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说法是：真理致胜。通常认为，真理必定完全、准确，不带片面性，更不会走极端。因此，如果有人说“极端致胜”，那必定使人大感骇异。但在人类历史上，极端致胜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马克思的对手包括其同代及稍前的一批杰出思想家，例如青年黑格尔分子、基佐、普鲁东等人，后者并无一致的观点，但都信奉不同于马克思的社会政治哲学。为方便起见，不妨概称之为机会主义者。
机会主义历来是一贬称，它含有见风使舵、毫无原则之意。被马克思鞭挞过的那些思想家，倒不见得一至于此，但确实不一持成论，而注意审时度势，力求作出不失偏颇的判断。
青年黑格尔分子与马克思一道，摈弃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即所谓客观唯心主义，却并未如同马克思一样，成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陷入了一种温情脉脉的、略带文学伤感的人本主义哲学，这种哲学作为沙龙佳品供文人学士欣赏，确不失其优雅，但用来激发战士的斗志，却未必顶用。早年与其不失兄弟般情谊的马克思，与这样一些人分道扬镳，是理所当然的。
基佐、梯也尔等人因一度从政，“效劳于资产阶级”，极为马克思所不齿。但是马克思并不否认，他们是阶级斗争学说的先行者。基佐与梯也尔的历史著作，都表现出对社会阶级关系的深刻洞察；他们的思想不会不为马克思所吸收。
但是，基佐与梯也尔却没有成为共产主义者；他们并不认为阶级冲突一定不可调和，一定“导向无产阶级专政”。否则，他们也不可能参加资产阶级政府，而且成为颇具影响的政治家。毫无疑问，他们更感兴趣的，是现实的社会利弊与政治折冲，而不是某种虚无缥缈的理想追求；而这就失去了以大思想家留名后世的机会。
普鲁东无疑是法国思想界的巨星，但他缺少根本改造社会所需的那种非凡想象力，只在远未充分发展的社会土壤中打圈子，希望当时如汪洋大海般的小资产者，将保有自己的地位与机会。这样一来，他就不要指望从最富有战斗力的那部分社会成员那里得到支持了。
与机会主义者比较，马克思确实技高一筹。在上面提到的所有问题上，马克思都持有一种简洁、明快、决断甚至近于极端的观点。
他公开宣布，自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不承认这个世界上除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哲学花哨；他基于唯物主义形成自己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或历史唯物主义，其核心思想十分简单：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包括政治、法律、文化、宗教等等的上层建筑；他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阶级斗争的结果不是阶级的和谐共处，而是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到达一个无阶级的社会；他并不费心去逐个考察社会各阶级的过去未来，只是独具慧眼，看到唯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才值得一提，而且，无产阶级必将战胜并消灭资产阶级；他断定所有其他阶级都是没有前途的。
马克思的思想极其简洁明快，即使读书不多的人也能理解明白，根本无需用大部头著作来解说；事实上，马克思也很少撰写大部头著作来解释他的哲学、历史观与共产主义，《资本论》是唯一的一个例外。
从后世来看，恰好《资本论》的效果最成疑问；希望知道什么是剩余价值的人，可从简单得多的途径达到目的，读《资本论》只会更加糊涂；没读过《资本论》的共产党领袖还少了？
马克思的高度简化的思想的最大优势在于：他让自己的潜在支持者很快明白了其利益（或假想的利益）所在，明白了该干什么，而这正是掀起一场社会运动所必需的。
因此，马克思胜利了，而不明白这一点的机会主义者失败了，尽管后者写的书一点不少，其理论包装一点不差。马克思的胜利，当然首先是其空前强势的潜在支持者的胜利，但也是简洁明快的理论风格的胜利，是思想上的极端化取向的胜利！
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中，列宁只能算后起之辈。列宁出道之际，第二国际的思想家已经群星灿烂了，考茨基、伯恩斯坦等都是当时的一流人物。考茨基更是学富五车，特别通晓马克思的所有著作；实际上，马克思的一些最重要著作的修订、整理与出版，就多亏了考茨基的细心拾掇。
如果说，马克思有一个尽得真传的弟子，那么就必定非考茨基莫属。但是，考茨基及第二国际的其他领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太拘泥于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遗教了。这种遗教所反映的，必然是马克思与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它已磨去了早年的不少锋芒，不能使世纪之交的一些年轻斗士满足了。
列宁，正是这类斗士中的出类拔萃者，他正豪情满怀，立志在俄罗斯的广袤土地上开辟一个新世界。
列宁谈不上完全继承了马克思的教义，却完全继承了那种简洁、明快、彻底的理论风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坚决认定，在资本主义极不发达的俄罗斯，可以实行无产阶级革命，而且可以率先进入社会主义。他根本不管第二国际的领袖们持何异议，断然发动十月革命，废除合法选出的立宪议会，直让那些拘泥于民主理念的第二国际领袖们惊得目瞪口呆。
他看准了工人阶级这一唯一依靠对象，将包括资产者、农民、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看作反动的一帮，且毫不在乎得罪他们。列宁还在1902年就主张，俄国之所以需要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对付农民。他批判那种将工农并称为“被剥削劳动群众”的说法，因为该说法对“小生产者的半反动性只字未提，这是完全不能允许的”。他还说：“俄国产业工人阶级只是少数，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为了这少数人的利益……。
我们对农民说，要么你们服从我们，要么就是你们宣布要和我们打一场国内战争，那你们就是敌人，我们将以国内战争作为回报。”至于资本主义世界，列宁绝不只是数落它有哪些缺点，而是干脆宣布：它已经成了帝国主义，而且垂死了。
正是这些惊世骇俗的言词，让其支持者兴奋欲狂；而无论资历与学养都更胜一筹的普列汉诺夫、马尔托夫等竞争对手，却还在那里慢慢翻阅马克思的原著，以期找到不偏不倚的论据，岂注意到支持者已经跑光？
老学究们始终不明白：既然工人阶级是唯一可依赖的打天下的力量，就得给他们最便用的武器，而不是去发明尽善尽美的理论。
列宁的导师普列汉诺夫，就俄国社会思想史写了好几大卷著作，那当然是他的不朽丰碑；但人们还未来得及读这些巨著，布尔什维克的士兵已冲入冬宫，列宁与普列汉诺夫的争执已在广场上解决，胜利者是谁还值得争论吗？
毛泽东从来自认是马克思与列宁的学生；但在许多方面，老师们是望尘莫及的。毛所成就的事业，无人不知，且今天就摆在那里，不消评说。
毛一生最大的成功，或许是击败对手无数，让自己其乐无穷。单就曾经的同志而言，国外有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之辈，国内则有陈独秀、王明、张闻天、刘少奇者流，这些人概被毛称之为修正主义者。
相对于修正主义者而言，毛的优势何在？并不复杂的观察就会发现，优势就在那种彻底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铸就了列宁的历史性胜利，而毛更将这种风格推向登峰造极。
毛不信奉任何书斋哲学——实际上是不信奉任何教条，包括先师马列的教条，当然自己亲手打造的教条例外。毛比所有其他人都更清醒地认识到，在中国这样的农民国家，除了依靠农民之外将一事无成。没有任何人能比毛更清晰地告诉农民，他们该做什么：造反有理！
毫无保留地赞美农民、信任农民、肯定农民所做的一切，是陈独秀等所有自认激进的革命家所望尘莫及的。毛第一个支持农民“在小姐、少奶奶床上踏上一只脚”；他考察湖南农民运动所得到的最重要成果，是看到了“流氓地痞之向来为社会所唾弃之辈，实为农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决者。”对于知识分子的无用甚且有害，没有人比毛看得更透彻：“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是土包子管洋包子好”；“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党内同僚至多轻视法律，毛则不惮将对法的负面看法说到底：“没有宪法的社会，是最好的社会。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民法和刑法那一类法律都不需要了。民法刑法那样多条谁记得了”；对于杀人，再蔑视传统的说法也不过如此了：“人要不灭亡那不得了。灭亡有好处，可以做肥料”；“镇压反革命，杀一百万，极有必要”；“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们坑了46000个儒”；“我们杀了70多万人……阶级斗争不搞彻底怎么行”。
对于教育的主张，只能使长眠地下的孔夫子惊恐万分：“不要考试，考试干什么……对于考试一概废除，搞个绝对化”；“有的考试我就交白卷，考几何我就画一个鸡蛋，这不是几何吗？因为是一笔，交卷最快”；“什么北大、人大，还是那个（阶级斗争的）大学好！我就是绿林大学的”。
与前无古人、气盖山河的伟大领袖比较起来，那些瞻前顾后的修正主义者能算什么！
这些先生们未必少读书，但就是不能放开思路。你说要彻底依靠农民，他会顾忌曾为马列诟病的农民的落后性；你说知识越多越反动，他却总记起某位先贤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你说从不相信法律，他却犹疑于是否能尽弃法律；你说杀人算不了什么，他却总担心被人指为残暴……。
这样的修正主义者还能干成事？毛能容忍这样的人在身旁妨碍他吗？
毛的通透、彻底，敢冒天下之大不讳，敢于将其洞见推向极端，将话说绝，不留余地，这远非凡夫俗子所能承受，也不是常人所能学得来的。
与极端相对立的是中庸。无论机会主义、第二国际还是修正主义，都难脱中庸之道；或者说，中庸就是其主要特征。
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对中庸的评价崇高极了。中庸出自经典，本圣人之教，当然被奉为国之瑰宝、国粹之精髓。不过，崇尚归崇尚，对于竞技场上的角力，中庸却帮不上什么忙。中庸总是败于极端，固然丝毫也不妨碍，国学讲堂上称颂中庸的高调声震屋宇，但乐于思考的人却不能不寻思：较之于中庸，极端何以具有优势呢？
优势明显可见，录其大端如下。
一、极端将话说到底，绝不拖泥带水，绝不留残枝败叶，这就使喜欢爽快的人大呼痛快。天下人又有几个不喜欢爽快呢？即使是自己说话不爽快的人——天下人大抵如此——也是喜欢别人爽快的。莫测高深的学者，习惯于娓娓道来：“既然……，不过……，再者……”，听者早就没了耐心：“用不着这么啰嗦，三下五除二，到底怎么样？”这不就高下立判了吗？既然马克思已说了“与传统彻底决裂”，何必费心去故纸堆中挑挑拣拣？
二、极端将事做绝，绝不留下余地，绝不让他人心存幻想，这就使你稳操胜券，不必担心节外生枝，以致功败垂成。这好比你不仅将树砍倒，而且将树兜子也挖了，使其绝无发芽生枝、死而复活的可能。中庸者则顾左牵右，婆婆妈妈，那还能成大事？1917年10月，要不是列宁干脆解散了立宪议会，你就准能在议会堂上争取到多数？
三、极端处世，前无古人，不拘成法。古圣先贤的话语何止千万，岂能尽听？倘不合当下所用，要之何益？正是敢于推倒历代圣人，自己才有机会成为圣人！中庸者恰好相反，在圣贤遗教面前，绝不敢越雷池一步；他只能终身甘为矮子，岂能长成巨人？
四、极端敌友分明，绝不含糊。凡能为我所用者，必视为亲贵，何论有德无德？凡迹近异己者，必划入敌营，休提有才无才！如此分明，正好使天下人知所弃就，何愁营中无人？毛的大扫帚，就敢将那些不听话的学界大佬通通扫入历史的垃圾堆，省去多少麻烦！而中庸者既想讨好普天下之人，又不能专惠于任何人，能不成为孤家寡人？
上述数端，似乎已将“极端”的好话说够，而将“中庸”的坏处道尽，这也未免太极端了——可谓得了极端之真传。但这不过是就成败论事，丝毫没有就道义分高下之意，因而并未将评鋻推向一端，而这又未免陷入中庸的窠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