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政治学中，“权力”已是一个用烂了的名词。尽管如此，权力仍然是当代最使人着迷的东西，即使你无意拥有它，也多半会有很大的兴趣去关注它。
依据边界扩张渐次强化的程度，可将权力划分为四个层级，即合法权力，合规权力，合理权力，合意权力。这些名词将在特定的意义下使用，其涵义就在下面予以解释。
顾名思义，合法权力就是由法律界定的权力。详细说来，这包含三重意义：权力的效力或权威性源于法律的效力；权力的边界由法律界定；权力的越界运用将受法律制裁。这些规定使得合法权力具有最高的规范性，排除了任何随意性，将掌权者个人因素的作用降到了最低限度，从而确保了权力的“公共权威”品质。由此可见，
合法权力是一种“优质权力”，它得到最高的认可。
让尽可能多的权力成为合法权力，正是现代法治社会的首要目标。在成功的法治国家中，权力之成为合法权力，是很平常的、理所当然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中，争取权力的合法性则仍然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
以一项特殊的权力为例来作说明。众所周知，目前国内的新闻管制权是一项非常强势的权力。对于这项权力的合法性，可以提出如下三个问题。首先是其法律依据。新闻管制权是一项行政权，它应由某部行政法授权，这样的法律只能是新闻法。可惜，新闻法十分难产，历60年之久仍付阙如。因此不能不说，今天的新闻管制仍然是法外行权。其次是新闻管制权的边界远非清晰；例如，是否应由主管部门规定媒体版面、标题，是否管制报道内容，管到什么程度，这些都是不清楚的，随意性很大。最后，如果主管部门越权，过度干预媒体的日常业务——南都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被侵权的媒体并无有效的维权途径，至少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进行申诉——如前所述，并没有任何新闻法可以援用。由此可见，新闻管制权并不是一项合法权力。其行使效果如何，是人所共知的，无需多说。
掌权者对于强势权力的追求，几乎是一种本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并没有什么不正常的。掌权者总会以公务的或个人的、公开的或隐蔽的理由，扩张其已有的权力。在有些情况下，权力本身就具有内在的扩张惯性，这种扩张通常表现为一种无意识的权力漫延，已有权力几乎自动地生成“衍生权力”。这样，即使出发点是合法权力，在权力的运用过程中必然发展出一系列强化的权力，这就是下面将分别阐述的合规权力、合理权力与合意权力。
它是合法权力的一种扩张，其中新加进的权力虽不是法律授权，但仍有一定规章可依，例如依据行政条例、会议决议、由专门机构制定的某种规章或办法等等。这类规章并非法律，只是法律的一种临时替代物，可称之为“准法律”。既然合规权力有准法律可依，因而也是具有一定合法性的公权力，并非仅凭个人意志的滥设权力。与合法权力比较，合规权力尽管还不算优质权力，却也是一种次优权力。对于法治欠成熟的国家而言，使用这种次优权力已算是很不错的选择了，它通常也能得到较广泛的认可。
以人事权力为例来作说明。目前国内并无“文官法”一类的法律。因此，任免政府官员的人事权力——它由党的组织部掌控，党管干部嘛——还不是一项合法权力。那么，它是不是一项合规权力呢？这就要看它是否遵循由适当机构颁行的规章或条例，这种规章应当是正式的而非临时的，是稳定的而非朝令夕改的。以此标准衡量，恐怕情况并不乐观。如果连次优权力都不是，那就很令人忧虑了。
它是合规权力的一种扩张，其中新加进的权力并无明确的规章条例可依，纯粹出自掌权者的独立决定，但其所凭借的依据仍然合符某种常理，而且掌权者对公众有充分的公开解释。这种权力源于掌权者个人意志的强势体现，包含着很大风险，已无优良品质可言，连次优权力也算不上，不是很可取的。不过，它仍然有一定的合理性，经有威望的掌权者的强势推行，也能得到一定程度的认可。至于其效果如何，就可能出现多种多样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了。
且看一个例子。地方政法委对于当地的司法审判拥有裁定权，这是一项非常强势且关系重大的权力，一直是法学界密切关注之所在。很明显，这项权力既无法可依，也无规章可循（若依内部规章，公众怎能得知？），因此既不是合法权力，也不是合规权力。如果要使它成为一项合理权力，地方政法委或其授权部门就必须公开解释：这样做有其充分理由。当然，我们不可能看到这样的解释。从传统的观点看来，司法权力是直接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它有其天然的独断性与机密性，根本不适宜也不需要作任何公开解释。况且，这一状况由来已久，人们早已习惯，有谁竟会不识大体、多管闲事，敢于要求公开解释呢？但这样一来，在本文的界定下，就不能认为上述权力是一项合理权力了。如前所述，“合理性”已是一个很低的要求；如果连这种低水准都达不到，那还能谈什么法治呢？
它是合理权力的进一步扩张，其中新加进的权力完全出自掌权者一时心血来潮的决定，既不需要法律或规章的依据，也不需要对其理由作任何公开解释，唯一的原则是合符掌权者的意愿。“合意”者，合符掌权者之意愿是也！这就将权力强化到了极端；将权力的随意性推向了极端；这种权力格局所隐含的风险也被推向极端。除了某些特殊的例外，合意权力不可能得到广泛的认可；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它都没有任何优质可言，毋宁说是一种最劣质的权力。这是一种危险的权力，即使不祸害当下，也必定遗患于后世！
合意权力被滥用到什么地步，在现代史上那个非常年代我们已体验得够多了，以致不必举出特别的例子来作说明。
至此，我们看到，从合法权力直至合意权力形成一个梯级系列，各类权力的强度、覆盖面、随意性、独断性及运行风险渐次增大，而规范性、约束力、民意基础的广泛性与支持度、优质性则渐次减弱。可见，在评价一种权力时，确定它所属的层级是至关重要的，仅仅泛泛而论，根本无法断定它究竟是可取的，还是不可取的。
进而考虑的问题是：权力与责任之间具有什么规律性的联系。
我们已提到责任有四个层级，即法律责任，纪律责任，道义责任，良心责任。它们的覆盖面、随意性、担当难度及精神价值渐次增大，而规范性、约束力、问责力度则渐次减弱。至少从形式上看，这与权力的层级划分呈现出明显的对应。实际上，权力系列与责任系列之间还有一些更有趣的对应关系。下面仅作一个很简略的考察。
在成熟的法治环境下，无论权力还是责任，都更可能来自法定；反之，权力或责任充分依赖于法律，必然是法治成熟的标志。因此，一个自然的结论是：较多的合法权力必然伴随着较多的法定责任（注意这并不意味着权力与责任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换言之，
高度规范化的权力必然伴随着高度规范化的责任。
在另一个极端，当法治水平极度低下时，权力与责任的规范化水平也必然十分低下，随意性很高的合意权力被大量运用，问责机制近于被废弃，社会近于仅仅依赖于几乎无法问责的良心责任。这就导致如下结论：大量运用合意权力必然伴随着大量依靠良心责任，或者等于说伴随着普遍的无责任。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又推出逻辑上很自然的结论：
权力的强化必然伴随着责任的弱化；极端的权力总与极端的无责任相伴而行！
这应看作是现代政治学的一条核心命题，它在逻辑上的合理性已在前面的分析中阐述过了，而它在现实中的真实性则可用人类政治史的全部事实来证明。
如果人类历史的其他经验还不足为凭的话，那么，至少文革所提供的经验足资借鉴。正是在文革中，权力的强化被推至登峰造极，而责任的弱化则被推至史无前例。一方面，是权力无所顾忌的肆意妄行；另一方面，是无人负责的无政府状态。一方面，权力的巨网已覆盖社会的每一个角落，红太阳甚至照进了深山寺院，将那里的“四旧”扫地出门；另一方面，正常的服务网络近于瘫痪，社会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自生自灭。在任何国家都视为理所当然的涨工资、建住房、招新生，竟然停顿达10年之久，还说是在为人民服务！
幸好，这只是非常国度的非常年代，而并非普遍现象。否则，人类社会就危乎殆哉！
且不再说这类极端情况了。更有趣的恐怕是以下事实：如果本文的论证可信，那么就得承认，权力与责任呈现出某种反比关系，乃是一条普遍规律。这意味着：
权力愈强则责任愈弱，反之亦然。
如果事情确是这样，那么就必要警示当权者：对于权力的扩张不可不慎，切不可滑入扩权失责的陷阱！现在，当政者大声疾呼要简政放权，权力不仅要部分地放之于地方，也要放之于社会，逐步实现权力的社会化，不失为远见卓识之举；倘能见效，那真是国家之福。
另一方面，在一个威权国家，似乎有一千条理由要加强权力；最常听到的口号就是：加强领导！但一想到“权力愈强则责任愈弱”，心中就不免惴惴不安：强化权力的起步，就是弱化责任的开始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