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百年来，宫廷都是险象环生之所。无论白金汉宫、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伊斯坦布尔王宫还是紫禁城，都是人们对于宫廷密谋发挥无尽想象力的地方。那些最离奇的故事，已演绎成妇幼皆知的千年传奇。只是，这类传奇还能延续到现代吗？那个幽灵般的宫廷魔咒，还会在现代的红墙之内回响吗？
在中共历史上，王明是最大的（或许除陈独秀之外）“机会主义头子”，早已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了，其一生经历事迹，已经十分模糊；今天的年轻人，可能根本就不知他是何方魔怪。很少人知道，王明实际上曾经一度为中共的主要领袖，而且曾经光彩照人。
王明（1904—1974）恰好与邓小平是同龄人，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他出身于贫民之家，自幼聪颖，有深厚的旧学基础。1920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六安省立农业学校，不久开始从事学生运动。1924年进入武昌商科大学学习，在学生运动中崭露头角；次年加入共产党与国民党，被选送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大四年，王明通晓了俄国牌号的共产主义理论要领，加以语言天赋卓异，深得中大校长米夫的赏识，进入了那个直属斯大林的小圈子，被作为未来中共领导人培养。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迅速进入了中共领导核心，1931年进入政治局，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并进入共产国际领导机构。
1937年，王明受命回国。经莫斯科的多年历练，王明深得苏式理论与运作模式的真传，加以他口才一流，风度翩翩，理论家的声誉鹊起，一度风光无限，成为中共领袖的强有力竞争者。但在共产国际明确支持毛泽东之后，王明逐渐失势，1942年之后在延安成为主要整肃对象。
在1930年前后，紧跟斯大林的王明不可能不狂热激进。但客观地说，王明在长驻莫斯科期间，对于当时导致苏区红军失败的军事策略，并无责任。而且有文献证明，此时期王明的许多文章言论颇为公允持平。最主要的是，当时王明根本不是中共的实际领导人。因此，延安整风中将苏区时期“左倾机会主义”的主要责任归罪于王明，并不公平。
延安整风，确实达到了彻底排除王明的目的。唯一遗留的问题是，尚存于世的王明，是否可能挟莫斯科之势东山再起？兼有中国传统谋略与苏式内斗秘诀的人，不会想不到该如何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下面这个故事，它以处方事件而闻名。
大约从1942年起，王明就卧病在床，虚弱不堪，康生安排一位金医生专门医治他。因为久治无效，王明表示希望去莫斯科治病，而这恰恰是毛最顾忌、绝不可能应允的。
大约在1943年3月，金医生给王明开了一个处方，值班的药剂师看后不禁大惊失色：其中加入了强毒性的汞，且药已变成深绿色。但医生坚持要病人服用。当时驻延安的苏联代表抄下处方寄送莫斯科，莫斯科方面表示，该药物会分解，长期服用就会慢性中毒，甚至可能因急性贫血而死亡。王明连续服用该处方达半年之久，直至肝、肾都出现问题，并开始掉牙。当时中央卫生处的负责人傅医生看了处方后，认为其毒性很大。恰在此时，江青去找了苏联代表，神秘地宣称，金医生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共产国际驻延安的联络员弗拉基米洛夫的《延安日记》，记录了处方事件的大致经过。他的分析结论，对于延安方面颇为不利。考虑到该联络员并未介入中共内部斗争，而毛对他优礼有加，他应当没有刻意歪曲事实的动机。
那时，延安方面不能不还有种种顾忌。王明总算命大，还是活了下来，直至1974年病死于莫斯科。我在俄罗斯旅游时，在莫斯科“新圣女公墓”还看到了王明的墓碑，此时，他在中国官方史书中，已是一个“叛国者”了。“叛国者”一词当然意味着，昔日的老大哥与引路人苏联被当成了敌国！只是，竟然没有任何人在意这一层。
在中共之内，如果有一个人，具有明显的领袖气质，其文韬武略至少在某些方面不下于毛，而在修养、风度、人缘、办事能力、处世谋略、国际眼光等方面则更胜一筹，那么他就是周恩来。事实上，在1927—1935年间，周恩来的党内地位一直在毛之上。
有这样一个人身处关键位置，领袖心中的滋味可想而知。而且，在江西时期，周恩来作为当时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对毛的处分。对于如此极不寻常的历史记录，毛当然不会忘记，此后一有机会，就要旧事重提，让周恩来一辈子都意识到自己的罪孽之重。
1958年的南宁会议上，毛甚至警告周：离右派只有50米了！机敏的周当即表示：愿意辞去总理之职。岂知毛早有以柯庆施替换之意。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奇迹般地继续身居高位。
有人将这归结于周恩来的高才不可缺少。毛岂是承认某人不可缺少之人？实际上，主要原因是周恩来无与伦比的自我保护艺术，再加上周在党内外的广泛影响力，使得无从下手；或者仔细权衡之后，认定留周利大于弊。
周恩来是何等聪明之人，其自保技术简直炉火纯青。他保身的一项主要策略就是：绝不当第二把手。文革之前他总是躲在刘少奇之后；刘倒台之后，他立即躲在林彪之后。林彪之后似乎就没了办法，但要支撑一个二号人物作盾牌的心机依然如故。他不遗余力地先扶持王洪文、后扶持邓小平，不能说不包含这样的考虑。如此深谋远虑、韬光养晦之人，实在是史上无二。
人谋办不到的事情，有天意帮忙就容易了。1972年，周恩来患上膀胱癌，这是一种及时手术治愈率高的癌症。领袖本人不致有这类知识，但肯定会有心腹密告事宜，而他也就有了主意。这类事情上的中国特色颇有意思：一个完全有赖于医学的问题，只能由医学之外的某个小组作出决策，而这个小组的头正是最高领袖！毛的命令干脆而又坚决：不准做手术，只能保守治疗。至于如此显得很内行的决定，是根据哪本红宝书，他人岂能得知？就是知道又岂敢质疑？
周恩来多少还算个人物，但在决定自己生命的如此重大问题上，竟然就没有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保守治疗当然救不了周的命——本来就没打算救他的命！直到情况已无可挽回，周实在疼痛难忍的时候，才被同意做手术。
此时，周的命运已经不再有任何悬念，而且具体的日子，大概也有人告知领袖了。1975年底，周这个长期大权在握的老管家，已经是完全不必考虑的因素，毛可以一心一意部署解决邓的问题了。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溘然长逝，毛周两个大人物整整半个世纪的恩恩怨怨终于画上了句号。但毛似乎依然余恨未消，据说在周的治丧期内，吩咐手下人扎扎实实地放了一场鞭炮！
自从井冈山时代起，“朱毛”齐名就为海内尽知了。如果这竟使天下人相信，朱毛是理想搭档与真挚战友，那就是外界的误解。
1928年朱毛在井冈山的著名会师，已成了尽人皆知的红色传奇。但会师后密切合作的时间很短，1930年前后朱毛之间的分歧已经大到需要上海中央来调解的地步。此后，朱德虽然维持了最高军事首长的名义，历任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总司令，但始终与毛貌合神离，根本不被毛所信任；到达陕北之后，就事实上被解除了带兵的权利。
据其夫人康克清晚年回忆，朱德在其精力充沛的岁月，竟得不到指挥任何一次战役的授权，内心极其遗憾与痛苦。后来身为国家副主席及人大委员长，朱看来位高权重，实际上是投闲置散，谈不上任何实际工作，干脆将大量时间花费在养花种草上。
朱毛两人确实弄不到一块去，他们实在是完全不一样的人。毛雄视天下，志在必得，从来都是寸权不让的人；而朱则是仁厚长者，但有报国之志，却无君临天下之心。毛纵横捭阖，不拘章法；而朱中规中矩，不脱常轨。毛酷爱线装书，通晓古籍，引经据典，让识字不多的部下敬之如神；朱虽然不乏旧学功底，但亦稍涉新潮，曾一度留学外洋。毛长于辞令，嬉笑怒骂，酣畅淋漓；朱淳厚质朴，近于木讷……。最主要的是，朱是一个明礼守份之人，绝无威胁可言，精明如毛，对此岂不心知肚明？因此，一旦朱远离权力，倒也相安无事。这就是为什么，朱能在自家独享手植兰花几十年，外面纵然暴风骤雨，亦可充耳不闻。
但1976年那个气候可就不同了。毛十分明白，最后的较量实际上是自然律的较量：谁活得更长！朱虽然年届九旬，但依然健朗；倘成了最后的元老，哪怕他心静如水，若被一派势力利用，岂不成了无人可摧的旗帜？这一层道理，包括毛在内的明眼人都看得明白，只有老总本人浑然不知。
朱的最后时光若明若暗，版本极多。下面采用其唯一儿媳赵力平的回忆，应当近于事实。1976年6月，朱接见外宾后“意外地”感冒，负责治疗的卫生部长刘湘屏是谢富治的妻子，与江青关系密切，朱德夫人康克清颇有疑虑。康曾亲耳听到刘问医生：“还能拖多久？”赵力平的女儿是医生，看出给朱注射的药不妥，建议换药，但医生说是专家组的意见。如此拖了十余天，至7月6日去世。
其他版本中多出的那些情节，赵力平是不愿说，还是确实不晓，就不得而知。据说，朱就诊时，当班医生到保健局调取病历，而病历却于两天前被人调走。后来家人要求查证，但当班医生突然死亡。在朱德追悼会上，规定任何人不得揭开遗体上的党旗。唯有老部下皮定钧中将违反规定，看到了朱德的焦黑面容，中毒症状明显。次日，皮定钧乘专机返回福州，途中机毁人亡，这又成了案中之案。
此中的委曲，也许成了永远的秘密。
关于王明、周恩来、朱老总的故事，扑朔迷离，或许不能尽信，但亦未必尽不可信。其中的真相，多半将永远成为秘密。
上述三人，都是中共中的杰出人物，居然有这样一番遭遇，他们很不幸吗？
换个角度看来，这未必是一种不幸。在那个年代，蒙难者何止千万！一个人从地球上消失，实在有如蝼蚁，根本不必劳驾大人物动什么心思。而王明等人，就完全是另一种待遇了：即使需要让其消失，也只能用秘而不宣的方法；这些人份量太重、影响太大，处理不好，后果难测。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也不能完全没有顾忌。
用非常规方法使对手消失，是对对手地位、能量、影响力的充分肯定，是对对手所表达的最后的敬意。
当然，这也是对自己没有勇气将一切搬上台面、并裁之于民意的默认。如果是整肃次要人物，所有这些考虑都失去意义。
让对手消失的谋略，自古有之，甚至高度发达，出神入化，尽显诡奇，是人类智慧的一种特殊运用。对这类智慧的关注与探讨，在现代至少已部分失去意义。
至于让对手消失这件事本身，相对来说要简单些，而且还有一定的考虑价值。首要的结论是，从清除者的角度考虑，隐蔽地清除对手不仅有其必要性，而且是成本最小的方法。如果一个对手是你成功的障碍，或者不断给你制造麻烦，而你又没有足够力量公开对付他，或者那样做代价高昂，那么，你一定能想到该怎么办，想到这一点不需要任何智慧，只是保证将事情做成才需要智慧。
不过，你一定会听到一些强有力的反对意见。
“也不要将某个人的消失看得那样重要，没有任何人能改变历史规律啊。”是否有什么“历史规律”，且置不论。要紧的是，历史规律还管得了你的当前利益？宋教仁是否真由袁世凯所谋杀，也许不能肯定。但袁世凯肯定不会喜欢宋教仁，且将其视为妨碍他独掌权力的心腹大患。你会说，责任内阁制是历史潮流，少了一个宋教仁，最终也阻挡不了这种潮流。或许是这样，但那遥远的事情与袁世凯的现实谋划哪有半点相关？
“即使要搬掉某人，用文明的方法岂不更好？至少也不能害人性命啊。”这又是书生之见。袁世凯能用文明的方法对付宋教仁？说服他放弃通过国会谋取权力，或者与他协商一笔交易？将其驱逐出国？且不说这些主意未必可行，即使可行，岂不留下后患？在袁世凯看来，当然是让其消失的办法最干脆、最省事。
“用不光明正大的方法，即使能达到目的，也违背道德啊。”这句话只对讲道德的人才起作用，对袁世凯一类的人根本不起作用。在非法治的政治领域，道德既是稀缺品，也是奢侈品，至多可作为装饰物使用，只有天真的人才会当真。你完全可以主张法治、争取法治、谴责为非作歹之徒背离法治。但若不在乎法治，仅仅希望某个君主循道修德，那么，那种道德恐怕不可能是真实的。
从用谋者的角度能想到的理由，似乎已说尽了。任何违背天良的事，似乎都无需担负什么法律责任与道义责任。这肯定不符合现代人道价值的诉求。但要使这种价值得以伸张，显然得在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与伦理体系之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