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雍正帝的一项重大创制，是设立军机处，它最初是内阁之外的一个临时性的辅助机构，后来逐渐取代内阁，成为拥有最大权力的常设机构。这种在常规制度之旁另创新制度的方法，常常为一些自行其是的强势统治者所乐于使用。如此创设的新制度，通常起初具有附属性、辅助性与临时性，因而是常规制度之旁的一种亚制度。亚制度的泛滥，是专制政治下的一种普遍现象，通常具有巨大的破坏性。不过，在复杂多样的现代世界上，亚制度并非仅仅是一种消极现象，它也可以展现出多种可能性。
一听到亚制度这一颇带洋味的名词，你想必会认为，又是什么来自西方那一套的东西了。且别惊慌！此处所说倒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土产，件件都是土味十足的国货。其中唯一新鲜一点的，不过是那个“亚”字而已。但这个中国字也古已有之，有“次”、“副”、“附”之意。“亚制度”就是临设的辅助制度；它之所以“亚”，当然是相对于主制度而言的。
一旦说到现实中的亚制度，就得细心研判了，以免“主亚不分”、贻笑大方。有资格制定亚制度者，肯定拥有相当的权力，绝非“城管王”之类。有权力制定任何制度的，当然非庙堂莫属。不妨首先就看看庙堂中的亚制度，那可是色味俱佳的高端产品啊。
自延安时代以来，亚制度就层出不穷，蔚为大观。举其大端，就有延安整风中的“总学委”、1950年代初的“中央财经小组”、“小计委”、1957年的“整风反右领导小组”、文革中的“中央文革小组”、文革后的“文明办”等等。其数量之庞大，恐怕无人能尽道其详。不过，亚制度的井喷式涌现，却是近年来的奇观；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数以几十计的“小组”。可别想象为“居民小组”一类的东西！一个个都是顶级的，连总理都不见得进得去，一般人就更别想沾边了。
其实，“小组”也并非中国独创，一些外国政府以及联合国都有某种小组，只是通常随设随撤，没有太大权威性，也没有多少人当一回事。但在中国，很难不把“小组”当一回事！在文革时期，以江青为首的“文革小组”，实际上就是中央！它有生杀予夺之权，谁敢轻视它？今天，“小组”的权力几乎覆盖了所有政府部门，因而就有了小组治国之说，倒也是名副其实。
以“小组”为代表的亚制度有如下一些特点：
随意性——“小组”设立的时间、规模、目标、权限以及权力衔接、存在期限等等，要么没有任何明确规定，要么无需经过任何程序性授权，完全决定于某个最强的意志，而且可以随着这个意志的改变而变化。例如，1971年之后，领袖对于江青的“文革小组”渐渐失去了兴趣，那个“小组”的权力也就逐渐消退，乃至最后名存实亡。
叠床架屋——在“小组”出现之前，小组管辖的事务并非完全无人负责，只是隶属于另一个机构或者另一拨人罢了。例如，“财经领导小组”所管辖的财经事务，本属国务院，尤其是财政部、发改委等机构。一旦有了“小组”，小组与国务院的权力划分，就成了比尖端科学更深奥的问题，常人岂敢问津？如果“小组”与常设部门权力大小相当，或者对所辖事务都不太有兴趣，那么那件事情就无人负责了。至于同一件事设两套班子、两个衙门、两拨人马，无端多费银子，恐怕最无人在意。至于纳税人，则对这类事情多半茫然无知。
非法性——这几个字并不像通常那样吓人，仅仅表示未经法定的程序性授权。过于天真的人可能会说：既然法有所定，就应当严格遵守；不遵守而肆意行事，岂不就是犯法？犯法就该追罪！但这只是法治国家的规矩，在非法治国家中哪能当真？文革中不开人大同样废了国家主席，谁敢说这是非法的？尽管如此，在21世纪不按法定程序办事，恐怕迟早会是一个问题。怎么保证永远没有较真的人呢？
“小组”之外的其他亚制度，多少也具有上述特点；具有到什么程度，就要看具体的权限、时间与情势了。
下面所述的亚制度不似“某某小组”那样权大事重，但多半更贴近小民，百姓们就没有理由假装事不关己了。
在事涉民生的领域，出现亚制度的典型方式是双轨制。高超的中国智慧，似乎不太喜欢那种一竿子插到底的单轨制，因为那样一来，就任何人都不可能相机行事了，那岂不苦了官员？我不知道，西方人对双轨制排斥到什么程度，反正在中国双轨制是常态，就是旧时代也不例外。至少，林则徐就十分清楚，在官场的法定制度之外，有另一套虽不合法但大家都心照不宣地遵守的制度，林也不例外。他对于下级官员送来的“碳敬”，也照收不误。这种现象在中国历史上如此普遍、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吴思先生感慨良多，写了《潜规则》一书来加以分析。顺便指出，潜规则当然是亚制度，但亚制度未必是潜规则；主要的区别是，亚制度可以堂而皇之，不必一定潜着来！
双轨制多不胜数，并非只有官员们才有体会，或许小民们更感触良多。与民生关系最大的几项如下。
价格双轨制——改革开放之初，商品“牌价”还是起作用的。但为了“搞活经济”，不能不听任议价即市场价同时流行。那时，“议价”就是一种亚制度；这种亚制度在其初创期尽显狂暴，催生了开后门、官倒、暴利，以致酿成危机，至今人们都谈虎色变。人们没注意到的倒是：随着市场化的发展，议价逐渐成了正价，双轨终于并成单轨，亚制度也就升为主制度，原来的主制度反而消失了。这个例子表明，亚制度未必一定是什么邪门歪道。
工资双轨制——今天中国的工资制度，肯定是全世界最复杂的。我曾询问一个年青人的收入，他立即掏出工资单，上面分明记着每月3000余元。我说这点太少；不过他很坦率地告诉我：实际收入在万元以上。我不知道洋人是否看得懂这个，中国人则无人不懂，根本无需解释。在很多行业，正式工资已经微不足道，有些人甚至没兴趣领取了。我的一个同行曾经告诉我，他已经十多年没取过工资了，全在银行里放着；其工资外收入有多少，可想而知。我纳闷的是，既然死工资已经完全不能反映收入，老的工资制度实际上已经降为亚制度，怎么就没有人想到要作大幅度的工资改革呢？
就业双轨制——“临时工”在西方也没有消失，但普遍到中国这种程度，甚至成了半壁江山，却闻所未闻。“临时工”当然是一种亚制度，大概是最刺痛人心的一项制度，引发社会问题无数。今天，有迹象表明，两种就业制度似乎处于并轨过程中：“正式职工”的“铁饭碗”在逐步掉价，临时工的权益则似乎有所上升。或许，两种就业制度真正并轨之日，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真正成功之时。
此外，像教育、医疗、养老等领域的双轨制，都越来越令人触目惊心，所积累的社会问题之大，迟早将不可忽略。
今天不难看到，亚制度处于急剧的大变动中：或者上升为主制度，或者与主制度并轨，或者逐渐隐退于无形。不管是哪种情况，都导致亚制度消失。或许，这对于大多数人都是好消息，人们已经厌倦亚制度的喧宾夺主了。但很可能对一部分人是坏消息，这主要是那些有权力制定亚制度的人。他们为什么喜欢甚至偏爱亚制度呢？
一般地回答这一问题并不容易。不同的人对于同一制度，或者一个人对于不同的制度，都可能有不同的评价与取向。下面只能谈到某些主流取向与主要的原因。
贯彻意志——没人敢说，主制度未能体现创制者的意志；否则，创制者当初就另有选择了。在时过境迁之后，创制者本人或者其继任者，可能不满意于主制度，但又不便干脆废除它，于是以某个亚制度来修补，达到贯彻其意志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亚制度的创制恰恰体现了权力者的意志，让他得到了某种随心所欲的快意。亚制度通常比主制度有更大的灵活性，这就使那些执行者有更大的寻利空间，岂不更受欢迎！
例如，垄断定价权，曾经是中国经济的主制度。但后来官场上下都感到这项制度束缚了自己，他们都需要某种亚制度，使定价权适当分散到部门、地方以及企业，亚制度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各级官员的意志。这样一来，亚制度就获得了普遍的支持。
便于控制——能够最有效地控制制度的是谁？一般是创制者。但在大多数情况下，驾驭制度者并非创制者本人，因而都在不同程度上感到制度不便控制。改变这种状况的最简便的办法，是另外创造一个亚制度，而不是整个地更换主制度，那样做或许难度太大，甚至不可能。依据自己意愿制定的亚制度，自然会有更好的可控性。
说明这一点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小组治国”这一亚制度的创制。对于“小组”制度的创制者来说，由国务院各部施政的那种主制度，显然是不便于控制的；而“小组治国”的高度可控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既然如此，他还能不偏爱“小组”吗？
亚制度究竟利弊如何，并不能一概而论。通常，如下三种情况都可能出现。
以优代劣的亚制度——在一个弊病丛生的主制度之旁，由于某种机缘，可能生长出一种亚制度，开始可能作为半合法的制度而存在；凭借其旺盛的生命力，顽强地生存下来，最终取代原有的主制度，成为新的主制度。这一过程，正是制度竞争中的优胜劣汰！
上述形式的优胜劣汰，广泛出现于人类文明史上，是制度更替的一种常态。这样的事例多不胜数，试看数例：
中古时代私营铸币制度取代官营铸币制度；王朝时代的民间书院制度取代朝廷垄断的太学制度；改革开放后，某种程度的自由市场制度取代统制经济制度……。在上述所有情况下，主制度与取代它的亚制度，都有过一段共存的历史，其间优劣异势渐至清晰。
蚀空主制度的亚制度——一项主制度起初未必不具有合理性，但可能渐渐失去生存能力，因而其健全的生命期不长，很快被各种破坏因素所腐蚀而失去生命力，并逐步陷入败亡。在主制度之旁，可能出现从各种途径生长出的亚制度，它们表现出更强的适应性，也表现出对主制度的强烈腐蚀性。正是这些亚制度的腐蚀作用，加速了主制度的衰败。但主制度败亡的结果，未必导致亚制度的胜利，亚制度也可能与主制度一起被新起的革命力量所清除！在这种情况下上演的不是一个优胜劣汰的故事，而是一个同归于败的故事。对于这种情况下的亚制度，未必有什么坚持维护它的道义理由。
这种情况的典型案例是：朱元璋所创立的王朝制度，初期显得生机勃勃，但以比其他王朝更快的速度跌入腐朽与溃败之境；与王朝一起败亡并被扫除的，包括明朝那些高度黑暗的亚制度，如宦官专权制度、奇葩的赋税制度、锦衣卫的特务制度等等。
中性的亚制度——相对于主制度而言，亚制度可能既无效率的优势，亦无道义上的弊端而应当给予谴责，它只是作为主制度的一种无害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亚制度的现实价值与精神价值，都只能给予中性的评价；而对其前景，则依具体情况可能作多种估计。难以一概而论。
试举一例以作说明。现代产业制度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今天已经具有相当成熟、完整的面貌。但是它对产业的统治，也并非无懈可击；即使在最现代化的经济体中，也并非处处是工厂流水线，亦非处处是泰罗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就在最现代化的工厂之旁，或许存在一个小作坊，它以地道的传统工艺，生产着精美的手工产品，这些产品仍然拥有其传统市场；作坊仍然保持着带徒传艺的古老制度。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没有竞争者，因而没有生存问题。这就是与现代产业制度并存的一种亚制度，它的存在仿佛是专为证明：在现代潮流下，“反现代化”也是可能的！今天，这种奇葩亚制度，每天都在给世人证明着现代世界的复杂多面，证明着现代文明的高度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