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恶不两立，这是被普遍认可的。但善与利呢？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也许会主张“利善不两立”，但未必能得到普遍认可。或许，多数人只是觉得，善与利总不那么融洽无间。一旦听到许多大富豪恰好是大善人，又不免心生疑惑。利善之间，看来还不免疑云重重。
既然还在孟子时代就有人发出“为富不仁”的感叹，想必为富不仁的现象古已有之。至于古今有何区别，恐怕不容易说清楚，且置而不论。
古代的诸侯无论大小，总得取食于民，岂能不食人间烟火？至于是否征敛无度，自然因人因时而异。孟老夫子宅心仁厚，颇关注小民的利益，在小国国君滕文公向其问政时，说出了下面这番流传千古的话语：
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于民有制……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
老先生所告诫国君的，就是赋税不要太重，以免老百姓劳苦不堪。这当然是极富有同情心的意见。推而广之，任何富人都不应苛待老百姓，否则就是为富不仁。
问题是，自古至今，为富不仁者依然不绝。可见，孟夫子的话并不特别起作用。在极端的情况下，甚至可能“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为富不仁者，就是绘出了这幅悲惨画面。
就是在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贤哲还是在东方圣人的历年谆谆教诲之后，类似于“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场景，依然随处可见。而且，因为现代财富积累的快捷与数额巨大，远非古人可比，贫富悬殊的程度恐怕会百倍于古代。
曾流传一段颇具震撼力的视频：一个不过几岁的孩子，十分认真而吃力地在檫皮鞋，那个享受这番服务的，也是一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只是其神气飞扬的表情，是怯生生地低头檫鞋的孩子所无法比拟的。
我一点也不想无端断言，就站在一旁的富裕父母，对于眼前这个檫皮鞋的穷孩子一定没有恻隐之心。但我还是不禁想，那个自小就享受着“下等人”服务的孩子，将来对穷人会有同情心吗？
另一段视频的印象就更加直接了。一个驾着宝马的摩登女子，在经过一个自行车修理工旁时，不巧被轻微碰触了一下。那个女子勃然大怒，指着修车老汉痛骂。老汉忙不迭地赔礼道歉，且马上从他那脏兮兮的口袋里掏出所有零钱，总数50元左右，赔给女子。但那个女子就是不依不饶，仍然继续痛骂不已，直到被越聚越多的围观群众愤怒指责为止。
古代的富人如何，没有亲身经验，不可臆断。至于当今的富人，则在人们眼中普遍印象不佳。令人发指的事例比比皆是。对此，论者不难发一大堆议论，或指西方资本主义影响，或指剥削阶级思想残余，或指改革开放出现偏差，等等等等。
在我看来，似乎问题要简单得多，根本无须扯上那些不着边际的理由。实际上，一个人无论他满腹诗书还是目不识丁，永远会珍视自己的利益，并将已得或将得的利益视为理所当然，多半不会有什么愧疚。
至于白居易大发感慨：
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那只是极少数贤者的高尚情怀，况且他毕竟是在写诗啊，是否有过什么善举，似乎史无明载。富人囿于其利益偏见，也因其狭小视野，对于穷人不太可能有多少同情心，找慷慨解囊的事例就更是沙里淘金。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为富不仁，乃源于人类的本性，既无关乎意识形态，也无关乎圣贤之教。对于他人的苦痛冷漠麻木的富人固然不可取，但也不必想象他们一定内心冷酷或者邪恶，他们只不过是除了关心自己之外，心无旁骛而已。
那种不仅冷漠而且还要虐待同胞的富人，其实并不多见。因此，你在目睹一些人为富不仁之际，也不必大动肝火；你自己一旦成了富人，你的表现也不见得会好多少。
在为富不仁者不可胜数的富人中，毕竟出现了少数仁者，那就得归因于文化、教育、宗教等精神力量的陶冶了。
要知道，除了源于自我保存的生物本能之外，人性毕竟还有一定程度的可塑性。正是人文力量的这种塑造功能，在普遍并无美誉的富人中，造就了少数仁者。这样一来，为富不仁就不再是绝对的规则了。而且，有赖于人文力量的作用，那些“不仁者”即使成不了“仁者”，也可能显著抑制其不仁性，致使为富不仁这一自古以来的恶评，不再那么刺人耳目。
如果富人不仅有恻隐之心，而且大发善心，居然慷慨解囊周济困苦之人，甚至不惜倾囊行善，那么，这个世界就真是观音降世了。
如果对亲朋故旧大发慷慨之心，固然应得好评，但算不了什么行善；如果一时心血来潮，对所见的困苦者慷慨布施，固然是难得善举，但亦不必过誉。
唯有那种对素不相识的困苦者行善，且成为常规与习惯，不惜代价，才是善莫大焉。这种善举，现代已形成了一个流行的名称，谓之慈善。
在现代社会中，既有慈善之人，也有慈善事业，还有慈善组织、慈善机构。这样一来，慈善就成了一种社会机制，或者社会潮流。行善者也不限于富人，各个阶层的人都有善行的事迹见诸报道。
大富豪行善与平常人行善并无实质区别，只是大富豪的善举规模更大，因而影响也更大而已。如果你仅捐了几个小钱，无论心意多诚，也上不了头版头条。
中国古代不乏乐善好施的豪富。被称为儒商之祖的范蠡，除了携西施弃官隐退被后世传颂之外，据说致富之后仗义疏财，施善乡梓，晚年散尽家财。西汉的剧孟，在司马迁笔下是一个仗义的大侠，势可敌国，其财富亦不会少。但去世之时，尽管送葬之车过千乘，而家无十金之财。可见也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
但中国古代社会高度原子化，人们对于亲朋故旧、族党乡邻之外的人，难有什么责任意识，即使是乐善好施的巨富，也成不了现代意义上的慈善家。
至于现代，大富大善之人就多了。下面几例就广为人知。
邵逸夫（1907—2014），出生于浙江宁波，早年在上海求学与从事电影业，1950年前后转向南洋与香港发展。从1950年代起主要在香港经营娱乐业，逐渐发达而致巨富。
从1970年代起，邵逸夫陆续捐资于公益事业，尤其资助教育，支持建设的教育项目多达6013个。他一生投入慈善业超过100亿港元。
今日，耸立于全国各地学校的逸夫楼，是中国的一道特殊风景；或许，你的眼前就有某幢逸夫楼。不妨指出，也有一些享用着邵逸夫捐赠的人，还是不免低声细语：这些钱不干净啊！似乎邵逸夫的娱乐业都是垃圾。那么不妨告诉你，邵逸夫的那些曾被称为色情片的1970年代作品，现在都被誉为经典片了，不知观感如何？
李嘉诚，1928年生于广东潮安一教师之家。仅受过小学教育的李嘉诚，12岁时随家人移民香港，早年饱经患难，干过各种艰苦职业，1950年代才因经营塑胶业而逐渐打开局面。
今天，李嘉诚掌管着香港最大的企业长江集团，多次成为大中华地区首富。在慈善业方面，李嘉诚似乎没有邵逸夫那样风生水响，频现媒体，实际上却贡献更大，在2015年被列为华人慈善榜首，在公益事业上已捐出150亿港元。他主要支持教育、医疗事业。最著名的项目是捐建汕头大学，至今已投资了31亿港元。
包玉刚（1918—1991），出生于宁波的一个商人之家，据《包氏家谱》，他是包拯的第29代嫡孙。包玉刚早年在上海银行界工作，1949年初与父亲一起到香港重新创业，1950年代在航运业迅速崛起，直至成为饮誉世界的船王。1980年代，他与邓小平等高层有密切接触。此后，他拿出巨额资金在内地支持各种项目，例如出资5000万助建宁波大学；还支持修建了一大批以包玉刚命名的建筑，如上海交大包玉刚图书馆等。
这些善举得到了普遍的赞誉。但也并非每个人都给予高度评价。一种看来不无道理的看法是：大富豪们已赚够了钱，拿出一个零头来做点好事，既能显身扬名，又不伤筋动骨，何乐而不为？
但如果将自己的财富兜底捐出呢？在当今世界，这种事也不稀奇了。
最著名的就要算多年的世界首富盖茨了。盖茨生于1955年，进入哈佛大学后中途退出，1975年与艾伦合作创建微软公司，发展成世界头号软件巨头。盖茨31岁即成为世界首富，2016年，居《胡润全球富豪榜》榜首。2008年后，盖茨致力于慈善业，宣布将自己的580亿美元财产全部捐给基金会，不给子女留一分一毫。
这样的大富大善，恐怕是难以超越了。
当邵逸夫将他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成亿元地送到受捐者手里时；当李嘉诚让几十亿元的资金巨流滚滚流向汕头大学时；当盖茨断然捐出自己的全部财产时，他们心中在想些什么呢？或许，他们想到了自己困苦的早年、艰辛的创业之路、一分一厘地积聚财富的漫长过程；或许，也想到了他们的捐资受益者的欢心与感激；想到了千古留名的耀眼光环。
真的，未必有人认真去探讨过，行善者真实的心路历程究竟如何。
人们更看重的，或许是行善者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是所捐献金钱的那沉甸甸的分量。在这种巨大的利益转让面前，任何有关人们心境的揣度，都显得毫无意义且不合时宜。此时，最需要的是肯定、赞颂与感激。而且，社会还有无穷无尽的难题，还在等待着越来越多、越来越慷慨的行善者。激励人们行善才是一切，其他的考虑似乎已无必要。这一思路既理由充分，又合符情理，我无法反对。
如果完全置身事外，从局外人的角度作某种观察，而且摒除所有那些出于忌讳的文辞修饰，仅仅依据事情的逻辑与常理，能够说些什么呢？
首先，我到处都看到了两个字：利益！所有行善者都少不了利益的考量，连天下第一号大善人也不例外。只是，人们心中的利益却有层次之分。一些主要的层次可表述如下：
**金钱 ** 行善是一笔纯支出，在行善者的账簿上必定已用红笔标出了，岂能收到金钱利益？这就是门外汉的眼光了。
你没听说过，某个商家正是在慷慨解囊、捐资做了若干善事之后，才拿到他早就瞄准的项目。他当初的慷慨捐赠，与他在该项目上的所获比起来，简直不值一提。也有商家在树立慈善家的名声之后，高利润的生意滚滚而来，更是赚得盆满钵满。你还能说行善没有金钱利益？我不知道，那个颇爱哗众取宠的商人陈光标是否就属这种情况。
美誉 这就无需解释了。“逸夫楼”那几个金灿灿大字永远放射的荣誉之光；北京“兆龙饭店”给包兆龙（包玉刚之父）留下的长久荣光；汶川地震救灾捐资者，在各处碑刻上留下的名字所包含的美誉，都不会被人们轻易忽略，行善者本人或其后人，也未必毫不在意。
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希望得到那份美誉，正是促使人们行善的主要动力。
遂愿 几乎只受过小学教育的李嘉诚，一个夙愿就是帮助尽可能多的人圆其上学梦；一生都在与电脑打交道的盖茨，有三个梦想：让天下每个人有一台电脑；消灭艾滋病、结核病与疟疾；让穷人也能用上电。
他的巨额捐献无疑有助于实现这些梦想。让自己的愿望得以实现，当然既不代表金钱，也不代表名誉，却比金钱、名誉更让你得到满足与快乐，而这无疑就是最大的利益了，只不过是一种非世俗之利可比的更高级的利益。
由此可见，促使人们行善的，离不开某种利益驱动，尽管所涉利益有雅俗之分。
如果我仅仅将行善的动机归结为利益，此外再无其他，那也未免太极端了。如任何正常思维的人都容易看到的，行善者都或多或少具备某种利他意识。
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已度过漫长的进化岁月。这一过程已将个人对他人安危存亡的关注注入到人的本能，这种本能逐渐演化为同情心与利他意识。在文化、教育、宗教等因素的激励下，同情心不断积聚乃至高涨，驱使着人们去从事或大或小的善行。
这样一来，驱使人们行善的，就有两种动力：利益与同情心，二者并无明确分界地结合在一起。就行善者个人而言，促使他断然献出财富以利他人的，究竟主要是哪种因素，通常是既不考虑也无明确意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