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历史人物，以下争论是很典型的：
“秦始皇就是英雄！他统一了中国，开创了郡县制度，划一了度量衡，奠定了中国的版图与国家制度，是功垂青史的千古一帝！”
“这就弄颠倒了！秦始皇劳民伤财，焚书坑儒，诛杀无度，荒淫暴虐，开启了两千年的专制王权制度，是不折不扣的千古罪人！”
两种意见如此对立，势同水火，根本没法调和。如果对于其他历史人物的评价也是如此——我们所看到的多半就是如此——那么，今后将无法谈历史了。问题首先出在评价标准上。
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本文主要关注执政者——无论你有意与否，心中必定已预先立下了一个评价标准或尺度，比如文治、武功、善政、教化、才情、思想学术、人格形象及影响力等等。其中每个标准，例如文治，都包含复杂的内容，这些内容多半不可能完全量化，因而是很难比长论短的。这就注定了，在运用这些标准评价特定历史人物时，必定岐见丛生，殊难定论。
鉴于此，还不如将各个评价标准的用法搁置不论，转而考虑似乎更有意义的问题：在评价历史人物的诸多标准中，最首要的标准是什么？例如，对于秦始皇的评价，最首要的标准是武功还是善政？如果在这一点上能达成某种共识，对最终评价的争论很可能就会少得多，完全不致像迄今所见的那样，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首先提出我的根本主张：评价执政者的首要标准应当是善政。
你可能会立即反驳：能这样吗？且慢！与其听你的反驳，还不如我来反驳你：如果不以善政为首要标准，首先考虑其他评价标准能行吗？
武功能作为首要标准吗？如果能，那么成吉思汗就是自古迄今最伟大的人物了。对这个“只会弯弓射大鵰”者情有独钟的人，可能会同意此说；但今天的大多数历史学家就未必这样看了。你可能会说，成吉思汗侵略了他国，其武功固然不可取，秦始皇统一国家的武功则足垂后世。但如果成吉思汗的蒙古帝国能维持至今，那不也是“统一了国家”吗？此中的逻辑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就以统一国家、开拓疆土而言，满清的武功未必亚于秦始皇，为什么不将清帝推向至高无上的地位呢？恐怕有些厚此薄彼吧。
文治能作为首要的标准吗？这要分三种情况考虑。
首先，如果制度足够成熟稳定，那么即使不特别优秀的执政者，也能实现高水平的文治，今天大多数法治国家的执政者恐怕都属这一类。对于这样的执政者也能给予很高的评价吗？
其次，在人治的条件下，在一定时期内，即使恶政也能达到可观的文治，一些君主专制的中东产油国大概就是如此。但这种文治并无价值可言，根本不值得后世效法，而且它很可能只是不可避免的灾难的前奏。属于以上情况的执政者显然不值得获得很高的评价。
最后，如果是依善政而至于文治，那么值得肯定的已是善政，而不是文治，因而与我的主张无异了。
才情能作为首要的标准吗？对于评价文学人物来说，这一选择当然值得考虑。不过，本文的主要兴趣在于评价政治人物，以才情作为首要标准就未必合适了。如果那样的话，隋炀帝的话就真有道理了：“就论文才，也该由我来做皇帝！”众所周知，隋炀帝颇有文才，却是史上最坏的皇帝之一。
不必举更多的例子了，现在已可肯定，除了善政之外，其他因素都不宜作为评价当权历史人物的首要标准。但仍然需要进一步说明，为什么善政最适于作为评价统治者的首要标准。
确立一项评价标准，实际上就是确立一种价值。尽管评价对象是历史人物，所确立的价值却是当代人的价值——此处不妨联系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的一句名言：任何真历史都是当代史。注意到这一点，就明白应如何来选择评价标准了：
选择的标准所体现的价值，应当恰好是当代人认可且竭力弘扬的价值；而首要标准所体现的价值，则应当是当代人所认可的最高价值。
那么，当代人所认可的最高价值，是赫赫武功吗？是皇权永固吗？是顺民烈女榜样高悬吗？是尧舜文武圣教传承吗？全都不是！至于善政，即使对于当代人，也是首要关注之所在；或者说，在当代人看来，正是善政体现了最高的价值。既然如此，以善政作为评价执政者的首要标准，也就顺理成章了。
谈到善政，至少涉及三项内容：善政制度；善政政绩；执政者的德行。为便于对照，下面主要以唐太宗与秦始皇这两个著名历史人物作为说明的例子。
首先，在制度、政绩与德行这三个方面，对唐太宗都值得给予很高的评价。在房玄龄、魏征等人的辅佐下，唐太宗参照隋制，创设了很具特色的土地、财政与官吏制度；他励精图治，文武兼备，实现了光照千古的贞观之治。作为帝王，唐太宗的德行亦堪为榜样，尽管“玄武门之变”给他多少留下了污点；当然，他那时也确有其不得已之处。
现在将秦始皇与唐太宗对照一下。不错，秦始皇也是伟大的制度创新者，但他所奠定的制度恰是恶政的渊薮，而非善政的摇篮。秦始皇执政年数与唐太宗略同，但其结果则迥然有别，始皇时代的天下涂炭与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根本不可同日而语。就德行而言，秦始皇的残暴歹毒、荒淫无道，也是与唐太宗的从谏如流、节俭有度相去甚远的。鉴于此，对于唐太宗的评价，就不能不远在秦始皇之上了。实际上，唐太宗与秦始皇，应当分别作为史上最好的皇帝与最坏的皇帝而载入史册。
至此，对本文开头提到的争论，就只能作如下结论：秦始皇不仅不是张艺谋所主张的盖世英雄，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千古罪人。
今天，秦始皇与唐太宗都已灰飞烟灭，无论今人如何评价，他们都一概不知了。但这些评价却不能不受到当代人的注意，仍然会使他们深思、激动或者忧伤。
这就涉及一个根本问题：评价历史人物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已经提到，任何历史实际上都是当代史。既然如此，评价历史人物就只能服务于当代的目标了。
人们经常大声疾呼要恢复历史的公正，所说的难道不正是当代人眼中的公正吗？对于历史人物的善的褒奖，唯一的意义就在于，它将激励当代人的善行。反之，对历史人物的恶的忽视与开脱，其后果只能是，对当代人恶行的纵容与鼓励！
两千年来，对于秦始皇的评价其实早有定论，且朝野并无太大的分歧。秦始皇不过是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一具僵尸，其本身并无任何能量。如果说他还有什么正面作用，那就是作为暴君典型而警示后人。那些执意要为秦始皇翻案的人——居然还有这样的人就足以令人心寒——倒不在于对嬴政其人有什么特别关爱，而是出于对自身功过论定的关切。恰因如此，对秦始皇的评价才有其重要性，才依然使当代人如此纠结。
对于秦始皇的肯定只能意味着，致使千百万人蒙难的种种恶行，不仅无罪，而且还应得到鼓励。这可是对当代正面价值的一个巨大威胁，正是这种现实的威胁，才促使人们警醒，才不再认为秦始皇是一个不值得关注的死人。
称颂秦始皇，就意味着，为实现帝王的意志，可以不择手段，即使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为代价，也可以在所不惜。帝王的意志，就是天意，就是上帝的指令，它能以其狂暴的力量折服任何异议与抗争，以白骨筑成长城，以血肉铺成驰道，从万千生命的尸骸中开辟出自己的道路，毁灭可能妨碍它的一切。
称颂秦始皇，就意味着，帝王是唯一可教化万民的导师，是唯一拥有思考权利的人。宇内混一，岂止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也是“天下之学莫非王法”，连尧舜文武周公孔孟之徒，尚且要被逐出思想的殿堂，岂能容忍民间的私学、私教与私艺！任何民间智力活动都应被禁绝，直至真正愚天下之民！
称颂秦始皇，就意味着，翦灭知识界是思想定于一尊的必要步骤，而焚书坑儒则是达此目的的上策。坑杀460个儒生不仅不是罪恶，而且还远远不够，应该百倍行之！仅仅在咸阳坑杀，不免效率太低，应该激励天下子民，群起而坑之，让可恶的反动儒生被淹没在群众运动的洪流中，从此天下太平。
称颂秦始皇，就应“百代皆行秦政制”。秦始皇所设计的政治制度，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纯粹的官僚集权制度：社会底层是被称为黔首的芸芸众生，其上矗立着一个官僚金字塔，金字塔的塔身是等级制的官僚群体，而皇帝则高踞于金字塔的顶端。
这个制度纯粹到如此地步，以致在任何社会中作为制度润滑剂而存在的文人、教师、师爷、艺人、游侠、隐士、道长等等，一概不允许存在。这样一来，帝王的潜在敌人就被压缩到最低限度；同时，社会的生命力也就被压制到最低限度。这样的制度之几乎不能存活，已经被秦帝国二世而亡所证明。要在20世纪恢复这一制度，那真是需要非同寻常的勇气与想象力！
秦始皇这具僵尸，实在早已臭不可闻，硬要化腐朽为神奇，谈何容易！于是就有人大发奇想：让马克思来帮一帮秦始皇，难道就不能马克思加秦始皇？
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加法真是闻所未闻！只是相加的结果等于什么呢？大概是无以名之，竟没有写出来。无论常识上还是逻辑上都很显然，能够相加的两项总该属于同类才是。那么，马克思与秦始皇属于同类吗？
马克思虽非圣人，但无论其拥趸还是批评者，总归认可他是一个学贯古今的伟大学者，怎能与一个浅陋晦暗、野蛮残暴的古代帝王比肩并立呢？不是很多人排队等待着去见马克思吗，马克思在天之灵灿然有知是无疑的了。
那么，你怎么知道马克思会愿意见秦始皇呢？你有什么理由竟自信能代表马克思答应见秦始皇呢？再者，千古一帝的秦始皇，从来不容许除自己之外的任何权威，想必也不会容忍马克思这样的“大儒”，他怎么会容许将自己与马克思扯到一块呢？看来，将马克思与秦始皇加起来，首先就违背了双方的意愿。
实际上，主张马克思加秦始皇的真正的意图并不在此，只不过是试图将马克思的外衣披在秦始皇身上罢了。但那能合身吗？
