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名思义，所谓清议，就是清流——有“清声”之士——的议论。但这种解释必多岐义，不如用更明白的说法：清议就是主流舆论。晚年的李白一度被认为“世人皆欲杀”，从此一蹶不振，未几郁郁而终。由此足见清议之可畏。但清议如何形成？它真有道义优势吗？
林则徐因禁烟而被贬，一直被认为是近代史上最大的冤屈。但实际上，林则徐没有那样不幸，他是当时清议的最大受益者！鸦片战争期间以至整个晚清70年，主流舆论就是对于“外夷”主战，而林则徐恰恰是当时最有名的主战者，他受到几乎一致且持久的赞颂。
主战的理由是足够充分的。首先，从来雄视四海的天朝上国，岂有屈就于远方外夷之理？其次，接受和议意味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莫此为甚。而且，不奋起一战扳回败局，势将后患无穷。这些理由，今天也会被许多人认可。唯一缺少理由的是：能战之必胜吗？实际上，主战派就是认为战之必胜，而主和派则认为难胜甚至必败，真正的分歧恰好在此。
在1840年代，最知名的主和派是琦善、耆英、伊里布、穆彰阿等满人大臣。他们接触过西人，琦善甚至亲自登上英军兵舰作了考察，略知中外军力差距有多大。还在1838年，琦善就敦劝林则徐“无启边衅”。林则徐之外的主战派人物有裕谦、徐广缙、叶名琛等，这些人并非勇冠三军，只是对于“夷务”完全懵然无知，仅循传统据典籍立言而已。他们在交战时的糟糕表现，适足以证明主战派之不足恃。
至于主战派首领林则徐，则有点不同。他对朝廷的耿耿忠心与官声，都是有口皆碑的；他对于夷务亦非全然不知，在广州禁烟时所收集的外刊资料尤其珍贵，后来成为魏源《海国图志》一书的基础。
但林则徐对西方的了解毕竟十分有限，而且也知道得太晚，以致无补于修正他在广州的制敌之策。1842年他在谪戌伊犁途中给友人的私函中承认，中国之武备远不及西洋，盲目应战必败无疑。他嘱咐友人，切不可将这些话外传。可见当时主战派左右了主流舆论，即使是林则徐这样的杰出人物，也不能置个人一生英名于度外，他十分知道清议之可畏。只可怜那班守旧无知的士大夫竟昏睡不醒，至死都认为鸦片战争之败，只是由于奸臣误国；倘由主战大英雄林则徐主持军务，则必胜无疑。他们哪里知道，后来终于醒悟的林则徐本人，已不再有这份自信了。
其后几十年间，经历了多次和战交替，主战派与主和派在朝廷上的权势也互有消长；但在士大夫中间，主战派始终支配着舆论。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甲午战争。甲午前后，主战已成为潮流。亲政不久且壮志满怀的光绪帝、光绪的老师翁同龢，都是众所周知的激进主战派，还有谁敢言和？当然主和派未必没有，但都一时没有了声音。从当时的形势看来，这是很自然的。无论朝野都觉得，日本不过是一个蕞尔小国，而且就在不久前还服膺中华文明，岂能将日本与西夷视若等同！况且，自同治中兴以来30余年，天朝已有不小变化，似乎已经学到了西夷的新法，足以制夷了。仅仅北洋海军名列世界第八这件事，就足以使人自信胜小日本不成问题。
当时实际上的首席大臣李鸿章，对于中日实力之差距，倒是心知肚明，不会是主战派；但他也不敢公然主和，只是竭力以外交延缓危机而已。无论当时与后世，李鸿章都被当成了最大的卖国贼，那当然是在劫难逃。
以上两场战争对象不同，结局亦有别，但主战的理由本质上是一样的：天朝上国不可输给外夷。这种心态，十分自然，无论朝野都难以反对。只是它有悖于近代世界的现实，无补于改变战争陷入败局的命运。主战的主流舆论如此强大，那些稍明事理的人，如琦善、魏源、郭嵩焘、薛福成等，要么被骂为汉奸，要么闭嘴无言。谁不知清议可畏呢？至于倭仁、张佩纶、徐桐等一班主战文臣，则自恃满腹经纶，昧于世务，唯尚空谈，虽领清流之誉，实为误国之人。可惜，当时乃至今天，依然迷雾未散，忠奸难辨。
在现代中国，使用“左派”与“右派”这样的名词得十分谨慎，它们与文明世界的通行理解是很不一样的。在“前三十年”，绝不会有人自称为右派，除非已被官方戴上右派帽子。那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标榜为左派；除了官方舆论，并无其他舆论，也就无所谓主流舆论，因此清议就只能是由官方所主导的左派批判。对于这种意义上的清议，岂止是可畏而已，那简直是五雷轰顶，被“清议”者，人格尊严都会荡然无存。
1959年8月4日，历史该会记住这个日子，这一天，彭德怀元帅遭到他的昔日战友与同僚面对面的批斗。考虑到会场上都是党内顶级精英，局外人大概会想象，这里只应有文质彬彬的思想交锋，而彭德怀实际上领略到的，则是不折不扣的呵斥与谩骂！不过，最后还是手下留情，只给彭德怀定了一个“右倾”，而没有直呼他为右派。但这并没有什么两样。
考虑到后来彭德怀的绝大部分同僚（包括在庐山愤怒批判过彭的林彪、贺龙、陈毅、罗瑞卿、刘少奇、薄一波、陶铸等等）的命运也好不了多少，对于彭德怀的庐山蒙难已不必过分看重。
更值得注意的是，庐山上对彭德怀满腔义愤、慷慨陈词的这些高官，究因何事？是发泄积怨吗？不排除这种情况，但至多是个别的；是真的认为彭德怀反党吗？这可太低估了高官们的智商。他们所演的是一出什么戏，绝大多数当事者不会不心知肚明；不然，20年之后几乎还是同一批人亲手替彭德怀平反，就完全不可理解了。唯一合理的解释只能是：大多数人不过是出于恐惧而已。
没有人不害怕当右派，即使曾经出生入死的周恩来也是如此：周由于反冒进触怒毛，1958年被毛批为“离右派只有50米”！自此之后，就再也不吭声了，他哪里敢走过这要命的50米！对当右派的恐惧，远远超过了对所有其他责难的恐惧，甚至也超过对死亡的恐惧。这就能够解释，那些曾经受过生死考验的革命家，何以后来如此胆怯与窝囊。
我至今分明地记得，大学时的一位校长在文革初被定为黑帮时，一脸惨白，几乎瘫倒，丝毫没有了他30年代在上海坐牢时那种视死如归的气概。这不合情理吗？当年坐牢，他可能会想象：一旦遇难，作为烈士将名垂后世；而身为黑帮（甚于右派）可要遗臭万年且祸及子孙啊，谁能不怕？
“后三十年”的一个巨大变化是：舆论不再一律了。除了被称为“主旋律”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在许多人（至少是知识界精英）心中，主流舆论可能更带有民间色彩，甚至可以说已接近于某种真正的主流民意了。
这样一来，所谓清议，不再完全能由官方主导，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于民意了。左派与右派这类名称，也已退出正式的官方文献，仅只在民间保持某种特有的含义。在一般的理解中，左派指那些坚守“前三十年”传统的人，右派则指主张与现代主流文明接轨的人。二者显然完全对立，但都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也不忌讳于被人指为左派或右派。左派中的李成瑞、马宾之辈，右派中的茅于轼、江平者流，都是颇有风骨、不乏操守的谔谔之士，可以说是当代的清流；他们的言论，在各自的圈内自然被认作有高度影响力的清议。这样一来，无论清流或清议都完全分裂了。
那么清议仍然可畏吗？
斯伟江无疑是右派阵营中的一位著名律师，不知什么缘故竟然与名声欠佳的著名左派司马南合影留照，这就激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以致斯伟江不得不出来澄清，尽可能消除人们对于他过于靠近左派的印象。
可见，至少在右派的圈内，清议仍然具有不可漠视的力量。左派中那些对转基因持有理性观点的人士，遇到转基因问题总是三箴其口，不愿触怒激烈反转基因的圈内同志。可见，左派圈内的清议也不可轻视。
左派与右派清议中最扣动大众心弦的那些建言，甚至对官方亦有某种影响力。你见过哪个理性持重的高官（例如当朝首辅），对于涉及主义与宪政的敏感问题，轻易说三道四？这不正是因为对清议（无论来自左派或右派）怀有几分敬畏吗？由于长期以来“左比右好”的顽固传统，官方通常较不在意得罪右派。即便如此，文宣部门不是也将“七不讲”的文件视为机密吗？所顾忌的又是什么呢？
我们看到，在不同时代，清议具有很不同的内容与形式。但是，仍然可以归纳出某些一般特点。
首先，清议的本质内涵决定于其所信奉的主流价值；清议的力量，实际上就是该价值的力量，这是一种足以令人生畏的精神力量。傅雷夫妇在告别这个世界时，仍然不忘告诫其儿女：要忠于革命！无论他们如何理解革命，也无论他们如何看待自己被革命所吞噬，他们十分清楚的是，革命是当时的主流价值，他们的后代倘不融入革命洪流，将无法承受社会舆论的压力，究何以安身立命？
其次，清议的真正力量在于其本质上的民间性。对此，甚至古人也会有几分感悟，你不妨看看明末的阉党，有多惧怕在野的东林党人！晚清主战派的清议只是纯粹的官方舆论吗？不！实际上民间是高度认同的。“前三十年”左派的清议是官方独占的吗？似乎是，其实也不是，正是民间的强烈左倾所成就的“群众专政”，陷傅雷、老舍、邓拓等人于绝境，使他们不得不死。
当然，不同时代的清议的民间性，在程度上有很大的不同。文明愈进化、社会组织愈发达，清议就愈具有民间性，这样的清议就更能体现民意，或者说它更像真正的清议。正是“后三十年”中社会逐步回归正常，使得清议获得愈来愈多的民间性，因之愈来愈成为真正的清议。
正如价值判断并无绝对意义上的对错之分一样，基于价值选择的清议亦无绝对意义上的是非之别。晚清主战派的清议弘扬了爱国价值，但误导了民众，干扰了当权者的理性决策，导致十分悲惨的后果。主战派所酿成的庚子之乱就是典型例子。可见，清议并非总是有益的。
另一方面，近乎绝对的是，无论是有益还是有害，清议总是可畏的，在极端情况下，它足以杀人！各个时代都有许多人因“人言可畏”而选择自杀，这些人并非死于有形的暴力，而是死于无形的“天网”。
任何时代都崇尚勇敢，但匹夫之勇仅足以冒刀斧之险，冒清议之险则是万难的。要求人们不畏人言，甘愿受辱，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苛求，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即使刚直磊落如彭德怀，在泰山压顶的批判压力之下，还不照样写了检讨。清议可畏，对于鞭挞奸佞、规范世人，不能说完全没有正面作用；但未必总是好事，那种非理性的清议更是如此。但是，清议可畏是一个无可逃遁的事实，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无疑能更好地理解世间的一些人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