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为何恰有今天所呈现的面貌？一个不无合理性的比喻似能说明问题：一个人所具有的面貌，乃是其长期发育的结果；同样，一个社会的面貌，无非是社会发育史之结局的展现。
人的发育离不开成长的积累；至于社会的发育离不开文明的积累，本质上是渐进而非跳跃的，却远未进入人们的常识。
如果曾国藩的后人领你参观他家的祖居，他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告诉你，其中哪些是他父辈、祖辈、祖祖辈留下的旧物；哪些房屋是曾文正公所监造；哪些树木是某某先祖所手植；哪些池塘是高祖辈所开挖……。
纵然你与曾家非亲非故，如此娓娓数出的家珍，或许不能不让你动容。曾国藩位至公卿，颇重家声，引导其后人远离官场，投身学术，其家族谈不上显赫的财富积累。但留下的一砖一瓦所携带的那种历史感，至今仍然让人感叹不置。
其他家族或许稍逊名气，但存留的物质遗产未必少些。今天被商家辟为旅游点的“大院”之多，恐怕你一辈子也看不完。如果要挑出一个典型，你认为山西的“乔家大院”如何？
将目光移出个别大院，转向整个国家，看到的将是更恢宏无比的光景。每年潮水般涌来的旅游者，被带到故宫、各地的楼台亭阁、宫观寺院、故城古镇、先民故居、前代遗迹……。
对于已走过五大洲的观光客而言，这些东西可能并不特别令人震撼；但其数量之多、风格之特殊、逃过历代劫难之神奇，却不能不引人注目，让人对古代先民生出无限敬意。几千年来几乎兵燹不断，保存一点古物谈何容易。今天人们有幸能看到的，肯定不及列祖列宗手殖产业的百分之一！
至今都有人惊叹于秦始皇修了“万里长城”，那是一个仅有原始工具的时代啊。今日之中国人，既不是秦始皇的子民，也多半不是秦人的后代，那种维护秦始皇功业的决心实在奇怪。
无论秦始皇如何神武，他靠一代人绝对修不成万里长城，更修不成今天看到的那种长城（那是明长城）；秦长城只不过是“赵长城”、“燕长城”等等的连接与改进而已。但凡超出一代之力的大工程，都有赖于历史的积累，没有这种积累，今天的人类文明肯定不超出印第安人的水平。
一个现代青年，可能依靠自主创业，从零开始迅速扩大自己的家业，根本不在意父辈、祖辈的遗泽。但若将这一思路用于国家建设，就会有灾难性的后果。
旧中国固然落后，但并非一张白纸，可供人随心作画。大人物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发感慨：如果从这里能看到烟囱林立就好了！闻此言的政要立即布置拆城墙、毁民居，其结果如何，今天业已众所周知，只是不愿旧事重提罢了。
如果将先民的遗物一概视为敝屣，诺大一个中国确实无异于一张白纸；但怎么能保证随心所作的画一定美艳呢？至少，1958年所作的那些画，岂不多为败笔！
在人类经验中，最基本却最被忽略的一条就是：
人类所创造的一切，都携带着不可毁弃的文明基因，应当在一定形式与规模上传承下去。
人类应当庆幸：英国革命者没有毁弃威斯敏斯特教堂；激进的法国革命者没有摧毁凡尔赛宫；更激进的俄国革命者没有推倒克里姆林宫……。而中国红卫兵却砸掉了无数的寺院堂观，荡平了孔府，毁掉了无数古人与近人坟墓，包括西湖畔的秋瑾烈士之墓，据说正是遵领袖之意……。这样能使我们的文明更傲然独立于世吗？
牛顿说过的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是：我不过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已。他所称的巨人大概至少包括伽利略、哥白尼、开普勒、惠更斯，或许还包括他的老师巴罗。
牛顿的两大成就——经典力学与微积分，确实是人类知识史上的两座大山；垒起了这两座大山的人不能不被许多人尊为神明。但如果没有自阿基米德时代以来的无数人不断添泥加土，牛顿再神也不可能堆出如此大山来。科学史上的其他大人物，例如爱因斯坦，都逃不过这一逻辑。
迄今为止的科学史，几乎都是大人物科学成就的荟萃。或许，很难有另一种撰写法。但这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似乎科学进步仅仅依赖于大人物的多级跳，在这些跳跃之间其他人都无所作为。人们可能忽略了，如果没有无数小人物或半大人物的不懈努力，没有微小进步的日积月累，就没有那些关键的跳跃。对于文化史的其他部门，例如技术、艺术、哲学等等，无疑都应作如是观。
汇涓涓细流而成江河，或许是知识积累过程的最恰当写照。
我们不清楚动物如何积累它们的知识；或者，动物能否积累知识都成问题。但肯定只有人类，才有积累知识的超强能力。人类异乎寻常的记忆力，当然是积累知识的生理基础，但这或许只是一个较次要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人类能够利用其文化传承能力，实现知识的世代积累；其中，尤其有赖于语言、文字、书籍等等记录知识的强大工具，恰恰这些为其他动物所无。一些未开化民族，仅仅依靠口耳相传或者结绳记事，也保留了大量知识；但较之于先进文明民族所具有的知识，毕竟只是泰山前的小丘而已。
就社会制度而言，我们从教科书中获得的标准结论是：人类社会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度、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最终归宿于共产主义制度。对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等，教科书也准备了类似的结论。这些东西，是今日之考生绝对需要牢牢记住的；否则，就无从正确答题了。
上面说到的五种社会制度，是否是世界各国的必经之路，今天并无共识，且不置论。无需解释的显然事实是，不同制度之间岂止差距巨大，甚至彼此对立；前后两种制度的更迭，有如跳崖，必定是文明史上最壮丽的景观，那是如何实现的呢？
如果完全遵循教科书上的标准说法，那就是通过革命推翻腐朽的旧制度，建立先进的新制度。例如，十月革命推翻了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创建了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如果历史只认得这样一条道路，那么社会制度的更替，乃由革命来实现，完全与积累无涉。积累总少不了新旧继承与平缓的渐进式发展，而这些都被传统理论所排斥。
不要指望从传统理论中挑出什么逻辑错误。在逻辑上，以革命实现制度更替的理论，不仅干脆利落，而且快意人心，尤其让那些急欲创建新世界的革命志士热血沸腾。可惜，理论上的逻辑管不了自行其是的现实。
十月革命所创建的苏维埃制度并不先进，它腐朽得很快，70年之后就寿终正寝了。取代它的究竟是什么制度，今天的俄罗斯人似乎不欲明言；在俄罗斯之外也莫衷一是。这样一来，风行百年的“五种制度递嬗说”，就出现了一个没人能够修复的口子。好在大家都是聪明人，干脆保持缄默。
如果我提出用“积累说”取而代之，或许有人会惊讶得合不上嘴。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无法积累啊。其实并非如此。
你且说说，资本主义制度是何人于何年发明或者建立的？我深信没有人能回答此问题。有人说资本主义始于英国，这一说法肯定不准确，但姑且认可。那么，资本主义是起于1215年的《大宪章》，还是起于1649年处死国王的革命，或者1688年的“光荣革命”？要么起于1800年前后的工业革命？
实际上，资本主义根本就没有出生日与助产士，它只是一个长达数百年的缓慢演进的结果，先后发育于威尼斯、荷兰、英格兰等地的资本主义胚胎，都被欧洲社会接纳并培育起来，都为资本主义的诞生作出了贡献。正因为资本主义制度源远流长，经历了世代积累，它才根基雄厚，不太可能毁于一旦。
社会主义的问题要复杂一些，首要的困难就是，对何谓社会主义没有共识。东方人当然只认可苏联牌号的社会主义，但那种社会主义名声不佳，传到金正恩之后更加声名狼藉，今天已风险万分，前景莫测。此外，今天流行的“民主社会主义”，在北欧及德国等地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功。
如果认可社会主义应当带来效率与福祉，那么就不可否认社会主义的以下元素：生产社会化、健全的福利制度、完全的人权保障。这些东西在今日欧洲已经深深扎根，而且它们至少经历了一百年的缓慢积累。例如，最负盛名的德国福利制度——即给予国民“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保障——，还在俾斯麦时代就起步了。可见，“社会主义有赖于积累”一说，并非初看起来那样不可想象。
恰恰是那些完全没有积累的社会主义，是否真为社会主义，倒是十分可疑。差可慰藉的是，上世纪末的一场伟大创新，似乎为这种社会主义找到了一种改版；由此而爆发的社会生产力促成了震惊世界的大国崛起。只是人们发现，这个“改版”并不完全排斥积累，而且其结果更不像什么社会主义，更像是某种“前资本主义”。
认可积累在物质文化发展乃至制度进步中的基本作用，本质上进入了某种哲学观，它有别于一些流行的哲学。
积累哲学的核心观点，当然是认定任何发展在本质上是渐进的。财富的积累、知识的进步是渐进的，不可一蹴而就；社会文明的演化更是渐进的，你哪里见到突然冒出来什么无根之物？
热衷于革命之人当然不会满意于“渐进说”：难道革命就没有地位或者不重要吗？我无意排除革命的作用。在经济、科学、技术、艺术、思想、制度等等方面，革命时有发生，且常常作用显著。但任何革命都离不开基于积累的酝酿过程；而积累是常态的，而革命不过是间或有之。因此，文明进步的最基本的模式是积累，而革命未必不可缺少。
渐进的发展意味着排除断崖式的中断。这一点尤其触犯了激进革命者的信条。像“与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彻底肃清资本主义的流毒”这样一些豪言壮语，至今仍在流行。在一些人看来，曾经活在传统中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人，其人生毫无意义可言，因为他们曾经致力建树的一切，终不免在扫荡之列。或许，更大的问题是：一旦旧世界全部被“摧枯拉朽”了，凭什么来建造新世界？
既然积累是文明进步的最基本模式，那么保存文明成果就成了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每个时代都有不可胜数的物质与精神产品，原封不动地保留所有这些产品，显然超出了人类的能力。况且，不同产品的品质或价值不一，在考虑保存时不免有所选择。对于精神产品的评价尤其分歧巨大，人们不免执着于“精华”与“糟粕”之分。
人类最富有远见的一项工程，就是建于挪威北部北极圈内的所谓地球种子库，它保存了所有可能收集到的植物种子，不分产地、不论优劣。其主导思想是：每个物种都是进化的杰作，都是值得保存的无上珍品；而种子携带着物种的基因，这些基因可能有当下或将来的实际用处，更永远具有潜在的研究价值。
受此启发，人类不也需要一个文明种子库吗？所谓文明种子，就是那些具有代表性的物质产品、精神产品以及制度文化。文明种子携带着文明基因，即构成文明价值的那些基本元素。文明基因对于文明的生长、发育与更新，具有基本的作用。从传统的眼光看来，文明基因的优劣之分似乎是首要的，文明种子库中岂容糟粕进入？但从历史与发展的眼光看来，盲目地排除“糟粕”，很可能导致重大损失。例如，印第安文明当然原始落后，但没有人能断言，其中某些元素不能在将来某一天被激活而为人类所用。今天被视为糟粕的东西，不妨存而不用，留于后世，至少不要全部殄灭。
既然积累是文明进步的主要模式，这种进步就经常实现于“润物细无声”中，以致难以察觉，也没有明显的推动者。由“看不见的手”引导而实现的市场发育，可以作为典型例子。鉴于此，文明的演化过程恰类似于生物的生长发育。在这个意义上，文明是长成的，并非像黑格尔所主张的，是什么“否定之否定”的结果。诚然，不乏“否定之否定”的事例，但那不是发展的主要形态，发展的更基本的形态是“生长发育”。
将积累置于首位的哲学，可能有一个令人不快的后果：既然发展常常是不经意的自发生长，那么壮怀激烈的革命者与自命不凡的社会设计师，就都少有用武之地。不过这样一来，倒是真正应了大人物的名言：历史是人民创造的！只是，创造历史的人民，并非具有什么“革命觉悟”的“先进阶级”，不过是忙于生计的芸芸众生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