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哈林、彭德怀、张闻天等都曾是响当当的人物，都不失舍生取义、慷慨赴死的凌云壮志，但都无例外地在高压之下低头认罪了。
没理由说他们是胆怯鼠辈，却无法否认，他们终究害怕一样东西，那就是背负叛逆之名；他们不能不害怕，那会万劫不复！正是这种终极恐惧，竟让一个高奏凯歌的时代，热血男儿绝迹！
“大逆不道”，不会是一个标准的法学名词。但在古代，一旦被指以“大逆不道”之罪——用于叛逆、欺君罔上、践踏纲纪、忤逆伦常等等——那是要千夫所指、天理不容的，其严重性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死罪，施以极刑都不够了。
古代触犯法网、招致杀身之祸的事，多不胜数，例如仗义行侠、误伤人命、违犯官禁、暗通盗匪、朝堂失敬、误批逆鳞、政务粗疏、渎职误国等等。如果罪不容赦，难免一死，面对刑戮，总有一些血性男人，绝不屈身求饶，宁可从容上路，引颈受戮，一句“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能不引来众人慨叹！可见，并非人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有匹夫之勇的人，更不在乎刀剑加身。而且愈在社会底层，愈多悍勇匹夫。在生死之际，似乎士大夫的表现反不及逞强斗勇之徒。
那么士大夫都是贪生怕死之辈吗？显然不是如此。
一旦获罪，面对惩罚，没有人不害怕的；否则，社会基于法纪或舆论的惩罚，就不起作用了。不过，惩罚依其形式与强度，必定区分为许多不同等级；只有较高等级的惩罚，才有强大的威慑力，让人不胜恐惧。而对威慑力的看法，不同身份的人可能相去甚远；士大夫尤其不同于贩夫走卒。
在具有贵族气质的士大夫看来，惩罚的威慑力可排序如下：
最上是被宣布为名教罪人，这等于被斥为大逆不道，让你身败名裂，遗臭万年。这样，你的魂灵就不再被容于这个父母之邦；你将被从家族、士大夫群体、任何由体面人士组成的社交群体中除名；你甚至不再能列名于有人格的人类之中，堕入牲畜一般的非人境地。对于这种前景的恐惧，是任何有羞耻心的士大夫都无法承受的。
其次是株连家人，包括亲属子女，其后果很可能直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维护家人，本为伦常所重，更为自古迄今的宗族传统所看重。士大夫宁可自身受戮，也极不愿意看到亲人遭劫；否则，他将永远陷入不可解脱的痛苦与自责。
更下才是舍身伏法。身首异处，对于任何人都不是一件容易承受的事情。但对于视名节如生命的人来说，却不是第一要事，因而排在名誉与家人之后。可见，以诛杀相威胁，并不总是有效的。
从以上排序看来，对“大逆不道”这种罪名的恐惧该有多大，已不待多言了。
在西方，宗教是人们的一种精神慰藉与心灵归宿。被革出教门而成为异教徒，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情。在西方历史上，宗教法庭的恐怖远远超过世俗法庭，因为前者不仅惩罚肉体，而且惩罚灵魂，而这是所有虔信宗教的人难以承受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些堪称坚强的人不能不在宗教法庭上低头认罪。就是伽利略这样的科学巨人，也不得不屈服于教廷，撤销对哥白尼的日心说的支持。他也害怕被人骂为异教徒啊。
中国历史上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但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自己的信仰与归宿。而流传数千年而不堕的儒家伦理，就正是这样一种信仰与归宿。一旦被定为名教罪人，实际上就相当于被革出教门、成为异教徒了。这种惩治岂不比丧失生命还可怕吗？可见，名教罪人的恐惧，正是异教徒的恐惧。
正因为对被责为“名教罪人”的恐惧太深，历史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名教罪人。士人都特别自律，一辈子谨小慎微，绝不让自己的言行超出传统的礼教规范。一些狂狷之人，例如魏晋年间的竹林七贤，貌似离经叛道，实际上也不过是形式上略有出格，谈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异端。只有明代的李贽，或许已走得太远，终于被斥为名教罪人而被社会遗弃。这种下场，在当时的士大夫看来，是比作为凶犯处决更不堪的。
今天的基督教完全一派慈眉善目的形象，容易被视为慈善机构，很少有人再将它与宗教审判、火刑柱、驱除异教徒等等恐怖字眼联系在一起。实际上，这些东西的消失还不到500年时间。而且，在稍不同的形式下，这些东西又在复活。只是它们不再出现于基督教社会，而是泛起于无神论世界；它们就是对于“主义叛徒”的种种惩罚。
真是文明奇迹！一样东西经复制之后，看似性质完全不同，而形式上却几乎相似。现在，宗教已被主义取代，宗教法庭变成了革命法庭，火刑柱代之以现代刑场，异教徒变成了主义叛徒或者反动派……。无论有了多大变化，但有一点依旧，就是那种令人闻风丧胆的恐怖！
无论主义还是主义叛徒，在20世纪的中国都是新鲜事，它们不属于我们的本土文化。不过，要理解它们并不难：主义就如同儒教，背叛主义必定大逆不道，而主义叛徒则相当于名教罪人。只是，主义更加高大上，主义叛徒更加万恶不赦。
主义一类的东西都来自西方，是不折不扣的洋货。我们归化的第一个主义，就洋味十足，唤作布尔什维克主义，孔门传人哪个识得？这个主义可不简单，胜似在太上老君八卦炉中精炼了几千年的宝物，它光彩夺目、神功毕集、智慧无穷，是真正能翻转乾坤、再造天堂的一件神器。它也实实在在地在半个世界中翻转了乾坤。有了这样一件神器，人们离天堂就不远了。就在天堂的门槛边，居然还有人背叛主义，这种叛徒，岂不是罪不容赦，岂不应打入十八层地狱，让其永世不得翻身、遗臭万年？
这就能够理解，主义叛徒比名教罪人还坏十倍，更被万人唾弃。人们就是宁可被杀被剐被绞被埋，也绝不能当主义叛徒！这就能够理解，为什么有那样多的人在屠刀面前坚贞不屈，慷慨就义；为什么湖南青年夏明翰会从容赴死，留下千古绝唱：“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就能够理解，在生与死之间，那样多的人——其中包括李大钊、陈延年、方志敏、瞿秋白等才华焕发的人物——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死。唯有一死，让他们免除了成为主义叛徒的恐怖。只有这样理解自己的选择，他们才可能含笑九泉。人非木石，岂能不留恋生命、留恋爱侣亲人？但堕入主义叛徒这一万丈深渊的莫名恐怖，使他们没法选择生啊。
一个近乎常识的道理是：如果对某种选择的恐怖超过了对死亡的恐怖，那么就不再有人作那种选择。鉴于此，在主义盛行的年代，几乎没有真正背叛主义的人，除非他的教养还不足以赏识主义一类的东西，就如顾顺章、向忠发等本来就属三教九流的人物。
尽管如此，在现代红色革命的“囚犯营”中，还是关满了主义叛徒。尤其是在革命大功告成之后，在无须付出生命代价以殉主义的年代，主义叛徒的囚笼却空前拥挤，到了人满为患的地步，岂不蹊跷？
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这些囚徒并非真正的主义叛徒，只是主义掌控者以主义叛徒的名义清洗的对手。在那个领袖被神化的年代，领袖的意志等同于主义；（真正或疑似）违拗领袖意志等同于背叛主义；遭领袖贬斥者等同于主义叛徒！依此逻辑排除对手，岂非无上高招？只是，恰恰是这些被排除者，构成主义信仰者中最真诚的那部分。这些人的存在，使这些现代的“异端裁判所”闪烁着一点光辉。
千载之后，历史仍将记住这样一些响当当的名字：彭德怀、张闻天、周小舟、张志新……。
彭德怀是这些人中最不能被人忘记的一个。在1959年夏的庐山，具有裁判异端的权威的只有领袖一人；是人是鬼，去天堂还是下地狱，就全凭他的一句话。庐山的空气紧张到接近爆炸，其恐怖程度远非局外人所能想象。就是在这种高压下，彭德怀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下地狱，这就成了现代最大的“名教罪人”。至于他的具体罪行，简直平常得令人难以置信：以最温和的语气提醒主公，大跃进中“亩产十万斤”一类的荒唐事，或许做过了点。但主公岂是听得进半点异调的人？就这么着，最令人不堪的罪名就落到了彭的头上。当然，最核心的罪名还是背叛主义。当时在场的人，或许真的以为，彭德怀从此将遗臭万年了。否则，当时的与会者怎肯不顾天理良心，在明知彭清白无辜的情况下，将满口污秽吐向这个已经失去抵抗力的受难者？
要使彭德怀这个倔老头屈服并不容易。但彭还是屈服了，承认了自己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这是毛的所有对手逃不脱的结局，彭自然也不能例外。
这样的结果，是那些熟悉彭而又不失天真的人难以想象的。我也曾经迷惑不解：彭德怀一生秉直刚强、大胆无畏，戎马一生，历险无数，应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可谓铁骨铮铮一条汉子。在庐山究竟还怕什么呢？就不能坚持事实，宁折不弯，多少为历史留一点光彩？他是怕杀头吗？肯定不是！他之生平已经证明自己绝非贪生怕死之辈；况且，当时他也罪不至死。是怕连累家人吗？也许有一点，但多半不是主要的；除了妻子浦安修之外，他当时几乎孑身一人。况且，浦安修后来也弃他而去。
既然如此，唯一可能的解释只能是：彭德怀也怕当“名教罪人”啊。如果在庐山不屈服，肯定将批判更狠、帽子更大、罪名进一步升级，他或许会被定为反革命，那就是十足的主义叛徒了，岂不真正要遗臭万年？无论彭是什么钢铁汉子，这样的恐怖，他也是挺不住的，于是只剩下认罪服软一条路了。
在境外人看来，彭德怀的这种思维逻辑或许匪夷所思；但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却没有任何可惊之处。实际上，这并非彭氏一个人的逻辑，也是现代中国大多数政治蒙难者的逻辑。除了诉诸这种逻辑之外，根本无法解释李立三、博古、高饶、彭真、薄一波等人的行为。这些人在民国年代也算是铮铮铁汉，即使身陷囹圄，也不改信仰，都不是贪生怕死之辈。但一旦进入自己人的牢狱，就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尽显猥琐胆怯，一个个服软称臣、低头认罪。你能骂他们全是窝囊废吗？实际上，他们也不过是服从彭德怀的逻辑而已：与其对抗，成为千古罪人，还不如苟全于当世，以图侥幸，或许不致被革出教门。
在今天看来，这一切都荒唐透顶。但那种害怕堕入深渊的恐怖，却一点也不荒唐。如果你不以为然，就不妨自找机会去品尝试试！
###忠诚两难
那些冒死犯难、或者忍辱负重的人，究竟在忠于谁呢？
那个在背上刺了“精忠报国”的岳飞，奋斗一生，拼死捍卫大宋江山，没有人不认为他忠于南宋皇帝。而那个协助宋高宗将岳家父子送上风波亭的秦桧，对宋高宗言听计从，去掉了高宗的一大心病，你能说他不忠于皇帝吗？然而，这就出了一个问题：岳飞与秦桧，究竟哪个更忠于大宋皇帝呢？
田家英与胡乔木，都曾是毛的秘书，被称为党内秀才。在庐山会议上，起初两人都被彭德怀的信所打动，颇有一番匡正天下的雄心。但在彭蒙难之后，两人的选择就很不相同。田家英固然从此谨言慎行，但不改初衷，尽其所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了一些制止极左狂热的事情。胡乔木则吸取教训，从此宁左勿右，后来成了正统理论的主要捍卫者，成就了一代左王。那么，此两人谁更忠于主义呢？
1980年代的中国，邓力群与朱厚泽先后任中宣部长，都是风云人物。邓力群追随胡乔木，以捍卫主义、匡正世道人心为己任，呕心沥血，百折不挠，至死方休。朱厚泽则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坚持改革开放，提出著名的“宽厚、宽容、宽松”主张，是蜚声海内外的“三宽部长”。此两人谁更忠于主义呢？
类似的问题不可胜数，没有人能给出众所公认的答案，它们构成现代中国一道特有的难题。
或许，上述问题根本没有初看起来那么难。关键在于，合理的效忠对象是什么？邓力群所效忠的，实际上是毛所解释的主义，因而与效忠于毛个人无异。邓力群肯定认同领袖等同于主义的逻辑，也就认同忠于领袖即忠于主义。朱厚泽则未必认同忠于领袖等同于忠于主义的逻辑，他所效忠的，是已吸收某些现代价值的主义，无异于忠于与时俱进的改革开放。这两种效忠，当然有完全不同的价值。就个人而言，前一种效忠更少风险，后一种效忠则可能被斥为大逆不道！
这就毫不足怪，选择忠于理想价值的人少之又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