这是历代论者所一致赞颂的。唐太宗戎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攻伐中，不是那种醉心儒术之人。但他对历代治理的要言妙道，琢磨得那样透彻，且不乏独特发挥（参看《贞观政要》），实在是很惊人的。
史上最佳吏治的实现，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唐太宗本人的率先垂范。古代中国是非常看重“帝德”的，颂扬历代君王德行的文字连篇累牍。但真正堪称表率的君主少之又少，唐太宗可以说是史上第一人。唐太宗的事迹多多，不必细说。只提一下他的“从谏如流”；这个美誉对他人常常不过是一种矫饰，在唐太宗则是一种颇不轻松的历练。他曾恨恨地“就要杀了魏征这个乡下佬”，但在冷静之后还是听信了魏征的忠告。这种经历，何曾出现于其他古今领袖？
至于文治方面的其他业绩，还可以提到：优化官吏，627年京官不到700名，堪称史上最小政府；薄赋尚俭，让人民休养生息；完善已在隋代开启的科举制度；实行租庸调制度；社会治理方面达到了“河清海晏”，社会之安定堪称史上之最，630年全国判处死刑仅29人。史称那时“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大概不算夸张。
如上诸般，也是其他帝王自诩或追求的。但唐太宗还有一些真正优胜之处，完全非他人所能企及。他是史上突破重农轻商传统、鼓励商业的第一个君王；他也突破“华夷之防”，推动民族融合，任用各民族人才，甚至可以说是与异族共治天下；他不特别强调“独尊儒术”，兼收并蓄各家思想，开创了一个多元文化的繁荣局面。这些可概括为开明，而在古今中国，能有这种开明的元首究有几人？
凡此种种，都使“唐宗盛世”成为无可怀疑的古代辉煌。
那么，“唐宗盛世”就无懈可击了？确实，对于盛唐能指出的重大缺陷似乎不多。或会说：贞观之治也太短啊！这就要注意到，与后面的“开元、天宝之治”加起来，唐代的盛世不在百年以上吗？或者又会说：中间不被武后时期的乱世隔开了吗？非也！武后时期并非乱世，它完全延续了初唐的繁荣，将其排除在盛唐之外，不过是正统主义者的偏见。总之，大唐盛世确具有无与伦比的壮观景象。
即便如此，也不能将这种褒扬再继续前推了；否则，你就无法解释安史之乱的弥天灾难，也解释不了其后的唐朝一蹶不振，直至衰亡。灾难的种子肯定已于盛唐时期播下；而这样一来，盛唐就不那么白璧无瑕了。
只是还不十分清楚：究竟是盛唐时期的哪些弊端，孕育了后来的灾难？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此处至少可以提到：不能完全融合的多民族大帝国难以维持；隋末大动乱过去之后，人口迅速增加引发的民生问题；缺少制度创新，难以应对一些老的治理问题，等等。或许，真正核心的问题是：唐太宗始终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制度设计，用以协调朝廷与地方之间的权责关系，致使一些久已存在的矛盾迟早会伺机爆发。唐太宗所面对的问题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不是那个时代能够解决的。
腐败衰弱的清朝也有过盛世？岂止有，而且是史上最长的盛世，它延续了近140年，它就是涵盖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清朝鼎盛时期，有人称为“康雍乾盛世”。只是，一些人对雍正印象不佳，而且雍正在位时间也较短，因此习惯上只称“康乾盛世”。
康乾盛世与慈禧衰世相距不过数十年，致使康乾盛世的存在更加不可想象。再者，这个由异族皇帝开创的盛世，多少抵触于汉人的民族感情，以致人们不太愿意提起它。幸而，近年来有如疲劳轰炸的清宫剧，使得人们对于康熙、乾隆这些人不再陌生，而且印象颇佳。
康熙帝玄烨（1654—1722），8岁登基，14岁亲政，在位61年，是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乾隆帝弘历（1711—1799），1736—1795年在位，是史上最长寿的皇帝。
如同汉武盛世与唐宗盛世一样，康乾盛世的显著成就也是其赫赫武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成功的开疆辟土，最终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版图。这一点特别值得那些误读历史的人注意，他们很可能认为，现代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炎黄初祖在几千年前开辟的！实际上，几乎一半的版图是约两百年前的异族皇帝开拓的。知道这一点，你对于康乾盛世就有最主要的观感了。
在制度文化建设方面，康乾时代就大为逊色了。满清是一个400年前刚刚从山林中走出的落后民族，它凭野蛮民族常有的那种不可抵挡的武力，征服了人口是其100倍的汉人——几十万满人征服了2亿汉人。统治汉人并不需要什么制度与文化建设，汉人已经有好端端的制度与文化在，拿来用上岂不就成了！但是，一个刚刚脱离野蛮状态的民族，能够在超短的时间内，掌握汉人的高度发达的制度文化，也不是一项微不足道的成就。主持编撰了《数理精蕴》的康熙，更是通晓近代西方数学的千古一帝，非历代帝王所能望其项背。
对于离今天如此之近的满清社会，近世人有过很细致的观察，留下了大量文字记录。从这些记录看来，康乾时代是不是一个盛世，是十分微妙的。我们的传统特别看重富国强兵，而富国通常不过指宫廷的排场而已。在这个意义上，康乾盛世应当不成问题。但从现代的眼光看来，一个盛世至少还应当有民众的富裕、社会的良治、吏治的清廉，等等。如果就这些方面考虑，康乾时代是否算盛世，就颇成问题了。在1793年来华的英国马嘎尔尼使团看来，乾隆时代肯定不是什么盛世；进入他们眼帘的极度贫困景象，彻底击碎了传说中关于富庶中华的梦幻般想象。当然，也不难举出有利于康乾的证据：清朝的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增加到1790年的3亿，如此人丁兴旺，无论如何也该戴上盛世的桂冠了。
康乾之后的时期，离今天就更近了，人们也了解得更多，一些特别重大的事件给人印象尤其深刻：19世纪前半叶，北方各地起义不断，烽火连天，其中嘉庆年间的天理教起义直取北京，差点颠覆了龙廷；江南瘟疫、天灾肆虐，传统的富庶之乡一片萧杀景象。早期来华的西方人看到的沿海地带，包括最早发展近代工商业的广州、上海等地都破败不堪，与在西方流传中的东方富庶之邦的想象相去甚远。是乾隆之后的清帝国急剧地衰败了，还是康乾盛世本来就没有文人墨客所描绘的那么好？或许答案就在两可之间。
对最有名的几个盛世回顾一遍之后，除了欢呼祖上的辉煌之外，不禁还另有一些感慨。
从贾谊、柳宗元、司马光、王安石、苏东坡、王夫之等文人墨客的怀古咏叹中，人们已充分体味到“千古兴亡事”的悲喜交替。面对无言的秦砖汉瓦，如何去凭吊远逝的古国盛世？它们只是文人们眼中的幻象，还是历史的真实？
任何辉煌的舞台都有谢幕之时，人间大戏也不例外。盛唐宫廷中的笙歌还余音袅袅，晚唐的哀乐悲歌就倏忽而至。王朝的尺度虽大，但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都不过是弹指一挥间的事。明白了这一点，除了对千年圣物少一点迷信之外，不更应对世道的轮回有所感悟吗？
别再问“千年古国今何在”，更不值得去追踪什么千年王国，它不会比一个幻影更加真实，它只存在于富于幻想的文人的想象中。现实中的盛世确实存在过，但它们远非人间伊甸园，其间的悲欢离合，未必少于衰世。更重要的是，“衰”早已寓于“盛”中，“盛”将去之时，“衰”也就不远了。这一宇宙法则，固然很无情，却没法回避它；但若顺其自然，也就不惑于天人之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